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案一

　　溫州新民諺

　　50年代是前線（與台灣相隔不遠，地處戰爭前線）；

　　60年代是火線（“文化大革命”時期武鬥不斷，炮火連天）；

　　70年代是短線（粉碎“四人幫”後又成經濟建設短線）；

　　80年代才奔上起跑線（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走上致富路）。

　　説溫州“糟得很”：

　　平陽討飯，文成人販，洞頭貸款，永嘉單幹，市區到處擺小攤，溫州資本主義在氾濫。

　　黑（走私）；

　　白（漫山遍野建椅子墳使青山白化）；

　　黃（淫穢書刊錄像無所不在）；

　　假（假冒偽劣商品多）；

　　騙（詐騙行為屢禁難止）。

　　十萬購銷大軍=十萬細菌

　　溫州=瘟州

　　説溫州“好得很”：

　　十萬元是貧困戶，百萬元才起步，千萬元才算富。

　　看鄉鎮企業到蘇南，看家庭工業到浙南。

　　政府一毛不拔，事業興旺發達。

　　説“溫州經驗”：

　　不惟上，不惟書，只惟實。

　　多種成分一起上，多個輪子一起轉，不惟成分看實踐，不摳比例看發展。

　　三天一小樣，七天成批量。天天有新樣，家家不一樣。

　　説“溫州人精神”：

　　頭髮都是空心的，裏面藏着智慧。

　　跑千山萬水，説千言萬語，想千方百計，嘗千辛萬苦，掙千金萬銀。

　　有人的地方就有溫州人。

　　不找市長找市場，不説下崗言轉崗。

　　檔案二

　　尋根葉適——800年前的溫州“搖滾”

　　一位有聲望的經濟學家從京城風塵僕僕趕到溫州，放言要寫一本精闢剖析溫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的宏篇巨作。

　　半個月後，老先生離開這片土地的時候，對溫州人和林林總總的溫州經濟現象只丟下意味深長的寥寥四個字：渾然天成。

　　他進一步解釋稱，溫州人的價值理念及所謂經濟模式的選擇，與其説是上個世紀80年代後的給予和再造，不如説是本原性發展衝動的天然釋放，是一種淵源的自由流向。 既然是淵源，我們就有必要從社會歷史“基因圖譜”的角度作一番探尋。

　　一不小心，我們來到了800年前。

　　宋代，中國大儒家學説的浩浩軍陣中斜殺出一彪革新派——永嘉學派，在當時與朱熹道學、陸九淵心學成鼎足之勢。

　　永嘉學派起於北宋的周行己，此後還有鄭伯熊、薛季宣、陳傅良等，集大成於南宋的葉適。他們都是永嘉（歷史上溫州的別稱）人，故稱永嘉之學。

　　葉適（公元1150－1223年），字正則，定居於永嘉城南水心村（今溫州鹿城區水心街道），世稱水心先生。葉適理論體系中最為後人側目的是提倡功利之學，講究經世致用：“無功利，則道義者乃無用之虛語爾”（葉適：《習學紀言序目漢書三》）。他提出不應“以義抑利”，而應“以利和義”，主張“以利與人……故道義光明”。這與千年以來早已深入中國人骨髓的“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以及“謀道不謀食”的正統儒學大相徑庭。

　　能讓我們找到興奮點的葉適經濟思想還有：

　　一、 反對崇本（農業）抑末（工商業）。更確切地説，並不是反對崇本，只是反對為崇本而抑末，主張把國力的培育建立在繁榮工商業的基礎上：“通商惠工，皆以國家之力扶持商賈，流通貨幣……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後治化興，抑末厚本，非正論也。” 二、 在經濟發展上，反對重官（政府）抑私（民營），國家不應對經濟生活作過多的限制性干預，主張實行比較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他認為“使民自養於中”，就能“法簡而易周，力少而用博”。私營工商業應該擁有“開闔、輕重之權”以“自利”，政府切不可與民相爭，“嫉其自利而欲為國利”。

　　商品經濟氣息濃郁的永嘉事功學派在溫州、在那個時代的異軍突起，是極自然的事。

　　宋代正值溫州發展的興盛期，民族資本主義小荷初露。北宋鹹平二年，溫州、杭州、明州（今寧波）相繼被朝廷辟為對外貿易口岸。溫州的水稻、柑橘、蠶桑以及陶瓷、造紙、漆器、皮革、刺繡、綾、絹、綢在全國皆有一席之地，尤其是造船業竟名列全國之首。宋哲宗年間，溫州每年造船600艘，且多為運糧船、出海使船、官家游覽船等大型船隻，可見氣勢之大。

　　南宋小朝廷倉皇遷都杭州，大批能工巧匠隨之而來，溫州更空前繁榮，以“其貨纖靡，其人善賈”而聞名。當時溫州設立了“市舶司”，專管海外貿易事項，與高麗（朝鮮）、日本、真臘（柬埔寨）都有商船往來。外國使節和商人熙熙攘攘，在“待賢驛”和“來遠驛”裏出沒，官辦的“八仙樓”日日夜宴各方賓朋。僅酒稅一項，溫州年徵收額就達五萬貫以上。 對永嘉學派的領軍人物葉適，溫州師範學院歷史系主任蔡克驕作了這樣的圈點：

　　葉適的思想從根本上説屬於儒學，是主流派。但在主流裏面有自己的鮮明特色。尤其是他的經濟思想有強烈的反傳統的東西，甚至可以説是異端。

　　蔡克驕用了一個有趣的比喻：就當時而言，朱熹的道學是陽春白雪的美聲，那葉適的事功學派不過是“北京”的地下音樂，比如搖滾。不登大雅之堂的搖滾必然是反叛的，邊緣的，恰如在改革開放前十多年，難以被“正經人”理解的溫州的反叛性和邊緣性一樣。

　　“自由中有那麼點野，卻充滿生命的張力。這就是八百年前的葉適，和葉適之後八百年的溫州。”蔡克驕説。

　　很令我們感到幾分驚詫的是，葉適這位溫州經濟理論勞苦功高的開山鼻祖，至今也只能算是當地學術界的圈中人物，溫州普通人好像沒太給他面子，知之者少之又少。

　　驪谷服飾公司是溫州服裝界氣勢如虹的黑馬，年輕的公司董事長錢維對葉適的看法頗具代表性：“知道葉適是蠻早的，小時候去海坦山玩，那上面就有個葉適墓。長大後做服裝，倒確實沒多想過葉適什麼的。搞企業有一套自然的客觀規律，沒必要去深挖玄而又玄的思想理論依據。”

　　溫州社科聯副主席洪振寧對此也有自己獨到的理解。

　　他認為，葉適的思想無疑是溫州人精神的源頭，是根。但葉適是先賢，不是先知，他的經濟理論是對那個時代的經濟發展實踐富有洞察力的總結，而不是領跑。

　　“開個玩笑，如果葉適今天到溫州大會堂作學術報告，門票恐怕也只能賣到5元一張。”作為溫州人，洪振寧對家鄉父老有真切的認知。

　　“溫州人就是這樣，不喜歡把哪怕是流淌在自己血脈裏的理論思想當作供品一樣擺上祭壇，凡事都把它拿出來比照一番、掐算一番，那樣只能是教條和僵化。實際上，葉適的經濟思想在溫州人中間就像一把鹽撒到水裏，溶化了，但總有那麼的一點兒鹹味。”

　　洪振寧説：“恰恰如此，理論才是最鮮活的。”(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