從北京天安門廣場往南行，僅僅五公里左右，過了南三環線，你的眼前就呈現出一派擁擠忙亂的景象。大小汽車、三輪車，甚至還有老北京特有的毛驢車，在喧囂中穿梭着。背着大包小包的人們從你的身邊匆匆地掠過，偶爾你還會發現這些衣履不整的外鄉人會掏出一個時髦的大哥大用你聽不懂的方言大聲地嚷着什麼。

　　放眼望去，你的四週，是一處處臨時搭起的磚棚，它們沿着百年老胡同頑強而無序地向四處蔓伸，一塊塊橫七豎八地寫着“成衣店”“美容屋”“粉幹店”的招牌讓你眼花繚亂。在馬路邊的菜市場上，到處可見只有南方人才喜歡吃的海蜇皮、蝦米、蟶子和魚乾等，到了夏天，臭魚爛蝦的氣味讓路人每每掩鼻而過。這裡的一切，從景物到空氣，似乎都不是屬於從容而空曠的大北方的，而更多地升騰着來自南方的鹹濕的氣息。

　　這是在北京？在一個離天安門廣場只有5公里的地方？

　　在當地區政府寫給北京市的一份正式文件中這樣寫道：“本地人口14萬，外來人口近10萬，幾乎均為浙江溫州人……京城人不知大紅門南苑鄉者有之，不知‘浙江村’者幾無……”

　　悄悄進了北京城

　　很顯然，北京的浙江村不是溫州人在全國各地形成的第一個聚居區。相反，在它初步形成的20世紀90年代初，大江南北起碼已經有了100個以上這樣的“社區”。

　　由於商品經濟的萌芽，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溫州人已經開始了小商品的流通。溫州地處浙南一隅，沒有可能成為輻射全國的流通中心，於是，“走出去”成為了溫州商人惟一的生存選擇。有資料顯示，最興旺的時候，有100多萬的溫州人行走在全國各地。也就是説，每5個溫州人中就有一個在外經商謀生。中國的移民問題專家在研究當代移民族群時發現了一個十分獨特的現象：按一般規律，移民總是從邊緣地帶向中原地帶、從貧困地帶向繁榮地帶、從戰亂地帶向平安地帶流動。但是，溫州人卻是逆向而行，他們的出發地是經濟發達的東南沿海，目的地卻是較為貧困或商品活動較為遲滯的三北地區和中南、西南大山區。

　　1986年，中國輕工總會曾經陸續收到一些城市的投訴，驚稱全國的羊毛衫價格被一群溫州農民壟斷了，總會遂派專人趕赴各地暗訪。不訪不知道，市場現狀讓專家們大吃一驚。原來國內各大城市的大中型商場已有一半左右的羊毛衫櫃&被溫州商販租賃、承包了。他們的一舉一動、一反一復，足以讓市場波瀾橫生。

　　有資料顯示，在1990年前後的全國各大中商場，有1萬多名來自永嘉橋頭紐扣市場的商販佔據了7000個紐扣櫃&，有2萬以上的溫州人佔據了1萬多個皮鞋櫃&。此外，在西裝、童裝、皮衣和玩具等櫃&前也無不閃現着溫州人的身影。實際上，這些滲透在各個銷售渠道中的溫州商人已經成為溫州商品經濟放飛在中國經濟大地上的一隻只有長線牽引着的“經濟風箏”。溫州人以其商品經營和人際地緣關係為核心，形成了一個全國性的“流動經濟網絡”，在這張龐大的網絡中，數以百計的“溫州街”“浙江村”便成為其中一個相對固定的、較成規模的“結”。

　　項飚可能是所有&&浙江村的溫州人中學歷最高的一個。這位來自溫州的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的研究生，從1992年到1998年的6年裏，一直把對北京浙江村的觀察當成他的最重要的課業研究。這裡有他的親朋好友，有他的父老鄉親，因而，他的觀察便顯得十分的真誠而實際。

　　用社會學碩士項飚的社會學詞彙來表述，浙江村是一個“非正式的經濟社區”。在剛剛開始走進浙江村的時候，項飚在他的觀察筆記中不無迷茫地寫道：這裡就像一團生物學上説的原生質，固然有簡單的分化，彼此不同，卻形不成結構。沒有有效的整合，&&都是松散的。如果每個人對他們所處的集體沒有歸屬感，那麼這個集體很難作為一個整體來發展。生活在裏面的不會感到安全，這可能正是浙江村如此混亂的原因……我寄希望於個體協會、商會等自我形成的中介組織的出現，起到核心和組織的作用。（見項飚著：《跨越邊界的社區》第21頁，三聯書店2000年版）

　　關於北京浙江村的起源，隨着時光的消磨，迄今已成為了一則傳奇。一個流傳最廣的説法是：1983年前後，樂清農民盧畢澤和盧畢良兄弟倆在內蒙古包頭經營服裝虧了本，回家途中路過北京。老大走南闖北就是沒有進過京城，於是便在北京站下了火車，想第二天看一眼天安門也算不枉此生。走在了大街上，兄弟倆發現北京城竟沒有他們想象中管治得那麼嚴，街頭巷尾到處可見敞着嗓子叫賣的商販，於是兩人索性把肩上打好包的上百件服裝打開，也練起攤來，誰知這一堆在包頭都賣不掉的衣服卻在北京成了搶手貨，轉眼間就一件不剩了。

　　“北京的生意好做。”盧家兄弟憑直覺得出了這樣的結論。第二天，他們東摸西拐地到了南面的豐台區，租了間農民房，買了一台縫紉機，搭起了裁剪&，就這樣開起了一個專門生産“時髦的溫州服裝”的小作坊。很快，消息一傳十、十傳百，越來越多的溫州老鄉尾隨而來。北京本來就是一個西去東往的中轉站，既然這裡生意好做，又何必去別的小地方。沒多久，在南苑鄉的大紅門一帶，就聚居起了數萬的溫州服裝專業戶。

　　神不知鬼不覺地，一個規模不小卻沒有任何準生證的浙江村就這樣呱呱落地了。

　　一直到很久以後，浙江村都僅僅是一個“存在”的名詞，它既不是一個行政村，也不歸屬於某個社區，儘管“村民”們幾乎個個都是腰纏數十萬乃至數百萬元的商人，可説到身份依然是千里以外的戶籍所在地的農民。一個十分耐人尋味的細節是，他們連收一封信，都要比北京人多交一塊錢給“特設”的郵遞部門，因為這裡連個郵筒也沒有。至於為什麼不設，説來説去還是“身份不明”。

　　然而，作為社區實體存在的浙江村卻散發出逼人的經濟能量。溫州人在這裡集資興建了近20個服裝專業市場，年營業額達數十億元，成為東北、華北地區中低檔服裝業的産銷基地。

　　曾有人將浙江村與幾乎同時出現的北京西北部的中關村進行了對比。後者，通過20來年的發展，已成為中國信息産業最為密集的“硅谷”，成為中國新科技高地的象徵，有“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東，21世紀看中關村”的説法。而浙江村則始終只是北京外地人群落的代表，在北京城類似浙江村的還有以清真飲食業為生的新疆村，以廢舊物品回收、拾荒及運輸為生的河南村，以糧食、土特産經銷為生的河北村，以及從安徽成群而來的小保姆。有統計顯示，目前北京市的外來人口已達450萬，也就是説，每4個人中便有一個外來人。

　　可對這龐大的數百萬人口的管理卻一直徘徊在體制之外。

　　浙江村的地域範圍主要涉及南苑鄉和周圍的8個街道辦事處，但是管理部門卻涉及5個工商所、1個警署、10個派出所、3個房管所和2個稅務所，多頭管理，多頭收費，卻無人負責。正如項飚所觀察到的：大紅門一帶地處北京的城郊結合部，城市的“單位—街道—居委會”的管理體系與農村的“鄉鎮—行政村—自然村”的管理體系在這裡互相交錯和推委，往往使這樣的區域成為“行政管理的真空地帶”。

　　一個令外來生意人難以接受的事實是，對於身份不明的外來人，城市配套的服務是無法享受的，可是管理的鏈條卻是越拉越長。北京對外來經營者一律要求有身份證，並按規定須辦理暫住證、婚育證、學歷證、進京證、外出務工證明、場地使用證、經營執照等。其最後的監督者被設定為工商部門，也就是説如果沒有前面這幾個花花綠綠的證件，就不準辦經營執照。換言之，如果外來者打定主意不去辦經營執照，則其他幾個證件的約束作用也隨之失效。這種鏈條式的管理模式顯然是繁瑣和低效的。

　　所以，許多來浙江村的人甘願做三無人員，和管理部門打遊擊。一位叫史利的社會觀察人士歸納出了“幾多幾少”：婆婆多，當家少；收費多，管理少；扯皮多，配合少；管制多，服務少。很顯然，缺乏互動和彈性、以管制為最高原則的管理體制，使浙江村十多年來始終處於一種混亂和無序的狀態。(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