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是，溫州人和溫州貨又一次坐在了“被告席”。

　　下面的對話更像是關於溫州人和溫州貨“作案嫌疑”的法庭調查——

　　崔永元：我最近聽到了一個數字不太相信，説溫州産的皮鞋每年有10億隻。我算了算，如果有10億隻的話我們每一個人腳下都應該有一隻鞋是溫州出産的。那我就在現場做個調查好不好？

　　觀眾甲：我原來買過溫州的鞋，可是穿了也就沒有幾天吧，20來天就沒了，就壞了。

　　崔永元：天天穿着它爬香山是吧？

　　觀眾甲：不是，因為我喜歡活動。我喜歡跳舞，我覺得那鞋樣子挺好看的。結果跳了幾場舞就完了。

　　崔永元：我跟您説，您是幸運的。我聽説過這樣的事，下着雨，穿着溫州鞋走，後來，人還在繼續走，鞋底不走了。您好，是哪兒的鞋，這個？

　　觀眾乙：我這鞋是上海的。溫州鞋我沒穿過。聽説溫州鞋不好，我就從來不穿那鞋。

　　崔永元：問問這位小夥子，穿過溫州鞋嗎？

　　觀眾丙：穿過。就是不好，穿穿就壞了，斷底開膠。

　　崔永元：那以後還會不會再買溫州鞋？

　　觀眾丙：再買就傻了。

　　……

　　播出幾天后，崔永元對記者談起了製作這檔節目的想法。

　　“因為溫州我去過，而且我也穿過溫州的壞鞋。大概是在1989年，十幾家單位組成的中央記者團到溫州採訪，每個人發一雙鞋，特好看。那時也沒什麼好看的鞋。我記得是第3天壞的，其他人沒穿多久也都壞了，反正沒一個穿出溫州。”他對此耿耿於懷，“直到做這個節目前，我對溫州的鞋還是這個想法，就是差。除了鞋差，溫州其他也沒什麼好東西。”

　　這是讓溫州人汗顏、震驚的45分鐘。沒想到，北京人對溫州貨的印象分還那麼低；沒想到，十多年前假冒偽劣的黑鍋至今陰雲難散。

　　的確，當年溫州貨觸目驚心的假冒偽劣在中國人心中打下了太深的烙印。 還是接着説鞋吧。

　　溫州人做鞋可是有傳統的。“明代溫州靴鞋即為貢品，進奉朝廷”；“全國第一雙豬革皮鞋，第一雙硫化、壓模、粘膠皮鞋誕生於溫州”；“我國第一雙高跟女鞋的製造者也是溫州人”。“皮鞋佬”差不多就是溫州民間手工業者溫馨的自稱。

　　到了20世紀80年代，作為既有傳統、投資又不大的致富産業，溫州皮鞋業真正的春天來了。
全國最大的鞋革專業市場興旺於溫州鹿城區的來福門。僅鹿城一個區，冒出了大小皮鞋廠1254家。當時全市的皮鞋産量就達到2400萬雙，幾乎佔全國的一成。

　　價格低廉，款式新穎。溫州鞋沒有道理不所向披靡。 很快，有人發現上當了。

　　1985年，南京一位消費者投書《經濟日報》，稱她買了一雙高跟鞋，誰知穿了一天就掉了跟。仔細瞧瞧，竟是用糨糊粘起來的，而所謂的真皮也是倣牛皮的合成革。

　　有記者進一步在報道中證實，親眼看見溫州“皮鞋佬”整桶整桶地往廠裏搬糨糊。

　　輿論譁然。

　　一時間，“晨昏鞋”“禮拜鞋”“偽劣商品”“粗製濫造”等等“桂冠”鋪天蓋地。

　　全國各大中城市開始紛紛驅逐溫州鞋。無數商場挂出“提高警惕，勿買溫州鞋”或“本店無溫州貨”的招牌。那段時光，溫州市市長經常哭笑不得。他三天兩頭會收到一些莫名其妙的郵包。到郵局取回一打開，是一雙雙溫州産的破皮鞋。 高潮出現在1987年8月8日。杭州市商業中心的武林廣場。工商局和憤怒的市民們將5000余雙溫州偽劣皮鞋扔進了熊熊大火，付之一炬。

　　臭名遠揚的不僅是溫州皮鞋。樂清柳市的劣質低壓電器、蒼南的假商標、永嘉的假廣告……永嘉縣甌北一個小鎮，那幾年因假冒偽劣問題竟被各地媒體“曝光”達5000多次，可謂家喻戶曉。溫州貨真正成了假冒偽劣的同義詞。

　　1998年7月30日，國務院總理朱基前往山西太原市太原商貿城考察。當陪同人員告之商貿城內的小商品批發市場是由溫州人辦的，剛跨出車門的朱總理脫口而出：“溫州的假冒偽劣商品很出名。”

　　朱總理向眾人講述了一段不堪回首的插曲。

　　幾年前，朱鎔基率團訪問日本。在隆重的國宴上，隨同的一位中方高級官員因喝了點啤酒，肚子一脹，皮帶啪的一聲撐斷了。一看産地，上面赫然印着“浙江溫州”。好在主人沒曾留意，但那位官員已驚出一身冷汗。
丟人真是丟到家了。

　　很長時間，假冒偽劣這頂帽子一直是溫州人心中的痛。當然，每每談及此，他們的目光就左右躲閃，聲調都會降低大半截。

　　當然，也有不服氣的。溫州海螺工業集團的總經理邵奇星就是其中一位。

　　1991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環考察溫州。這位死不認輸的溫州人曾同李瑞環圍繞偽劣皮鞋問題有過一番“經典探討”。 那天，李瑞環來到海螺集團。在樣品室，他拿起一雙皮鞋裏裏外外摁摁、擰擰：“我這次是帶着一個怎麼看溫州皮鞋質量的疑問來的。現在外面有兩種觀點，有的説溫州皮鞋穿半年就壞，是坑人。也有的説溫州皮鞋價格便宜，更新換代快，壞了就買新的。我想聽聽你們的意見。”

　　邵奇星應聲答道：“作為産品，質量當然要保證。但這裡有一個價格和價值對等的問題。溫州皮鞋才20來元一雙，如果上海皮鞋也是這個價格，會不會也做出像溫州這樣的皮鞋？溫州皮鞋本身價格比較低，至於中間商拿到北京賣六七十元一雙，那是另一回事了。” 邵奇星的這番話，並非他的發明。在溫州，這套邏輯十分深入人心，並成為他們生産低價低質産品的“理論支柱”。

　　1990年，我們在溫州採訪，見到街上有2元錢一條的“金利來真皮皮帶”出售，不由得大驚。拿在手上翻來覆去看，竟看不太出破綻。那攤販倒實在，朗聲説：“別看了，馬糞紙做的。買一條回去，有大場面時係係。花2元錢撐足面子，划算不？”

　　我們追問：“但是如果有人拿這2元錢的皮帶到別處賣20元呢？”

　　攤販睨視着我們，一笑：“那是他們的本事。”

　　言歸正傳，當時，李瑞環聽邵奇星講完，沉吟片刻：“對對，我聽懂你的意思了。”

　　邵奇星接着闡述他的“理論”：“這種20多元的鞋，我如果半年穿壞一雙，一年穿兩雙，也只四五十元，花的錢同外頭那種60多元一雙能穿一年的差不多。而我這樣就可以穿兩種款式了。問題是北方人拿過去賣到70元，那消費者當然會認為應該穿一年。”

　　“假的就是假的，所以便宜。”

　　“假的當做真的賣，那是售假；假的只作假的賣，那就沒錯。”

　　一些溫州人的邏輯似乎很正確，很理直氣壯。

　　儘管邵奇星的“價格價值對等論”頗能夠自圓其説，並道出了一定的事實。但是，這肯定不是事實的全部，也絕對無法使溫州的假冒偽劣搖身一變成為真貨。

　　我們在溫州耳聞目睹的更多的事實是，在這片市場經濟的海洋裏率先躍躍欲試、大展身手的弄潮兒絕大部分是剛剛洗腳離田的農民。對他們來説，濃厚的法制意識暫時只能是一種奢望。同時，他們有一股被壓抑已久的難以遏止的富裕衝動。要快速致富離不開資本。生産低劣産品甚至造假，往往是他們最容易想到、最可能實施的資本原始積累的捷徑。

　　在一些地方，在一定時候，假冒偽劣成為市場經濟綠樹最初萌發時形影相伴的養料。這是我們想極力回避卻難以回避的現實。

　　超越規律，很多時候只能是美好的願望。

　　初級階段不完善，發展過程很難堪，負面效應總難免，問題就在怎麼看，關鍵在於怎麼幹。當時擔任溫州市委書記的張友余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如祥林嫂一般向一批批參觀者和傳媒反反復復解釋自己對假冒偽劣的基本態度。

　　當然，光解釋是不夠的。

　　1993年，溫州市委、市政府覺得是做點什麼的時候了。他們在全國最先樹起了以“質量立市”為支點的“二次創業”的大旗，次年又制定了全國第一部有關質量立市的地方性法規。

　　沉疴用猛藥。溫州對假冒偽劣實行了嚴厲的“釜底抽薪”：各級政府所轄行政區域內如果出現面大量廣的質量問題，將追究各級政府、有關部門和企業三個層次主要負責人的共同責任；制售假冒偽劣産品被查獲者，一次重罰，再次則逐出“業主”隊伍，只準打工，不準在溫州註冊任何企業。

　　有一大堆資料足以證明嚴厲打擊後的成效：

　　目前，溫州鞋革行業總産值已達300億元，“康奈”“東藝”兩個皮鞋品牌入選中國馳名商標。溫州市工商局稱，現在最讓他們撓頭的工作之一，是如何查處越來越多的外地侵權者。因為，隨着産品質量的穩步提高，不少溫州皮鞋已開始從假冒變成了被假冒。於是，1999年12月16日，還是在杭州，又燃起了一把熊熊大火。和12年前不同的是，這次燒的是2000雙外地假冒溫州品牌的皮鞋。

　　繼1999年任達華出任“報喜鳥”形象大使後，張柏芝、梁家輝、鐘鎮濤、周華健、溫兆倫、黃日華等加盟溫州服飾企業的港&演藝界靚女俊男差不多有一個排。他們甚至還請來了世界十個最漂亮的女人之一、冷艷絕倫的名模克勞蒂亞希弗。2000年，全市服裝行業産值超過200億元，達到國家優等標準的企業35家，通過ISO9000質量體系認證的企業10家，均為全國之最。無論産量、質量、品牌，溫州服裝業已經與大連、寧波呈三足鼎立。

　　有機構粗略統計，溫州企業在中央電視台的年度廣告投放已逼近1個億，涉及服裝、鞋革、奶製品、電器等多個産業，品牌戰略漸露崢嶸。人稱“溫州軍團‘轟炸’CCTV”。

　　……

　　溫州人從來不是喜歡被教育的一群。假冒偽劣在溫州的退潮，與其説是政府良苦用心結出的善果，毋寧看做是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産物。

　　這又一次是規律使然。

　　十多年過去了，假冒偽劣的“壞小孩”長大成人。但他好像還是開心不起來。

　　細心的媒體注意到，至今，許多質量無可挑剔的溫州品牌甚至全國著名品牌，雖然已經紅透半邊天，卻硬要打着“上海製造”“香港製造”，就是不敢堂堂正正地亮出“溫州製造”。

　　在2001年2月18日《實話實説》節目中亮相的溫州“皮鞋佬”的代表是王振滔，地處溫州永嘉縣的中國真皮鞋王“奧康”鞋業的老闆。和別人相比，他是實在人，他在自己産品包裝盒上打上的産地是“浙江永嘉”。 崔永元可不依不饒：“為什麼不寫上溫州永嘉呢？是欺負我們不知道永嘉在溫州吧？”

　　真是苦命的人。明明是自己的親生兒子卻管別人叫“爹”，明明是自己的優質産品，別人用了卻不知曉、不領情。溫州假冒偽劣的“帽子”始終難摘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對溫州老闆們欲言又止的尷尬心態，參加該期《實話實説》對話的原中國消費者協會主席武高漢概括了兩句話：一是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二是請神容易送神難。 “溫州不得不為自己當年的放縱付出長久的代價。”武高漢説，“知恥而後勇者只有不懼怕面對過去，才能真正有信心面對未來。”

　　當溫州人仍在為如何徹底走出假冒偽劣的陰影而苦惱時，他們突然發現，自己身邊聚起了一群有假冒偽劣之嫌的“難兄難弟”。

　　這些“難兄難弟”往往來自相對不發達地區。

　　中原大省河南似乎是這些相對不發達地區的“形象大使”。

　　今天的河南看起來和當年的溫州有太多的相似之處。

　　鞏義市假電線氾濫案尚未冷卻，2000年，一篇篇有關河南假冒偽劣嚴重問題的報道，又紛紛佔據各地媒體的頭版頭條：

　　11月26日，尉氏縣棉花造假大案被揭露。僅一個鄉供銷社加工廠銷售假棉花就達240噸，涉案金額2735萬元。

　　 12月1日，廣州市截獲一批摻有礦物油的大米。經查，有毒大米來自河南原陽大米市場。其中46噸已售出，致使多人中毒。

　　這兩起河南“假棉花、毒大米”案，被新華社、《人民日報》等北京15家新聞媒體評選為“2000年中國十大新聞”之一。

　　不僅商品是假的。

　　同年10月30日，新華網披露：“原本是河南商界學習典型的鄭州百文股份有限公司因做假賬虛假贏利，已瀕臨關門歇業。虧損超過15億元，拖欠銀行債務高達25億元。2000多名員工生活難以為繼。” ……

　　以致有人戲言：溫州人是河南人假冒偽劣的“師傅”。

　　的確，這個“徒弟”的經濟發展差不多滯後於“師傅”十多年。因此，也差不多正在重復十多年前那場強烈致富涌動下的“市場經濟綜合徵”。

　　不同的是，河南假冒偽劣人文意識的根基更深，非經濟性的情結更濃。

　　這種意識和情結是有淵源的，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1958年，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就出在河南信陽地區遂平縣，名為“岈山衛星人民公社”。該公社畝産僅一二百公斤的麥田被吹成1600公斤，全國性浮誇風由此而起。

　　不久，大煉鋼鐵再成時尚，河南商城縣又一次率先號稱日産鋼鐵6000噸。國務院冶金部還在商城召開了聲勢浩大的全國大煉鋼鐵現場會。

　　有鋻於此，許多人對根治河南假冒偽劣現象的前景更感憂慮。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要經歷十幾代甚至幾十代人。那麼，假冒偽劣將伴隨我們幾代人恐怕就不是什麼不可思議的事了。(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