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香港經濟學教授張五常應倫敦經濟事務研究院之邀寫一本關於“中國可能的變化”的書，張教授因此到廣東等地跑了一圈。在書稿中，他大膽預測中國一定會在不遠的將來實行市場經濟，並且中國會有類似於産權私有化的市場經濟出現。當他把書稿寄給美國的一些大名鼎鼎的經濟學家的時候，得到的大多數反饋是疑問。很多人建議他不要發表這本書，有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甚至用近乎質問的語調問張教授：“你竟認為經濟學理論有辦法來預測中國嗎？”

　　這幾乎是對張五常，也是對中國改革模式的一次“致命的質問”。然而，張五常決定我行我素。3年後，發生在中國的改革實踐讓他大大地出了一回名。

　　到2000年，3位中國的青年學者去美國拜訪哈佛、麻省理工的20多位著名經濟學家，就一系列與中國有關的問題向他們討教，這回他們聽到的絕大多數是近乎恭維的回答。197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薩繆爾森甚至大膽地預言：“我預測中國將在2000年至2020年間有長足的發展。為什麼？因為你們可以輕而易舉地效仿國外最好的技術。如果中國能避免戰爭、政治動亂和烏托邦式的集體主義，那麼，當美國和西歐在下一個20年裏經濟增長徘徊在2％時，中國的經濟增長應該是這個數字的兩倍。”

　　其實，近十年來，對這樣的反差或轉變，中國經濟學界已經司空見慣，我們中的很多人因此而陶醉在“創世紀”的喜悅中，一種改革“自大”“自戀”情結正散發出頗為感性化的氣息，瀰漫在我們思想家園的上空。

　　可是，相對於旁觀者的薩繆爾森們，我們是不是應該有另外一種更為謹慎和敬畏的心態？畢竟，對中國改革的所有陣痛和苦難惟有真正置身於其中的人們才能夠深切地感受到，即便在今天乃至即將到來的明天，中國的改革之路都不可能是高速公路般的通暢。更何況，將來關乎中國前途的命題已大大地超出了純經濟學的範疇，新的、衍變中的社會格局正向前行中的人們拋出一個又一個讓人倍感困惑的難題。

　　選取一個全新的視角

　　解釋一個社會秩序的演進，遠比解釋市場經濟中的一些現象要難得多。事實上，我們對這一方面的探求和研究，已經相當滯後，已經被實踐甩下了一大截。因此，當我們打算為自己所熟悉的溫州寫一點什麼的時候，我們覺得有必要選取一個全新的視角。

　　溫州，已經成為一個模式化的經濟地理名詞。曾幾何時，在許多稍稍了解溫州的人們的理解中，溫州便是前店後廠的家庭作坊，便是供銷員滿天跑的家族工廠，便是專業市場、溫州街和一群操着一口難懂的方言的精明的生意人。盤旋在溫州上空的，便是“姓資姓社”的激烈對峙，便是對私營經濟的喜惡判斷……

　　這些景象和話題，都曾經讓人激動不已，並留下難以磨滅的鑽石般的記憶。然而，隨着改革的推進和時代命題的轉換，沉澱在它們之中的內涵，在今天再次解讀畢竟已經有點“泛黃”了。事實上，從1997年開始，當所謂的“溫州模式”從“異端”突然變成“正統”之後，它便仿佛在一夜之間失去了獨特的個性。它的光環日漸褪色，它曾有的輝煌被淹沒在了日趨雷同化的市場化改造浪潮中。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中前期，自由而個體化的溫州的價值是“體制困擾”造成的，溫州作為計劃經濟體制的“假想敵”而存在，又因為它的頑強堅持而受到人們的推崇。

　　溫州是一個給人們提供了勇氣和信心的地方。它是一面具有象徵意義的旗幟，在不短的一段時間裏，對溫州的態度，成了考量一位政治人物或經濟學家的改革態度的標誌。而所有的爭議或褒揚，在某種意義上與現實的溫州又是不相干的。在那段時期，溫州之於中國改革的思想啟蒙意義和象徵意義，遠遠大於它在企業模式或區域經濟方面的實際發展，在此，我們不妨把這種現象稱之為“溫州的寓言化”。

　　因此，當市場經濟的體制構建已經成為一種舉國上下的共識、當企業的市場化改造已經與國際慣例接軌的今天，再來總結或甄別溫州模式的價值、意義，其實已經是一種撰寫“回憶錄”之類的工作了。這也是我們在本書的創作之初，便已經清醒地認識到並企圖規避的。為此，我們選擇了一個廣義的社會學視角來完成對溫州的這一次審視。

　　我們認為，過去20年溫州的進步，並不應該僅僅歸因於私營經濟的勃興，而應該視之為社會轉型時期的一次秩序的變革。在這個風雲激蕩的大舞&上，以私營企業主為代表的新生民間經濟力量與政府、民眾及知識分子之間，一直存在着一種互為倚重、依存和協調的關係。它們之間的這種多向互動，構成了轉型期的中國社會穩定或動蕩的基本前提，而這種多向互動，又成為社會秩序邁向現代化的關鍵所在。

這是一個正在生成中的新秩序。大而言之，當今中國，以告別計劃經濟體制為標誌的改革階段已大體完成，取而代之的，便正是以四大利益階層為代表的經濟社會秩序的大調整。它將成為未來中國改革的新的主題，它的成敗，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中國社會的走向。

　　20世紀60年代，美國著名的政治學家羅伯特麥克馬納拉曾經説過：經濟上和社會上的落後，是不穩定的根源。完全的貧困，只可能造成顛覆性的革命，而不可能産生建設性的政治改革的動力和土壤，全面貧困損害任何類型的政府，是不穩定的持續因素，使民主幾乎無法實行。因此，現代化是通往穩定之路。然而，為實現現代化而進行的種種努力，則必然産生政治和體制上的某些混亂，如果處置失當，便很可能造成整個社會秩序的顛覆和倒退，使現代化改革的初衷無法得到真正的實現。我們必須冷靜地直面這種互相交錯着的社會現象，並以一種富有技巧性的變革方式，來減少或延緩無法回避的陣痛和衝突。

　　我們都清楚地知道，經濟的發展始終需要一個競爭而又協調的氛圍，而且我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迫切地感覺到這一點。這已不僅僅是一個經濟改革的命題了，而是更廣泛地涉及社會秩序的擴展和重建，涉及各個階層的利益的均衡和協調，涉及更多的與公共道德及社會公平有關的規則的建立。

　　與國內的其他一些地區相比，溫州的價值在於，在過去的數十年中，它一直是一個十分完整的社會模型，它所進行的改革是最為刺眼的，它所面對的質問是致命的，甚至來自於中國政治的最高層。因而，體現在這個地方的社會各階層的矛盾衝突和互動便也顯得格外動人和醒目。

　　正是在這樣的一個觀察平台上，溫州的先行凸顯出了新的研究價值。

　　從體制突圍到利益分野

　　我們一直不同意何清漣女士在《現代化的陷阱》一書中表述的一個觀點：從平均主義盛行到懸殊的貧富差距，中國僅用了短短的十幾年時間，而這一過程，卻是一個社會財富向素質低下和品質惡劣者手中集中的過程。

　　我們也不同意她在《我們仍然在仰望星空》中表述的另一個相似的觀點：中國目前的中産階級缺乏深化改革的動力。她認為：“中國現在的中産階級産生原因與英國、法國不一樣，他們的生存與發展，幾乎是完全附着在這體制（指舊的半市場半計劃體制）上，他們與體制的關係，就是皮與毛的關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沒有這個體制，也就沒有了中國的中産階級，這個體制消亡，他們也就沒有存活的可能。這個體制存活得越長，對他們來説獲取的利益也將越大。”

　　何清漣將國有資産的流失與私人資本的膨脹&&成一對互為因果的過程：“原始積累完成的標誌是財富集中到少數人手中，其實質是我國當代社會政治經濟兩大階層組織的掌權者及其依附者進行權錢交易等尋租活動，共同瓜分國有資産……其進行掠奪的手段是憑藉權力。”（見《現代化的陷阱》，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年版，第153頁）由此，她對中國改革的原始積累及其受益者提出了道德上的終極質疑。

　　至少在溫州這個案例中，我們可以發現中國的中産階層中存在着兩種人。一種如何女士所言是從舊體制中尋租牟利而成的，另一種則是通過自己的合法勞動成長起來的。在某種意義上，他們都是體制轉軌時期的既得利益者，都曾經或多或少地通過某些非正當的手法獲取過灰色利益，如後者的行賄等也算是對舊體制的尋租。可是，從長遠發展看，中國的中産階層——在本書中我們較多的用“新生民間經濟力量”這個詞彙——仍然是中國改革的重要的推進力之一。在資本及利益的推動下，他們必然會萌發出進一步的經濟發展及社會改革的要求，會對社會秩序的更新提出建設性的目標，除非他們從産業市場中退出，轉而去國外做逍遙的寓公。

　　事實上，與中國改革伴生的最讓人驚喜的便是民間新生經濟力量的成長。它們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其對中國經濟的貢獻率已經佔到了七成以上（據中國社會科學院2001年有關數據）。當今的中國社會已經出現了分野鮮明的新經濟力量、民眾、政府和知識分子等利益階層。在以往的改革中，這些利益階層站在同一條戰線之上，以對舊體制的抗爭為其共同的生存命題。而隨着舊格局的擊破，它們在改革過程中出現了明顯的利益分野，對社會改革目標提出了多元化的要求。因而，這些階層之間的互動和消長，將構成影響中國未來命運的最重要的要素。

　　在迄今為止的中國，生産力的發展，是我們評判一個地區或企業改革成效的惟一標準。溫州之能夠走到今天，無疑也是依賴於這一得到最廣泛的人們認同的價值評判標準。然而，當經濟發展進入到一個新平台的時候，尤其在今天，中國已經加入WTO，經濟體制改革所形成的能量已逐漸釋放之後，我們將用怎樣的標準來評判改革的成效呢？是否存在一個或若干個與經濟發展同等重要的命題呢？

　　我們的答案是肯定的。其中，改革方案的協調性及其對社會秩序重建的推進，是最值得關注的命題。

　　如果説，上世紀末的中國改革是一場“主要依靠勇氣”並以體制更新為主要特徵的改革的話，那麼，新世紀的中國改革，則已經進入到了一個不同以往的、側重技術層面的改革階段。

　　過去的改革，可以被視為一場對計劃經濟舊體制和舊觀念的總突圍。面對舊體制，所有改革者的利益和目標幾乎是一致的，在某種意義上，其突破本身已構成了改革的重大價值。可是，在舊體制被基本摧毀，舊觀念被基本改變，中國經濟面臨全球化發展的今天，我們的改革對象其實已經出現了本質性的衍變。也就是説，我們所面臨的各種改革的命題都已經日漸地呈現出技術化的特徵：在經濟建設方面，我們需要與國際接軌的手段；在政治建設方面，我們則需要高超的政治技巧。

　　從非合法化到合法化

　　中國的改革往往帶有很大的冒險性，因為它面臨着舊體制、舊秩序與舊的意識形態的重重障礙，而改革理論又從來都是滯後的。

　　儘管已經過去了將近十年的光陰，我們至今仍無法忘卻與一位溫州的鎮委書記的一次交談，無法忘卻他無意識中對我們説過的一句話。在談及他的改革實驗遭遇到的阻力時，他脫口説道：“無所謂的，從一開始我就知道，改革，有時是從‘違法’開始的。”

　　那是在一個江南的早秋，天低低地壓在蜿蜒東流的江水上。在我們的眼前，是一片剛剛崛起的新樓房和一條寬敞的鎮中心大道。幾年前，這裡還是一片野鴨紛飛的沼澤地，現在卻已在這位鎮委書記的領導下變成了中國第一座農民城（他後來因為“為死去的母親大辦喪事”而被撤職）。

　　我們是很能夠理解他所説的“違法”的含義的。所有認真地關注過中國20餘年改革歷程的人，也是應該能夠理解這種“違法”的含義的。這幾乎是中國改革最為迷人的一個現象：所有的改革行為往往是以“創造性”地破壞現有體制為特徵，也就是得不到正統觀念認同甚至有違反現行法律法規之嫌疑。只是在實踐中獲得了成功之後，才逐漸獲得一種社會認同並廣為效仿，進而得到官方的遲到的承認。

　　弗哈耶克在他晚年最重要的著作《致命的自負》中曾寫道：“社會文明進步的擴展秩序並不是人類的設計或意圖造成的結果，而是一個自發的産物……人們不知不覺地、遲疑不決地、甚至是痛苦地採用了這些做法，使他們共同擴大了利用一切有價值的信息的集會，使他們能夠‘在大地上勞有所獲，繁衍生息，人丁興旺，物産豐盈’。大概這個過程是人類進化中得到正確評價最少的一個方面。”這種帶有濃厚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色彩的表述，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被看成是中國改革的一種思想注腳。同時，我們又可以看到，正是由於缺乏參照係和前瞻性理論的支持，使中國改革的進程充滿了冒險性和戲劇化的片段。

　　中國的改革從一開始就不是一種“按圖索驥”式的改革，而是一種“摸着石頭過河”式的改革，是一種“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式的改革，這樣的改革觀的背後固然有着“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毅然決然，更有着“路漫漫其修遠兮”的徬徨和險峻，此外，還有着以犧牲某些理念和精神為代價的頗為悲壯的功利特徵。這種改革，是一種真正的“實踐大於一切價值”的改革——從一次冒險走向另一次冒險。應該説，這可能是上一世紀末中國經濟奇蹟發生的真正的謎底。

　　一個共同的“溫州懸念”

　　改革的成果，如同一個人的幸福，是由種種不同層面的表現組成的。生活的需要及獲取財富的衝動從來便是一切改革的最本能的啟動點。因而，溫州20多年的實踐，其實便是700萬溫州人集體進行的一次現代社會最原始的思考：消除貧困，走向富裕。

　　溫州的整個經濟乃至社會秩序的變革，並不存在一個可以量化的目標或評價標準。它是自由的，是由一群沒有太多理論修養的人們通過各種奇思異想和“膽大妄為”而完成的。個人的、無組織的行為，在這些時刻適時地造成了對舊體制、舊觀念的衝破，並因其顯著的經濟效益而受到人們的追捧和仿傚，終而形成為一種集體行為。體制或觀念的突破，並不是空穴來風，而是一一地依託於無數細微或“越軌”的經濟行為。

　　在未來，溫州社會各階層之間的利益的協調，也恐怕很難是一個完全理性的過程。因而，對溫州的社會學研究，對我們而言，實在是一次不尋常的思想探險。我們希望這是一個面向未來的、開放的寫作和思考過程。事實上，直到整個寫作完成，我們仍然沒有尋找出一個終結性的答案。在溫州，我們只是目睹了一種可能性，感覺它正處於一種新的秩序即將生成的前夜。

　　在本書中，我們將要描述的是溫州新生經濟民間力量是如何成長的，在成長過程中又遭遇到什麼樣的質問和困擾。

　　本書的基本框架是：第一章和第二章是對溫州20多年改革歷程的總體描述；第三章，講述的是溫州新生代企業家階層與政治的頗為微妙的互動；第四章，講述一個獨特的邊緣性社區對現有社會治理秩序的衝擊；第五章，講述溫州民間金融試驗的沿革與困頓；第六章，勾勒溫州知識分子的生存狀態；第七章，描述了溫州正在形成中的菱形財富結構；第八章，講述的是與社會經濟發展相伴生的來自最基層的民主故事；第九章，把焦點放到了市場化浪潮中的政府官員及社會治理結構上；第十章，是一次開放式的對話，其中，將溫州模式與蘇南模式進行對比讓我們得出了一些新鮮的結論。

　　在這塊中國最著名的民營經濟生長地，作為兩位自告奮勇的“溫州現象”的長期觀察者，我們渴望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

　　經濟的發展及其新生經濟力量的成長，從來就是一個與社會、政治息息相關的課題。中國改革的進程，是一種漸進式改革的模本。各種社會要素和矛盾在衝突中互融，在新的利益關係的調整中達成新的平衡，這可以説是協調，也可以説是妥協。總之，社會矛盾沒有被激化。一個十分重要的前提是，中國的改革不是以犧牲某一階層的利益為代價的，在溫州，乃至中國改革生態圈中，所有的利益集團都是改革的受益群體。這應該形成一種共識，惟有這樣，我們才能以一種更為平和的心態來面對未來的更為艱辛的社會秩序的變革。（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