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眼裏的溫州

　　費孝通——小商品，大市場

　　溫州地區的歷史傳統是“八仙過海”，是石刻、竹編、彈花、箍桶、縫紉、理髮、廚師等百工手藝人和挑擔賣糖、賣小百貨的生意郎周游各地，掙錢回鄉，養家立業。

　　這次我在永嘉橋頭鎮遇到的生意郎，勾起了我對半個世紀前的一段往事的回憶。那是1937年的夏天，我從倫敦到柏林去和我的哥哥一起度假。一天，有人敲我們的房門，打開一看是一位拎着手提箱的中國人。異國遇鄉人自然是大喜過望，可我們彼此的方言不同，話語不通。只見他極有禮貌地鞠了個躬，然後打開手提箱，一看裏面都是一些日用小百貨，看來他是請我們買東西的。他走後，哥哥對我説：“在柏林、巴黎等歐洲大陸的不少城市中，這樣的小生意人數以萬計。他們大多來自溫州、青田一帶。起初他們背着青田石漂洋過海，在意大利、法國、德國做石刻手藝。待到石頭用完了，就轉而做小買賣。這些人靠着挨家挨戶地送貨上門和彬彬有禮的優良服務態度，經商賺錢。”1938年我回國時，打聽到法國馬賽有一些往返中國的輪船，有為歐洲華僑專設的低價統艙，我就買了這種船票。在統艙裏我結識了一些語言相通的朋友，了解到他們千辛萬苦的經歷，可是從他們的臉上卻看不出有絲毫痛苦的痕跡。

　　這樣的歷史傳統，推動了今天溫州農村經濟以商帶工的“小商品，大市場”的格局的形成。

　　從這一特點看去，“溫州模式”就超出了區域範圍，而在全國範圍帶有普遍意義。農村經濟體制的改革，使農村的商品生産迅速發展。商品生産本身就要求有相應的流通服務，在原來的體制下過於單一的渠道已遠遠不能適應農村商品生産的需要。由於這種流通渠道與生産脫節，這就迫使溫州的農民自己行動起來組織流通網絡。他們依靠自己傳統的才能和遍及全國的手藝人，通過自己組織起來的這種流通網絡，形成了面向全國的大市場，為流通體制的改革創造了新鮮經驗，為從根本上解決買難賣難問題樹立了一個標本。所以我認為“溫州模式”的重要意義倒不在它發展了家庭工業，而在於它提出了一個民間自發的遍及全國的小商品大市場，直接在生産者和消費者之間建立起一個無孔不入的流通網絡。

　　鐘朋榮——向溫州人學什麼？

　　中國有句俗話，“大活人不能被尿憋死”。然而，在我國由於思想禁錮比較嚴重，活人被尿憋死的事時有發生。直到現在，依然如此。

　　溫州人可不這麼做。溫州人是否幹某件事情，既不看偉人講了沒有，也不看別人做過沒有，只是看實踐中需要不需要，實踐中能不能做得通。只要實踐中需要的而且又能做通的，他們都會千方百計地去做。農民手裏有錢卻沒有城鎮戶口，進不了城，他們就集資建一個農民城；城裏的國營商場不賣溫州産品，他們就把國有商場的櫃&租下來自己賣，在全國一下子就租了5萬個；從外地回溫州沒有航班，他們就包飛機，自己開闢航線；國家銀行不給貸款，他們就創辦信用社、基金會，發展民間金融，實行浮動利率，自己給自己找資金；分散的家庭經濟規模，而且被斥之為私有制的樣板，他們就創造了股份合作制，既解決規模小的問題，又戴上了公有制的帽子。

　　可見，在溫州的經濟模式之後，隱藏着一個更重要的“模式”，即溫州人的思維無模式。這個思維的特點是：不是從教條出發，而是從實際出發；敢闖敢試，敢為天下先。不管什麼事情，不管你旁人怎麼講，我都要試試看。試不成拉倒，試成了就要千方百計地堅持下去。同時，在溫州人思維中，沒有“等、靠、要”這一説。
最近幾年，全國到溫州學習取經的人不少。但人們似乎比較注重溫州改革發展經濟的具體措施和方法。我在前面也介紹了溫州發展經濟的一些方法，如“一鄉一品”的産業模式、百萬游商走遍全國的市場開發模式等等。然而，溫州模式的核心或精髓，是溫州人的精神。

　　“愛拼才會贏”，這是一首流行歌曲。這首歌曲描述了我國東南沿海地區人們共同的思維特徵，而這一特徵在溫州人那裏顯得更加突出。 溫州人精神可以概括為：白手起家、艱苦奮鬥的創業精神；不等不靠、依靠自己的自主精神；闖蕩天下、四海為家的開拓精神；敢於創新、善於創新的創新精神。向溫州學習，關鍵是要學習溫州人的這種精神。在溫州，正是由於有這種思維，才有一系列的創新，才有溫州模式和溫州的經濟奇蹟。可以説，溫州的經濟模式是溫州人思維的産物。

　　杜潤生——一個自發的秩序

　　溫州經濟，民辦、民營、民有、民享。它是自發的，又是穩定的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秩序。

　　過去，社會上有兩種主張：一種認為可以設計一個改造社會的藍圖。未來社會生産和分配是什麼樣子，文化是什麼樣子，政治組織是什麼樣子，人們的工作、生活、學習是什麼樣子，在藍圖中都可以設計得非常具體。持這種主張並作過這樣設計的，不少人是一些偉大的學者。另一種主張認為，對於社會發展指出大方向和基本規律是可能的，但不應搞很具體的設計藍圖，而任由群眾為自己的利益奮鬥，合力增加社會福利，形成自發擴張秩序。歷史證明，在社會發展領域，藍圖和實際往往會有很大的距離。預先設計得越具體，越難以符合實際，最終陷於空想。比如説，過去曾有過空想的社會主義，並沒有成功，結果被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所代替，使社會主義由空想變為科學。儘管如此，社會主義事業畢竟還是在實踐當中，人們受信息供給的限制，總難免犯理想主義式錯誤。比如説，我們曾要求全社會清一色的公有制和惟一的按勞分配形式並存，不容有其他的所有制和分配形式並存，這種設計至少是不適合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結果在實行了20年後，不得不進行改革。

　　歷史表明，在自發秩序下，出現先行者的實踐樣板，産生誘導作用，通過相互博弈，不斷擴張完善，形成新的體制、新的制度，這正是一般性規律。

　　溫州經濟就是一個實證。在本世紀50年代，永嘉縣農民自發地搞包産到戶，得到中共永嘉縣委的支持，溫州地區千余村莊群起仿傚。不料遭遇挫折，一度被打了下去，永嘉縣委幾位領導人都受了處分。但是溫州人並不從此甘心，他們繼續走永嘉縣的道路，包産到戶，幾起幾落，還把這種自發機制引到城市裏面去，另辟蹊徑。 浙江土地太少，人口太多。溫州人從明清兩代起就到外地經營，有的還出海渡洋，到外國去創業。新中國成立以後外出受到限制，他們只能就地在農業以外尋找就業機會。從此開始搞小商品生産，如服裝、鞋帽、低壓電器、眼鏡、商標牌等。“小商品，大市場”，吸引了越來越多的投資主體。改革開放以後，實現了市場取向，家庭經營的個體經濟私人企業因而獲得大發展，結果形成了一個中小企業大群體。論其特色，它是一種高於個體經濟基礎上的自發的、擴張的經濟秩序。這個秩序從永嘉的農業開始，發展到溫州全境，從溫州、台州，一直擴展到全省，使浙江從一個資源小省變成經濟大省。現在浙江與廣東並駕齊驅，國內生産總值達7000多億元。

　　溫州能有今天，我以為最值得注意的一條是，當地政府職能簡化。政府對微觀經濟及其日常經營，始終不去直接干預，而把主要精力都用來改善宏觀環境，搞好建設規劃，制定游戲規則，依法實行社會監督，興辦公益事業，提供公共服務，完善稅收制度，充實財政實力，搞好基礎建設等方面。從前看到的那種荒涼、臟亂的景象已不復見。現在道路寬敞，市面乾淨、衞生，交通發達，電力供應、電信服務良好。這就實現了中央説的，真正加強了政府對經濟的控制力。 中共浙江省委明確地提出了“三個放手”：放手發展市場經濟，放手發展多种經營，放手發展比較優勢。“三個放手”從宏觀政策高度，肯定了自發的發展秩序，使之成為全浙江省的經濟發展取向。現在大家都已看到浙江的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同那裏的個人經濟收益協調均衡發展的新格局。可謂市場繁榮，社會穩定，前景廣闊。

　　吳敬璉——民間力量的成長有利於改革

　　1998年，在全國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我從溫州考察回來，寫了一封信給朱基總理，提出應當搞活民營中小企業。朱總理加了&&肯定的按語。一時間，學習溫州發展中小企業成為風尚。

　　之後，國家經委主任曾培炎也到溫州，沿着我去過的企業看了一圈。調查回來稱“去晚了”“嚇了一跳”“想不到”。過後不久，國家經委&&取消對民營企業的歧視性政策。啟動這一政策期間，全國還在“保八”，而當年上半年溫州工業增長12％，這樣的速度是令人驚訝的。

　　溫州以中小民營企業為主，是有競爭力的。溫州讓我得出結論：在一些地方，已經形成具有很強活力的中小企業群，只要我們採取措施，支持它們的發展並積極加以引導，很快就會在全國形成一些或大或小的“增長極”。他們的投資和擴張活動所創造的需求，將拉動自身生産的進一步擴張和其他地區的經濟復蘇，從而形成供給與需求相互拉動的良性循環局面。這樣，國民經濟這盤棋就能全局皆活。這正是我們要努力爭取達到的。 全國每年有500萬到1000萬下崗工人，溫州沒有下崗人員。為什麼？中小企業吸收了。溫州給我們指出了一條路：中小企業，特別是鄉鎮中小企業，是吸收消化勞動力的好途徑。

　　同時，中國經濟的發展需要社會力量的支持，從這個角度看，也希望各地能像溫州那樣，中小企業家和其他民間力量能夠成長起來。如果他們成長起來，就會有越來越多的人支持一個有利於大眾的改革。

　　（摘自《?望周刊》《中國經濟時報》《南方周末》等）(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