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是我所見過的全中國最具活力的地方，這裡有全中國最具活力的人。
　　　　　　　　　　　　　　　　　　　　　　　　　　 ——弗裏德卡爾文森（瑞士）　

　　中國改革者朝覲的“麥加”

　　在世界上，中國恐怕是最“盛産”典型的地方了。你困惑嗎？請看典型；你不知所措嗎？請學典型。幾十年來，幾乎每一個中國人在其成長、生活、工作中，都無不被各類典型所熏陶、所包圍。

　　記得在1997年，我們曾陪同過一位韓國通訊社的樸姓記者。此君常駐北京，算是半個“中國通”了。他頗健談，話鋒犀利。

　　“中國的很多東西都很有趣。”他話題一轉，“你能告訴我‘典型’在中國的奇妙作用嗎？”

　　我們一時語塞，竟不知從何説起。對許多過於熟知甚至是深入骨髓的東西，語言的解釋往往是蒼白的，更何況他是一個老外。

　　“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也許是中國式典型家族中的登峰造極者了。後人恐怕永遠也無法理解那個年代，無法體會什麼叫熱浪滾滾，什麼叫排山倒海。這種典型的魅力，足以讓當今任何星光燦爛的影視明星黯然失色。

　　有意思的是，1998年，在計劃經濟的最後一抹陰影中急欲搭乘現代快車的大慶召開萬人大會，主題是：我們怎樣學習溫州？

　　上海一家著名媒體曾對此事作了詳盡報道。戲稱：“全國學大慶，大慶學溫州。”

　　可以説，溫州是在沒有預謀、沒有準備、沒有人為策劃的情況下，極不自然地被推上典型的巔峰的。

　　大概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中國的許多地方——無論是都市或窮鄉僻壤，冒出了一批批神秘人物。他們操着奇怪的方言，喜歡聚居，行色匆匆。在他們身後浩浩蕩蕩尾隨而至的，是鋪天蓋地、五光十色的各類小商品。至今人人尚深感緊缺、當時更為稀缺的貨幣，一點一滴地裝入了這夥人的囊中。

　　他們是誰？他們從哪來？

　　順着歪歪扭扭的行進路線，好奇的目光聚焦到了同一個地方：溫州。

　　當中國各地還在為奮力翻越“兩個凡是”的藩籬大汗淋漓、為真理標準的確立慷慨陳詞之時，這一片土地上早已是爐火正旺，熱翻了天：家家戶戶不知從何處拼裝而成的機器瘋了似地旋轉；大街小巷的店舖一家緊挨着一家，密得連蒼蠅都叮不出一道縫；河埠頭、鄉間路上，肩挑車載的商販永遠如集市般嘈雜。據統計，到1986年底，當時人口約600余萬的溫州共有120萬人從傳統農業轉入工商業，崛起鄉村工業和合夥企業14603家，470多個專業市場粗具規模，10萬農民購銷員馳騁全國。

　　溫州人富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在這裡首先成為歷史明證。

　　1983年11月29日，在全國農村工作會議上，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的萬里，對溫州蒼南縣宜山區的再生紡織業大加讚揚，稱之使單一的農業生産開始變為農工商綜合經營，“展現出生産力充滿生機的發展前景”。

　　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報》頭版頭條刊發題為《溫州三十三萬人從事家庭工業》的長篇報道，並配發評論員文章“溫州的啟示”。文中指出“溫州市農村家庭工業蓬勃興起，短短幾年，創造出令人矚目的經濟奇蹟。如今‘鄉鎮工業看蘇南，家庭工業看浙南’已為人們公認。溫州農村家庭工業的發展道路，被一些經濟學家稱之為廣大農村走富裕之路的又一模式——‘溫州模式’”。溫州模式自此與蘇南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三分天下。

　　1986年9月，浙江省委召開擴大會議，經過反復熱烈的討論，通過了送交黨中央、國務院的《關於建立溫州試驗區的報告》。報告設計了五大試驗內容，提出：溫州的試驗帶有“投石問路”性質，因此，試驗內容、範圍、方式、步驟不受傳統理論、現行體制和具體政策的限制，允許打破常規、放手探索，準備承擔一點風險。

　　中央領導來了，體改謀士來了，經濟學家來了。通往溫州的幾條年久失修、崎嶇顛簸的山路上塵土飛揚。

　　當年常駐溫州的新華社記者陳堅發，耳聞目睹了這戲劇性的一幕。

　　這是一支不見首尾、“滾雪球”式的參觀考察軍團：從中央各部委、各省委、各省政府擴大到政協、顧問委員會、人大常委會、紀檢委，繼而是各廳、局、處、科，再接着是各地、市、縣，各區鎮和廠礦……

　　彈丸之地的溫州終於招架不住了。溫州市委、市政府的辦公大院成了停車場，大型長途專車魚貫&&。一撥撥“對口學習”的考察團擠滿了會議室、辦公室。

　　溫州市區大大小小的飯店、旅館，1萬多張床位爆滿。連走廊、過道、飯廳裏也支起了臨時鋪位。

　　一些有名氣的專業戶家中參觀者盈門，全家整日忙於招待，講得口乾舌燥，無法生産。不得已，有的被迫倉皇出走，以閉門謝客。

　　新興“農民城”龍港每天要接待上萬人，所有飯店、食堂24小時開餐，仍無法滿足。 1988年11月26日，國務院副總理田紀雲前往溫州考察。同天抵達的全國僅地市級以上的參觀團就有十幾個。田紀雲大吃一驚，當即給國務院打電話，要求堅決制止這一現象的氾濫。

　　幾天后，國務院辦公廳下發了共和國第一個要求控制參觀區域模式的文件——《關於各地立即停止到溫州參觀考察的緊急通知》。通知要求，從現在起到明年春，各地各級政府要立即停止和取消到溫州參觀、考察的安排。確有必要去的，也需事先徵得浙江省政府同意，嚴格限制人數，分期分批前往。希望各地從嚴執行，以利於溫州市各級政府和人民集中精力開展經濟改革。

　　1983年至1986年，溫州突如其來地遭遇了第一輪席捲全國的“溫州熱”，累計參觀人數超過60萬。其中被稱作“溫州年”的1986年，僅副省級以上官員就達93人次。高潮中的高潮——1986年9月至10月，從杭州、寧波連接溫州的兩條公路上車流阻塞，車禍激增：兩個月發生交通事故300多起，日均5起。共翻車57輛，死71人，傷250人，比上年同期增加4倍。

　　這僅僅是開始。

　　1992年，春風浩蕩。許多人把小平講述的“春天的故事”與“發展才是硬道理”的至理名言緊緊&&在了一起。

　　事實上，故事的內涵並不止這些。從武昌、深圳、珠海到上海，小平一路講的最多的話題之一，是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關係：“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就是要對大家講這個道理。”

　　7月11日，《經濟日報》在頭版刊登署名長文《社會主義也應搞市場經濟》”。投石擊破水中天，醒目的標題和跳眼的提法引起廣泛關注。許多省市報刊紛紛轉載，境外媒體也迅速作出反映，有的還大加渲染：“中共發出警告——不搞市場經濟就要垮&！”

　　同年10月12日，北京，人民大會堂。中共十四大開幕。江澤民代表十三屆中央委員會所做的報告宣布：“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醞釀已久的小平的“個人意見”，通過組織程序在全黨正式確立。 無論是真懂還是真糊塗，“市場”一時成了中國人廣為傳説的最酷的詞彙。“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啟蒙急需活生生的教材，溫州人——“頭髮都是空心的”、天然的市場跳蚤被推到了接受鮮花和掌聲的前&。

　　第二輪“溫州熱”不可阻擋地蓬勃興起。1992年至1994年，參觀取經者約50萬人次。

　　有人曾調侃説：“走在溫州的大街上，你一頭會撞倒5個老闆——就像在北京，一腳會踩到仨當官兒的。”的確，溫州的有錢人車載斗量，如同大漠裏的沙子一樣不起眼。而在他們的身後，是屬於他們的數量多得如同沙子一樣不起眼的大小民營企業。

　　溫州的民營企業究竟有多少，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到底佔了多大的比重？我們留心查閱了各個發展時期不同來源的材料，發現説法各一，甚至大相徑庭，其間多種模棱兩可或自相矛盾的概念、表述經常讓人覺得一頭霧水。但有一點是共同的：隨着咏嘆調般時而高亢時而低晦的政治氣候，有關數據也跟着熱“漲”冷縮。

　　在中國，錢袋子（在商品經濟社會，更多地表現為企業産權，或稱之為物化的貨幣載體）永遠是個諱莫如深的話題，尤其是涉及這個錢袋子姓“公”還是姓“私”。面對好奇者、探詢者，溫州人笑得一臉尷尬。

　　總有揭開蓋子的時候。

　　1997年9月召開的黨的十五大明確宣告：“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1999年3月舉行的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又鄭重地將這一重要論斷載入了修改後的國家憲法。

　　從“拾遺補缺”到“有益補充”，最後走到“重要組成部分”，民營經濟和它們的擁有者們終於迎來了“大紅燈籠高高挂”。

　　與改革攻堅、意義深遠的第三次思想解放相伴隨的，是第三輪“溫州熱”。僅十五大召開的當年，參觀考察者就達近十萬人次。

　　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前20年，溫州始終像一口煮沸的大鍋。與99％曾經耀眼奪目的“典型”相比，溫州有着根本的差別：沒有普遍認同的結論，沒有異口同聲的經驗。是一座巨大的金礦，也隱藏着巨大的風險。改革者或打着改革旗號的人不約而同地來到這裡，翻尋各自需要的東西。

　　我們經常可以在一支支的考察隊伍中看到這樣生動的畫面：一些面部表情肅穆、呆板的官員一邊用批判的目光過濾這裡的所見所聞，一邊急不可待地掏出荷包，拎着成打被他們詛咒為“萬惡的資本家”粗製濫造但式樣新穎、物美價廉的溫州皮鞋，樂顛顛地滿載而歸。

　　但對那些為中國的未來虔誠祈福的真正的改革者來説，溫州發展的多樣性和多變性，正是溫州的生命力所在。任何發生在溫州的有時甚至是類似天方夜譚的故事，都讓他們感受到如同蒙娜麗莎的微笑般神秘的魅力。

　　1986年2月，77歲的社會學泰斗費孝通來到溫州。此後的1994年11月和1998年10月，費老又兩度重游，先後留下了《小商品　大市場》《家底實　創新業》和《築碼頭　闖天下》三篇影響廣泛的文章。徜徉溫州，年過古稀的老人感慨萬千：“我的大腦皮層出現了自20世紀30年代搞江村調查後從未有過的刺激與興奮。” 溫州在中國改革史上創造了太多的第一：

　　全國第一份私人工商執照

　　全國第一批股份合作企業

　　全國第一個實行金融利率改革

　　全國第一個制訂私營企業條例

　　全國第一個實行全社會養老保險

　　全國第一座農民城

　　全國第一個農民包機公司

　　全國第一個跨國農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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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州是那樣的鮮活，那樣的不安分，那樣地蘊藏着每一個改革者都應具有的發展躁動和激情。以至於部隊作家丁臨一用激揚的文字唱響了一份改革者的《溫州宣言》——請允許我向你們説一句多少有些強加於人的心裏話：我不僅自己在愛着溫州，愛着溫州人，而且我還覺得，中國的每一個真正的兒子都應該熱愛溫州和溫州人，都應該以一種十分獨特的、溫柔的、迥異於尋常的、近乎病態的愛去愛溫州和溫州人。因為，在今天，只要審視一下某個中國人是如何理解溫州和溫州人以及他的理解的深淺，便可立即測定和判明那個人在改革中的位置、態度、作用乃至他整個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也許，還要加上智力發展的程度。(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