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鋒在溫州

　　我只來過一次溫州，那是在1991年的夏天。除了溫州市內，還去了永嘉、瑞安、樂清，總共只呆了5天，實在不能説真正了解了溫州。不過，在這以前和以後，不斷地有人對我談到溫州，不斷地有人送給我一些關於溫州的材料。我在溫州以外的地方也訪問過溫州的官員，其中有前任永嘉縣委副書記李雲河、前任市委書記董朝才。所以，我對溫州這20年來的情況能夠有一個連貫的印象。

　　簡單地概括溫州20年改革開放的脈絡，可以説，是兩個高潮的中間夾着一個低谷。第一個高潮是在80年代，也即1980年到1988年這一段時間。溫州人在經濟方面大體上完成了自己的資本原始積累的階段；在政治上則是盡可能地避免意識形態之爭，而使物質第一的思想深入整個社會。第二個高潮是在1992年到現在的一段時間裏面，溫州人在經濟方面逐漸建立起新的秩序，在政治方面則是在一些最重要的意識形態問題上終於為世人理解。

　　兩個高潮中間的那個低谷，是指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的兩三年間。那時候，溫州人在“反和平演變”的輿論聲中有些惶惶不安。也正是在那個時候，溫州被一些人看作是“和平演變”的例證。1991年春天，我在北京見到溫州市政府的一位負責人，他當時極力地對我解釋溫州經濟當中公有制的比重仍然很大。還説，80年代興起的“溫州熱”已經降溫，記者們不再登門採訪，參觀取經者也明顯地少了。他在言談間隱隱流露出內心的不安，這促使我下定決心來到溫州。那幾天我見到的溫州人幾乎全都談起北京的一個調查組。他們告訴我，這些調查人員的任務之一是要判斷溫州是否出現了資本主義復辟。溫州人那時最關心的問題是中央給他們的改革定一個什麼性質。當他們聽説調查人員認定溫州在總體上符合社會主義原則的時候，就大大地松了一口氣。後來看到調查人員去後復返，重新調查溫州姓“社”還是姓“資”，不免又緊張起來。然後就拼命地把自己的一些私營企業説成是合作企業，以期增加集體經濟的比重。其情景有如李瑞環當時所説：“我看你怕人家給你戴‘白帽子’，你給自己急着戴‘紅帽子’。”儘管如此，我在溫州仍然感覺到蘊藏在民間的那種發展的渴望和創造的激情。 我喜歡溫州人的不肯安於現狀、溫州人的堅忍不拔以及創造精神。溫州人淡漠於意識形態之爭和熱衷於物質利益的追求，乃是人類社會進步的生生不息的推動力量。這種力量所帶來的不僅僅是物質繁榮，也是整個現代文明的進步。對於溫州以外的人們來説，這裡還有件事情更值得關注，那就是，鼓勵民間的熱情和想象力，而非自以為是地凌駕在老百姓之上指手畫腳，乃是當地政府行政的最重要的特色。 作為一种經濟發展的途徑，“溫州模式”今天已為世人所知，這是值得溫州人驕傲的。不過，溫州的發展，在具體的道路上，似乎只有溫州人和那些具有溫州品格的人才能走得通。既然如此，溫州以外的人們，為什麼會對溫州的事情格外感興趣呢?我想，這是因為，溫州人所遵循的一些最基本的邏輯，也為所有現代社會的人所共有。溫州人勇於承認自己的追求物質的動機，這比他們已經取得的那些物質成果更加重要。我們的國家自古就有“重義輕利”的傳統，直到今天也還有一些人執著地守護着“意識形態第一”的信念。不過，這樣的人並不太多，更多的人可能是用意識形態的外衣，來掩蓋他們對於利益的追求，或者是維護他們的即將失落的利益。當他們的這種企圖只是涉及他們自己的利害得失的時候，無非是一頂烏紗、幾間房子等等，也不算可怕。問題在於，當他們試圖用這種手段去左右他人之命運，甚至影響整個社會的時候，有如溫州在90年代初期曾遇到的那種情況，就不能等閒視之。

　　我過去寫的東西中，有一些內容涉及溫州，在一些溫州人當中引起共鳴，當然也使得另外一些人不大高興。現在要補充説明的事情有二：

　　一件事情是，不要忘記那些對溫州的發展作出貢獻並且付出巨大代價的那些人，比如原永嘉縣委副書記李雲河，他僅僅因為搞了“包産到戶”，畢生染上濃重的悲劇色彩。他在40年前的主張，今天已經為全中國所接受，而他本人卻已經很少被人提起。今後我們能不能一再讓那些改革的開拓者和探索者付出那樣大的代價?即使他們的探索失敗了甚至是錯誤的，難道不比那些什麼事都不做的人強百倍麼?

　　另外一件事情是，在過去那些年裏，政治氣候變幻不定。很多人也就跟着風説了一些話。比如在90年代初期的兩年裏，有人把溫州看作“和平演變的溫床”。我曾經寫東西批評過這種説法。前不久，我接觸到的一些情況，方知事情並非如此簡單。有的人，在説出諸如此類話的時候，也許是出於無奈，而非他的本意。因為他周圍的情勢令他不得不在公開場合這樣説。而在私下，他也曾對別人説過，他希望大家集中精力搞經濟，不要再折騰了。這一情節可以説明我們的幹部在非常時期常常具有一種複雜心態。一種反常的政治力量和行政力量即使能夠操縱人的嘴巴，卻並不能征服人的心靈。現在我將這些寫出，用來彌補過去所述之不足。

　　由此我也想到，中國人在內心裏相通的地方越來越多，相通的人也越來越多。那些發自內心地指責溫州“和平演變為資本主義”的人，也會越來越少。

　　(摘自《溫州人》雜誌1998年紀念中國改革20周年特刊，凌志軍文)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