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溫州人看來，當年一支支調查組開赴溫州，是在認真考慮該給溫州戴一頂什麼帽子：社會主義的，還是資本主義的?

　　就在那一特殊日子的前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環同志前往溫州考察，提出了妙趣橫生的“光頭論”。雖然李瑞環同志的原話很多年以後才慢慢見諸報端，但急切的溫州人當時還是通過各種渠道探知了一二。

　　一位溫州的朋友甚至頗為權威地向我們發布新聞：那一年的夏天，剃光頭的溫州人的確比往年增加了若干倍云云。

　　1991年5月14日11時10分，一架“挑戰者”號專機徐徐降落在溫州機場的跑道上。機艙門打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環同志笑呵呵地急步走下舷梯。隨即改乘汽車，駛上簡易公路，直接趕往中國第一座農民集資興建的農民城——蒼南縣龍港鎮及金鄉鎮。

　　當晚，溫州市區與往日一樣，燈火通明，喧囂繁鬧。李瑞環一行步行到環城東路、公園路視察夜市。在一爿小商品攤位前，他環顧了一下攤位上的各類服裝、裝飾品，突然指着眼皮下的幾串珍珠項鏈，明知故問：“這是真的還是假的?”

　　“假的，這些是仿製品，沒真的，所以便宜。”攤主幾乎不加思索。

　　眾人大笑。李瑞環同志滿意地對攤主豎起大拇指，含笑離去。

　　在樂清縣柳市鎮股份合作的求精開關廠，當李瑞環得知這位廠長5年前入股5萬元創辦企業，現在已增值到40萬元後，詢問道：“去年你分了多少錢?”這位廠長報了個保守的數字。

　　李瑞環一聽連連擺手：“那你比存銀行還不合算，要不然就是你沒講實情。我想我們在一起研究問題，大家都把真情實況講出來好不好?”
溫州市委一位分管股份經濟的副秘書長趕忙匯報：每位股東一年可以拿到三筆收入：一是股息，其利率允許比國家銀行基準利率高30％，而且計入企業成本，在稅前開支；二是稅後利潤有25％用來分紅；三是稅後利潤的50％雖用於擴大再生産，但産權記在股東名下，可以由股東支配轉讓。 李瑞環聽罷頷首，轉身問廠長：“是這樣嗎?”廠長笑着點點頭。

　　“好，好。”李瑞環這才放心地説。

　　既然來到溫州，就繞不開溫州姓什麼的老話題。

　　李瑞環沒有回避，開門見山：

　　“在對待溫州這個議題上怎麼辦，事實上不管你叫不叫‘模式’，已經成了我們國家對待個體私營經濟的一種態度。對個體私營什麼態度，人家就看你對溫州怎麼樣；對鄉鎮企業什麼態度，就看你對蘇南一塊怎麼個態度；開放這件事究竟是賣國還是吃虧了，或佔便宜了，就看你對珠江三角洲怎麼看。這誰也沒説，不是誰封的，文件上也沒説，就是這麼一回事。

　　“溫州這件事怎麼看，將來怎麼看都還可以再研究，不要急急忙忙地下結論。我看你怕別人給你戴‘白帽子’，你給自己急着戴‘紅帽子’。我説你們先不戴‘帽子’，脫個光頭，不是更涼快嗎?”

　　為此，他還作了個生動的比喻：好比給小孩起名字，總不能沒等生下來，還不知是男是女，就急急忙忙給起名字。叫什麼名字並不是最緊要的。要是生個男孩，那就叫“鐵柱”“石蛋”之類的名字。要是生個女孩，那就起個“招弟”之類的名字。還有的小孩生下來先起個小名，等長大了讀書時再起個大名。

　　先生娃，後取名。

　　事實上不僅溫州如此，整個中國改革又何嘗不是如此。我們要往前走，中華民族要往前走，否則，等待我們的，只能是淘汰出局。這一點是十分明確的，是我們義無反顧地選擇改革的初衷。因為任何改革都必然帶有無法逾越的模糊性和不確定性：我們怎麼往前走？代價最小的捷徑在哪？會遇到多少妖魔鬼怪?我們不知道，我們無法知道。中國改革前無古人，沒有先例可循，沒有故事可講，馬恩列斯經典著作也不能給予我們超越時空的指點。這正是中國改革的艱難所在，也正是中國改革的意義所在。

　　發展才是硬道理。今天，這句名言已深入人心。但是在一個把名分看得比生命更重要的國度，確認這一點，是多麼地不容易。

　　溫州是幸運的。繼李瑞環之後，1991年4月23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喬石考察溫州。同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同志考察溫州，並充分肯定了溫州人民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方針、政策指引下，在發展經濟、穩定社會、脫貧致富、繁榮市場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績。

　　歷史沒有辜負溫州人的等待。（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