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論溫州，就不能不談論溫州的市場。

　　許多學者考證後公認，溫州早年的十大專業市場堪稱中國市場最早的東方啟動點。

　　讓我們一起記住這些已落滿歷史塵埃的名字：

　　樂清縣柳市低壓電器市場；

　　樂清縣虹橋綜合農貿市場；

　　永嘉縣橋頭紐扣市場；

　　蒼南縣宜山再生紡織品市場；

　　蒼南縣金鄉徽章標牌市場；

　　蒼南縣錢庫綜合商品市場；

　　平陽縣水頭兔毛市場；

　　平陽縣蕭江塑編市場；

　　瑞安縣仙降塑革市場；

　　瑞安縣塘下、莘塍塑料編織袋、松緊帶市場。

　　這十大專業市場差不多都崛起於20世紀80年代最初的一兩年，在它們身後，是溫州400余家各類商品市場或産銷基地，還有神通廣大的10萬購銷員。溫州五光十色的小商品正是借此編織起了龐大的觸須——極為靈敏的營銷網絡。

　　許多溫州專業市場是如何興起的，連溫州人自己也説不清道不明。正由於説不清道不明，也就有了傳奇故事。
橋頭紐扣市場頗有些代表性。

　　據傳在1979年，一對浪跡天涯的葉氏兄弟在外地一家紐扣廠門口撿到一堆次品紐扣。他們不經意地帶回了橋頭。扔了挺可惜，葉氏兄弟擺上了小攤，並開始自己動手製作低檔紐扣。

　　誰知生意竟出奇的好，在遠近鄉村都出了名。 自此一發不可收，同鎮人競相跟隨，數年之內，100多個家庭作坊式的紐扣工廠紛紛開張：

　　在一條寬僅幾米的鎮中心破舊的老街旁，如雨後春筍般地冒出上千個攤位；

　　3000多人的供銷大軍奔波於29個省市自治區；

　　全國各地的商販從四面八方湧來，擠進這條泥濘、窄小的紐扣街；

　　到1984年，橋頭生産和經銷的紐扣已達16大類、1500個品種，佔全國一半以上，年經銷額超過億元。

　　我們曾努力試圖尋找這對功勳卓著、造福一方的葉氏兄弟。有的橋頭人説，這哥倆確有其人，但自己沒見過；有的橋頭人卻十分肯定地告知，葉氏兄弟根本就不存在；還有的則熱情地指點迷津：大概不姓葉，應該姓張，好像姓王……

　　我們陷入了茫茫人海。在眼前晃動的是一張張極普通的臉，為了自己和家人的明天終日忙碌，疲憊然而快樂着。

　　這種尋找實際上沒有什麼意義。正如溫州整個江河浩蕩的老百姓經濟一樣，這一方土地上專業市場的勃興，是一場沒有先知、沒有英雄的百姓創世紀。

　　專業市場的空前繁榮對溫州經濟的發展所起的神奇作用，常常被人以“瞠目結舌”來形容。

　　蒼南縣宜山再生紡織品市場名揚全國。1988年，我們曾前往探訪。

　　以下是我們赴宜山的行軍圖：

　　早晨從縣城靈溪出發，坐著中巴車在鄉間路上顛簸了差不多2個小時後，眼前淌着一條不知名的小河。

　　登船，兩岸山巒十分清麗，沒有頂棚、狹長得像條龍舟的小船在彎彎的河道拐過來又拐過去。

　　上岸，只見成串的農民“的士”——這是一種小型的柴油三卡，限定載客6人，實際常常達十幾人，有的乾脆蜘
蛛般半個人吊在車外——極熱情地攬客，嘭嘭作響的柴油發動機讓你心跳得彆扭。

　　又是一條小河，又是一段對生意人來説無暇顧及的風光之旅。

　　下午，當你覺得似乎有點餓過了頭的時候，宜山鎮也就到了。

　　這是一片商品經濟的海洋：當地各類紡織機達37萬台，從業人員67萬人，有4個專業鄉，58個專業村，7個專業市場。來自全國各地的，國有、集體企業吃剩的晴綸邊腳料，在這裡經過農婦們粗糙的大手開花紡線，數以億計的再生晴綸衣褲又被銷往大江南北。

　　有統計説，每年，流進宜山的晴綸邊腳料達1700萬公斤。

　　時任國家物資部部長的柳隨年耳聞目睹了這一場面後算了一筆賬：1700萬公斤也就是17萬噸，按一節車皮載重20噸——紡織品是貨，載重少於常規——每列火車挂30節車皮計，共需850個車皮、約30個專列。加工後再生晴綸産品外銷，又是一個1700萬公斤！

　　“就是我這個部長手裏也一下子調不出這麼多車皮指標，小小的宜山市場卻做到了。不可思議，不可思議！”柳隨年大為感慨。

　　感到不可思議的，不僅僅是柳隨年。

　　按照經濟學的一般規律，市場的發育離不開物流、信息流、資金流的暢通，基本前提是交通的便捷。

　　而宜山再生紡織品市場可謂藏於深山，橋頭紐扣市場也同樣生長在崇嶺夾峙的山岙，距104國道尚有35公里塵土飛揚的機耕路。

　　地處偏僻，先天不足，但市場經濟卻率先發育並生機盎然。這不能不讓經濟學家們大跌眼鏡。
“事實上，這是一個研究視角的誤區。”杭州商學院副院長張仁壽説，“和許多中國問題一樣，研究溫州不能只着眼於經濟範疇。”

　　在這位溫州籍的著述頗豐的中年學者的一篇論文中，我們注意到了這樣一段文字——

　　“溫州十大專業市場大多坐落在水陸交通都不是很便利的地方，惟一合理的解釋只能是，在那些地方，‘左’的思潮相對薄弱，計劃經濟的束縛相對較小。否則，這些市場很可能在興旺之前就遭取締。中國改革的經驗證明，對舊體制的最初突破，往往發生在舊體制最疏於防範的地方。”

　　張仁壽把這一現象概括為“邊區效應”。

　　夾縫中乘虛而入，夾縫中遭受百般擠壓。“邊區效應”的背後是溫州人的狡黠和酸楚。

　　時光走到了20世紀90年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念浮出水面，“辦市場、看溫州”的口號響徹雲天。溫州人也似乎到了走出“邊區”的時候。

　　但從溫州傳來的並不全是好消息。

　　1995年8月，北京著名的雜誌《半月談》刊登了一篇題為“落榜的溫州”的記者調查。

　　文章的筆調是憂鬱的：

　　今天，溫州專業市場漸漸失去了昔日的輝煌，一個個“落榜”的消息頻頻傳來：

　　——1991年起全國三次評選“十大市場”，溫州均落榜。1994年浙江省“十大超級市場”評選，龍虎榜上溫州依然無名。 ——按全省各市、地市場總成交額計，1992年溫州排列第三，1993年居第四，1994年更退至第七。

　　——除橋頭紐扣等少數幾個市場外，當年的溫州十大專業市場中有的停步不前、發展緩慢，有的甚至早已銷聲匿跡。

　　這的確是令人費解的現象組合：

　　與大江南北的急起直追者相比，僅在距離溫州200公里內就有年成交額超過100億元的全國集貿市場巨無霸“義烏中國小商品城”和“紹興中國輕紡城”，溫州專業市場的先發優勢已不復存在，出現了明顯的相對萎縮。而同時，20世紀90年代，溫州經濟恰恰進入了又一個高速發展期：1994年，全市鄉村工業的總銷售額猛增到了300多億元，約為10年前的50倍。

　　溫州長城鞋業公司的演變史，為我們揭開了謎底的一角。

　　1980年，鄭秀康從當地國有機械企業辭職，湊起數千元開辦了一家皮鞋小廠。和其他皮鞋作坊一樣，他的産品幾乎全部由商販收購，擺上市區來福門鞋革市場的攤位，專業市場的沉浮維繫着無數小企業的興衰。

　　10年後，鄭秀康與人聯手投資100萬元，挂出了長城鞋業公司的牌子。到1993年，長城公司已成為年産40萬雙皮鞋、總産值2500萬元的經濟“小巨人”。同年，該公司被中國質量檢驗協會評為全國首屆“十大鞋王”之一，所註冊的“康奈”品牌被評為浙江省男式皮鞋中惟一著名商標。不久，又被評為中國馳名商標。 鄭秀康的事業火了，他的牛皮鞋也當仁不讓，真地“牛”起來了：

　　在每年由中國百貨協會舉辦的全國鞋帽訂貨會上，長城公司和為數不多的國有鞋類企業被排在了一起；

　　北京王府井、上海一百等著名商廈，紛紛邀請長城公司前去開設精品專櫃；

　　廣州、武漢、南京……一家家“康奈”專賣店先後攻城掠地。

　　由於有厚利可圖，溫州來福門鞋革市場的攤主仍千方百計爭銷“康奈”皮鞋，但其銷售額已降至不足長城公司總産值的5％。

　　坐在氣派的轉椅裏，鄭秀康豪情萬丈：“我們已經丟開了曾經賴以生存的專業市場這根柺棍。”

　　在溫州，像長城鞋業公司這樣的“命運兩部曲”，絕非獨一無二。

　　當年，撐起溫州經濟好大一爿天的家庭工業異常靈活，但單體狹小，如一盤散沙，企業的張力與産品輻射力都十分有限。千家萬戶的小生産選擇千家萬戶商販式的專業市場這一商品交換形式是歷史的必然。

　　今天，一批批溫州企業在激烈的競爭中嶄露頭角，日益壯大，雄厚的實力非昔日可比。它們已逐步有能力從最初有形的專業市場依託中脫胎而出，構築起自己各具形態的有時往往是“看不見”的新型購銷網絡。

　　這一商品交換形式的質變，同樣是歷史的必然。

　　若干年後，仍不斷有參觀考察者涌到溫州，興致勃勃地期望破解市場之謎。

　　站在永遠熙熙攘攘的商海人潮中，他們急切地東張西望：溫州的市場到底在哪？

　　他們得到的回答聽起來更像一個謎：有商品流動的地方就有溫州的市場。它如同空氣，無所不在。(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