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20世紀最後20年溫州備受矚目相比，此前數十年乃至兩千年，溫州是一個極易被人“遺忘”的地方。

　　溫州依山傍海，山川秀美，境內擁有名聞遐邇的雁蕩山和楠溪江兩個國家級風景名勝區。難怪清人孫廣圖在《憶江南溫州好》一詞中發出由衷的讚美：“溫州好，別是一乾坤！宜晴宜雨天較遠，不寒不燠氣恒溫，山色異朝昏。”

　　然而，溫州之美只是“異域之美”。

　　當中原文化、經濟迅速發展時，古屬東越、東甌或甌越的溫州，還因“斷發文身”和以蛇蛙為食而被嗤之以蠻夷之地。秦末，群雄紛起，擁兵抗秦。越王勾踐的後裔騶搖也率甌人起義。西漢漢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騶搖獲封東海王，都東甌，建東甌國，這是溫州歷史上第一次見諸記載的行政建置。由於偏居東南一隅，天高皇帝遠，這裡歷來是躲避戰亂的世外桃源。

　　溫州三面環山，且多為高山深壑，甌江和飛雲江攔腰橫截，行路難不輸蜀道。唐代孟浩然早有詩云：“我行窮水國，孤帆天一涯。借問同舟客，何時到永嘉。”直至1989年，沿海14個開放城市中，僅溫州既不通鐵路，也沒有機場。

　　公元998年，甌人周佇第一個漂洋過海，遠走高麗（今朝鮮）經商，水路成了溫州人惟一的希望通道。多少年來，溫州至上海的船票一直是搶手貨，雖然需歷時20多個小時，仍免不了舟楫之苦，但相比之下，已屬豪華舒適的出行方式了。無怪乎溫州人嘆言：溫州、溫州，只有水（當地方言諧音同“死”）路一條。1998年3月，也就是在周佇出國定居1000年之後，溫州至上海的航班才宣布停開，壽終正寢。

　　由於自然條件先天不足，又地處海防前哨，長期以來，國家除了從戰略角度考慮，在溫州修築必要的軍事設施外，經濟建設投資基本不予考慮。解放後30年，國家對溫州工業的全部固定資産投資只有6億多元，為寧波的1/4。在同期國家對浙江省的投資總額中，溫州只佔324％，與其作為浙江三大城市之一的地位極不相稱。大型國營企業一個也沒有，市屬1000人以上的中型國有企業只有冶煉、礬礦、日陶、面磚等7個，500至1000人的也不過區區20個。城市面貌殘破不堪，基礎設施嚴重滯後，以至於“姑娘、小嫂挑着糞桶滿街跑”一直是溫州人羞於啟齒的心頭之痛。

　　沒有大樹即生草。尤其是少有人光顧，雜草更是瘋長。這是自然界的一般規律，經濟規律也不例外。

　　恰巧，溫州又是一片商品意識天然濃郁的黑土地。

　　家庭工業，作為溫州草根經濟的最初表現形態，仿佛在一夜之間肆意“生長”起來。到1986年，全市家庭工業已飛漲為1465萬戶，從業者3386萬人，佔農村勞動力總數的1266％。而與此同時，全市171家中小國有工業企業如老牛破車，步履蹣跚，虧損53家，虧損額達13億元。

　　小企業，小商品，這成為溫州家庭工業極其自然的“天仙配”。著名的永嘉縣橋頭鎮的紐扣生産即為典型案例。有人曾做過測算，按各類紐扣的平均值計，每一麻袋紐扣的總數約為50萬粒，每一麻袋紐扣的利潤僅為數千元。一粒紐扣獲利最薄的以毫計。

　　滴水成河，聚沙成塔。小有小的魅力。

　　眼鏡、皮鞋、打火機，一直是許多人津津樂道的溫州經濟的三大“花旦”。有關政府部門開列了這樣一張清單： 每小時，溫州生産皮鞋12萬雙；

　　每天，溫州有100萬副太陽鏡銷往世界各地；

　　每年，1億隻打火機走下裝配線，70％出口。溫州的生産廠家打個噴嚏，全球打火機市場就得感冒。

　　小的就得相依為命，以擴張共同的生存空間。商品經濟專業化分工協作的原則，在被稱作“螞蟻軍團”的溫州企業群中得到了最為精緻的體現。

　　今天，如果誰因為腰別“大哥大”而自命不凡，等待他的，肯定是恥笑和白眼。但是十多年前，倘若能從口袋裏掏出一隻嗤嗤作響的防風打火機，那你就是爺。這種打火機的面殼上一般都印有亮晃晃的洋文“JAPAN”，售價二三百元算是差的。

　　沒料想，僅僅幾年後，防風打火機便被貶為平民。原因是售價去掉一個“零”的同類産品如潮水般迅速蠶食了市場份額。儘管這批後起之秀所標明的産地五花八門，實際上幾乎100％來自溫州。

　　1998年，日本一家世界著名打火機企業組成小型經貿考察團造訪溫州。目的只想揭開一個謎：中國人憑什麼少了一個“零”。

　　在溫州最負盛名的大虎打火機廠，老闆周大虎的介紹令他們倒抽一口冷氣：同樣一個電子點火的小部件，日本公司生産一隻成本為人民幣1元，周大虎的進價是01元，為大虎廠跑龍套的家庭企業生産成本僅001元。而類似協作配套的作坊式小廠在周大虎手下竟有洋洋數百家。

　　據説，日本考察團離去時，每一個團員均臉色陰鬱，心情沉重。

　　溫州的一位朋友在向我們講述這個故事時，連眉毛都興奮得顫抖：這就是人民戰爭，用小米加步槍給“帝國主義”佈下天羅地網。

　　20多年來，溫州工商業微觀細胞的組織結構幾經裂變，家庭工業——私營企業——聯戶合夥企業——股份合作企業——企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等等，但從本質上説，家庭經濟的基因內核猶在。有的雖然挂上了現代企業制度的牌子，事實上還是放大了的家庭經濟。

　　最先提出“包産到戶——實際上就是農業生産領域的家庭經濟”的李雲河復出後癡心不改。在他撰寫的專著《中國農村戶學》中，李雲河認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無論是農村還是由農村經濟集聚而成的城鎮，“戶”都是生産“生産力”的基本單位。家庭經濟具有長期性，它可以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長期性，和人類生育單位的長期性，甚至和愛的永恒性相提並論。據此，他大膽推論：“家庭經濟萬歲。” 李丁富是外鄉人，但與溫州朝夕相處40年，擔任過文成縣委書記、市委黨校校長、市委組織部副部長，如今在一家民辦研究機構掛牌領銜。他對腳下這片土地的每一絲經脈都如數家珍。他從另一個角度把溫州的草根經濟現象形象地概括為“老百姓經濟”。含義有兩層：一是這种經濟活動的參與面廣，滲透力強；二是這种經濟活動具有強烈的民間特性，明顯區別於傳統意義上的官營經濟。 既然是“老百姓經濟”，出身註定不“高貴”，就像農家的孩子取名叫“小毛”“二狗子”。不過它很隨緣，自立性強，生命力空前旺盛，見土就長，有縫就鑽。

　　史載，南宋年間，一名落魄貴族被貶溫州任太守。當時地方百姓日子雖過得艱難，但皆勤勉，各忙各的生路，少有人找至衙門。這位太守百無聊賴，便令一小吏在方志上胡亂畫了一筆：天下太平，半年無訟事。 生存在“老百姓經濟”中的溫州人至今也沒有找政府的習慣。

　　20世紀90年代後半期，來自溫州的一則新聞引起了人們的普遍注意：溫州國有及城鎮集體企業職工下崗再就業難題不難，輕輕鬆鬆。

　　這可能嗎？全國下崗職工有上千萬，哪兒的地方官不是抓耳撓腮，一臉苦相？

　　溫州市工商局的負責人證實了這則新聞的可靠性：“我們一直為難以貫徹執行國家和省裏對下崗職工的諸多優惠政策而憂慮，原因是找不到下崗職工，幾乎沒有人來打聽或申請享受這些優惠政策。”

　　是不是溫州下崗職工為數寥寥？答案是否定的。雖然當地國有經濟歷來羸弱，但加上個頭不大、數量不少的城鎮集體企業，下崗職工也相當可觀。據溫州失業保險機構1996年對全市國有、城鎮集體企業抽樣調查，下崗職工總數約10萬人，下崗比例高出同期全國平均水平16個百分點。

　　那麼，10萬下崗職工究竟到哪去了？原國家勞動部勞動科學研究所的專家們前往溫州實地考察後恍然大悟：民營經濟、老百姓經濟的繁榮，使溫州市提供的現有就業崗位至少超過200萬個，這使全國各地包括相同規模的經濟發達地區望塵莫及。

　　王麟權的創業史，為我們真正理解這200萬個就業崗位的來龍去脈作出了再清晰不過的注解。 幾年前，這位壯實的漢子悄悄辭別了已被兼併的南山陶瓷廠。在家呆久了，的確有點煩。一天，衞生間坐便器堵了，怎麼也下不去，急得他亂捅一氣。

　　突然，王麟權來了靈感。他一頭扎進了自己的小屋。多少個日夜之後，只有初中文化的王麟權居然研製成功了專門用於廁所除垢、下水道疏通的化學製劑“潔廁精”與“塞通”，當時屬國內首創，還獲得了技術專利。由於他家住在水心新村杏2棟406室，王麟權為自己的産品申報的商標也就叫“406”。

　　向老妻借了幾萬元私房錢，招了6名工仔，一家像模像樣的公司就算開張了。這些産品千家萬戶都離不了，卻又很少有廠家關注，銷路自然不成問題，還經常來不及生産。 “人家都説我是從廁所裏掏出了黃金的人。”王麟權得意地哈哈大笑。

　　誰都知道，城裏用於綠化的行道樹是要花錢買的，有時還得費心勞神為它們灌溉。而城外的雜草只要有陽光，就會呼啦啦滿山坡。當然，種草肯定不是我們的終極心願，但能長草，就有生機，土地也註定會更加肥沃，林木茂盛是遲早的事。

　　溫州經濟發展的今天和明天也大抵如此。(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