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文貴的故事基本上是柳市故事的注腳。

　　這個故事發生在蒼南縣金鄉——與柳市相距大約100多公里的另一個溫州小鎮。

　　金鄉原稱金舟衛，明太祖洪武二十年為防倭寇侵擾，建立了十華里長的衛城。後改稱金鄉衛。清康熙九年降為鎮。這裡土地稀缺，又地處天涯死角，多少年來都是遠近聞名的討飯村。1978年，新鎮委書記到任的當天，金鄉人貼出了這樣的海報以示歡迎：“今晚召開要飯吃、要工做大會，敬請書記蒞臨指導。”

　　沒想到，幾年後，金鄉竟真的變成了“金子”之鄉。

　　葉文貴便是掘出了第一桶金子的人。

　　這個長相很鄉土的漢子腦子鬼靈，有一手電工絕活。有點本事，又有了政策機會，就坐不住了。1980年起，他先後辦了軋鋁廠、高頻機廠、壓延薄膜廠、微機儀器廠、鉛箔廠，辦一個火一個。

　　葉文貴開始富甲一方，顯赫一時。費孝通在他的廠裏轉了三圈，説：“了不起的新型企業家。”加拿大著名機電學教授鮑勃惠也不遠萬里來到中國，跑去看葉文貴：“在中國農村，想不到有你這樣的奇人。”

　　地方政府也注意上了他。縣裏領導幾次登門，告訴他為家鄉作貢獻不光光是辦好自己的廠子，還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1984年5月，《人民日報》頭版刊登了一條消息。消息説，浙江省溫州市蒼南縣金鄉鎮家庭工業專業戶葉文貴被縣政府破格提拔為金鄉區副區長。

　　個體私營業主竟當上了正經八百的堂堂父母官，這的確是破格，是只有溫州人才做得出的中國改革“第一”。
葉文貴更忙了。除了管廠子、跑業務，還得不停地開會、開會。光榮感和興奮勁過後，他有些厭倦了。這官當得太累。

　　對葉文貴深表同情的新華社常駐溫州的著名記者張和平寫了一篇內部材料，題為《葉文貴當副區長的煩惱》。
後來，領導有了批示。再後來，葉文貴被悄悄免職。

　　差不多過了兩年，浙江召開全省首屆家庭工業會議。葉文貴成了預備成立的省家庭工業協會會長的惟一候選人。他的毛病又犯了，怎麼説也不願挑這副多少人望眼欲穿的重擔。理由是：怕開會，怕做報告，怕耽誤時間。

　　葉文貴有自己更雄心勃勃的理想和抱負，他要造電動轎車。

　　80年代末，他覺得動手的時候到了。他停下手中全部的生意，閉門謝客，一心一意做起了“中國農民的轎車夢”。

　　各方面——包括地方政府對他的熱情漸漸地消退。他不再有迷人的光環。

　　幾年後，丁丁噹噹的榔頭和不算先進的機床竟也掀開了夢的一角。葉文貴的電動轎車真的動起來了。充一夜電能跑上百十公里呢。

　　崎嶇的鄉間山路上，電動轎車像小馬駒似地顛着。葉文貴的心也隨之激動地狂跳。

　　然而，這幾乎是一開始就註定將以悲劇結尾的故事。電動轎車從夢想到商品，需要更完善的技術、更鉅額的資金。葉文貴不得不四處奔走。但作為一位山岙裏的普通的農民商人，他的聲音是微弱的。

　　有媒體就此評點説，在溫州金鄉點燃的“中國農民的轎車夢”，最終演變成了“一個中國農民和一個中國農民的轎車夢”。

　　葉文貴耗盡了千萬家財，背上了沉重的債務。他發現了自己的孤獨。

　　十年後，通過朋友的再三聯絡，我們找到了早已不再接受任何採訪的葉文貴。偌大的廠區寂寥無聲。葉文貴默默

　　地領我們來到廠區的一角，荒草叢中，靜靜地躺着十多個銹跡斑斑的鋼鐵軀殼。

　　夕陽的余暉無聲地撒落。我們突然感到了一種從未有過的悲涼。背過身，淚滿衣襟。

　　葉文貴失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發展目標的鎖定上過於羅曼蒂克，在具體運作上脫離了實際……除此之外，還有一點也是不能不提及的，那就是：他一腳踏進了堂吉訶德般獨鬥風車的黑胡同，近似於閉門造車，沒有充分動員與整合社會資源。

　　政府與政治，是動員、整合社會資源的最強大的力量。依靠這一強大的力量，葉文貴不是沒有可能。然而他放棄了。機會，從他的手指縫間無聲滑落。

　　事實上，在世界範圍內，許多成功的企業家往往注重通過各種渠道，為自己的經營目標調動所有能調動的社會資源。

　　100多年前，著名的德國奔馳汽車公司的開山之父卡爾本茨先生就對屬下有過這樣的訓詞：請記住，與政府修好，是本公司最大的公共關係。

　　區別也許是，在中國，最大的公共關係不僅僅表現為“企業—政府”這樣的雙邊關係，而是呈現“企業—政治—政府”這樣更趨複雜的多邊關係。

　　值得進一步觀察的是，作為中國新生經濟力量的民營企業，講政治、與政府修好並不單純是為調動社會資源那麼簡單。

　　長期邊緣化的地位和所有制甄別，使他們備感惶恐和苦惱。雖然這個問題已經得到了相當程度的改觀，但誰也不敢説已經徹底解決了。他們渴望認同、渴望融入，他們渴望完全成為“自己人”。

　　塞繆爾亨廷頓在他著名的《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一書中這樣認為，一種政治體系要成功地適應現代化，必須首先能夠革新政策，也就是説，必須首先能夠通過國家行動促進社會和經濟的改革。第二個必要條件是能夠把那些産生於現代化並因現代化而達到新的社會覺悟的社會力量成功地吸收在這一體系中。

　　很顯然，這種成功地“被吸收”，還需要我們打開通道。在民營企業建立黨組織、允許符合條件的私營業主入黨，已經使這條通道變得寬敞起來。

　　但還有許多事情要做。比如，中國民營經濟存在的基礎——私有財産的安全性，也還處在並不清晰的灰色地帶。
據悉，1998年，國家立法機關委託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梁慧星教授等9位專家成立工作小組，制定我國第一部關於財産保護的法律——《物權法》的起草。經工作小組討論，委託梁慧星教授具體起草《物權法》。

　　梁教授為此接受了《南方周末》記者的專訪。

　　記者：您説的我國財産關係基本準則不完善，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

　　梁慧星：主要是我們給財産保護劃分了等級，實行等級制保護，對不同財産區別對待，這是不公正的。比如，長期以來我們説“公有財産神聖不可侵犯”，這實際上意味着其他財産可以侵犯。在我們傳統的體制和觀念中，國家財産的保護是第一位的，集體的是第二位，然後才是合資、獨資和個人的。這就造成了私有財産的不安全性。一些民營企業家會想：公有財産神聖不可侵犯，不就是説我的財産可以侵犯嗎？

　　記者：國內近年有大量資金流到國外。據有關部門透露，1999年中國資金外逃高達480億美元。這同我國財産保護規則的不完善有關嗎？

　　梁慧星：不止有關，還是主要原因。多年來，個人財産在我們的制度中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人們總是有這樣那樣的財産會被剝奪的擔心。

　　記者：也就是經濟學上説的沒有預期？

　　梁慧星：對。沒有預期，他們就千方百計把財富從生産中抽出來，揮霍掉、轉到外面去。或者，官商勾結，用權力來保護財産，造成大量的權力尋租，貪污腐敗橫行。個人財産、企業財産與政府的關係必須進入制度和法律的通道，法治才是財産的最終保障者和腐敗的有效制約者。

　　記者：《物權法草案》將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梁慧星：我們提出合法財産一體化保護，這是公正的。我們不管什麼所有制，只要合法，我們同樣保護，不分高低貴賤。民營企業家無需憂慮，我們可以使他們放心，私有財産在這個制度裏已有保障了。

　　梁教授補充説，《物權法草案》於1999年10月完成，共435條，70多萬字，並已遞交給全國人大法制工作委員會。
2001年3月4日上午，九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新聞發言人曾建徽在首次新聞發布會上宣布，為了規範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財産關係，全國人大正在討論制定《物權法》，有望在本屆全國人大任期內即2003年3月前通過。(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