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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章 掃黑指南

　　收到葉國文從上海發來的短信息，祝我新年快樂，並祝打黑成功，還不忘叮囑我注意安全。

　　這位老兄在復旦大學研究社會學，還專門發了一篇小論文給我，從社會學角度談對"黑哨"問題的理解。我這些天一直在關注法律上的問題，倒是應該看看社會學的觀點。從多個角度看，能夠看得更清楚一點。就像我既是政治記者，又是法律記者，還是文化記者、教育記者，當然，也是體育記者，這樣交叉重疊的身份，我認為對看待事物是非常有好處的。交叉才會有碰撞，有火花，才會産生亮點。

　　就像足球和商業相交叉，才有了俱樂部制度，有了生命力旺盛的聯賽。足球和反腐相交叉，才有了打假掃黑，有了超越專業領域的思考和建設。打假掃黑和法律相交叉，才有了對足球和法律而言都具有創造意義的新命題。

　　　　　　　　　　　　　　　　　　　　　　　　　　　---方益波2002年1月25日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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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意的體現

　　足壇掃黑，民心支持。

　　在反黑鬥爭開展的日日夜夜，全國無數的球迷和關心中國足球健康發展的人們，隨時隨刻都在關注着打假掃黑的每一步進程。陳培德説，全國各地有大批的來信來電，向他&&支持，&&感謝，甚至積極提供線索，希望為推動事件的良性發展出一分力。他&&這些來信來電給了他極大的動力，是他們強大的後盾。必要的時候他打算節選部分公開發表。我在這些天也不斷地收到各種各樣的信息，有的人大代表幾天一個電話和我溝通想法，表達自己的憂思，並以年老之軀，顛簸舟車，為解決打黑環節中的各種問題而奔波。有的老體育工作者夜不能寐，就會披衣起床，給我打電話，盡吐心曲。

　　打黑進行到後來，正趕上各地開"兩會"。很多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出於對中國足球的關心，聯合發起提案，要求司法介入足球"黑哨"問題。在浙江省quot;兩會"期間，人大議案組先是收到29位人大代表《要求司法介入足壇進行掃黑打假鬥爭》的議案，隨後參加提名的人大代表人數不斷增多，達到43名。在開會期間，體育界的省人大代表陳培德、政協委員杜兆年等備受關注。陳培德説，開會期間，不管認識不認識，很多代表都會前來和他打招呼
，向他&&支持和敬意，關切地詢問他在政治上和人身安全上所承受的壓力。"我從中汲取了力量，"陳培德説。

　　在議案中，代表們提出，足球界長期以來存在的裁判拿"黑錢"、吹"黑哨"等醜聞終於大白於天下，引起了輿論界和社會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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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廣泛關注。省體育局陳培德局長對足壇的這種腐敗現象接連進行了猛烈抨擊，並提請國家體育總局和中國足協採取嚴厲措施，開展足壇打假掃黑反貪活動，使浙江成為足壇打假掃黑反貪的前沿陣地。這是浙江省體育局和綠城、吉利俱樂部加強行業自律的自覺行動，符合"三個代表"和行業開展道德教育的要求。而由於司法的遲遲不能介入，已經産生嚴重的後果:一些收黑錢的裁判和"中間人"、俱樂部訂立攻守同盟，使這些犯罪群體客觀上成為法律拿他們沒辦法的特權人。為此，籲請司法部門儘早介入，先從浙江省尋找突破口，最終割除這個附在中國體育身上的毒瘤。

　　在浙江省政協八屆五次會議上，政協委員就"黑哨"問題提出了《"黑哨"決不能自由氾濫》的提案，指出:有關裁判是否收取"黑錢"的調查，必須要由司法機關介入，立案偵查，凈化我們的足球隊伍，讓體育事業不脫離正道。

　　聲聲民意，拳拳民心。在1月23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曹建明和浙江省部分人大代表及浙江司法界領導參加的座談會上，陳培德就提出了司法介入的緊迫性，向曹建明提供了用以説明中國足協國家機關身份和裁判屬於國家工作人員的國家體育局的文件，並提出了中間人的問題。曹建明作了詳盡的記錄並帶走了陳培德準備的材料。另外，陳培德還將有關材料複印之後寄給了最高人民檢察院。

　　陳培德透露説，杭州市檢察院的一位副檢察長給他寫了封信，在信中那位副檢察長表態説自己是一位老檢察官，對他的行動&&支持，同時&&非常希望為司法介入盡力，希望陳培德能為他提供情況。

　　據悉，浙江省的全國人大代表也非常關心掃黑情況，已經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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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將在全國人代會上提出將體育列入行風整頓的重點部門。

　　儘管社會各界普遍關注的是"黑哨"問題，但是"黑哨"只是足壇醜惡現象的一種，它同中國足球存在的體制問題以及由此引發的"假球"、賭球、賣球和司法介入難等問題密不可分。關於整治足球環境的一切問題，均受到人大代表的熱切關注。

　　在2001年的聯賽中與綠城對陣、涉嫌"假球"而受到足協處罰失去升A資格的長春亞泰，日前以《行政訴訟法》為依據將足協告上法庭，卻被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以"不符合法律規定的受理條件"為由駁回。

　　長春亞泰足球俱樂部隨後又將起訴書提交到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此舉也得到了人大代表的支持。據報道，全國人大常委會常委吳長淑等12名全國人大代表聯名上書全國人大常委會，要求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受理長春亞泰足球俱樂部對中國足協提起的行政訴訟。他們認為，根據我國《體育法》第31條關於"全國單項體育競賽由該項運動的全國性協會負責管理"的規定，中國足協是法律授權的管理全國足球競賽的組織。根據我國《行政訴訟法》第25條第4款"由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所作的具體行政行為，該組織是被告"的規定，以及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20條第3款關於"法律、法規或者規章授權行使行政職權的行政機關內設機構、派出機構或者其他組織，超出法定授權範圍實施行政行為，當事人不服提起訴訟的，應當以實施行為的機構或者組織為被告"的規定，中國足協可以作為行政訴訟的被告。

　　除了司法介入，已經有很多人大代表關注更為深刻的體制問題。在北京市第十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上，代表們對足球"黑哨"問題非常關注。國家級田徑裁判許繼存説，"黑哨"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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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反映在裁判身上，但根子不在裁判。我們既要看到"黑哨"現象暴露出的管理體制問題和法制不健全問題，更要看到深層次的社會原因。體育界代表認為，要將目光quot;黑哨"轉向體制改革，只有從體制上找出原因，大膽加以改革，"黑哨"才可能消除，體育事業才會健康發展。

　　日前，佔旭剛的教練、全國人大代表陳繼來將他遞交給最高人民法院肖揚院長的信函專門送到我這裡。為解決司法介入的打黑瓶頸，陳繼來幾上北京，數次給最高人民檢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領導同志寫信，為凈化中國體育環境盡了一個老體育工作者的拳拳之心。

　　這封信寫道:

　　廣州吉利、浙江綠城李書福、宋衛平兩位企業老總勇敢地站出來反省自己的同時，大膽地揭發足球裁判大量接受賄賂（成為）"黑哨"的事實後，浙江省體育局局長陳培德同志出於高度的責任心、依法行政（的決心而&&）公開支持，大量的新聞報道已近一個月之久了。我認為這場掃黑鬥爭是必要的。體育界的腐敗現象一直得不到很好的治理，我省人民群眾擁護浙江省人民政府公開表態支持這場反腐鬥爭，相信體育界的反腐鬥爭必將引向深入和取得勝利。

　　人們的共識是強烈要求司法介入。反之不可設想。要靠行規來解決是不可能的，人民群眾也是不會答應的。我國司法能否介入競技體育，我國的競技體育能否置於法律之外而形成特殊公民階層，備受人們的關注。這次大量的新聞採訪報道，充分體現了我國民主政治的一大進步，同樣受到人民群眾的歡迎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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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體育各單項運動協會1998年機構改革後的各運動項目管理中心是國家行政事業正廳級單位，協會、管理中心兩塊牌子實際上是一套班子，都是國家行政機關幹部。各省市也同樣。裁判有些項目是國家協會聘任的，也有個別實際上的專職人員。但大量的業餘裁判來自教師和國家行政機關工作人員，並有裁判註冊等等手續。

　　以我本人為例:我是一位國家幹部，國家級教練員，又是國家級裁判員，如果我在裁判工作中有嚴重的接受賄賂事實，難道就不構成犯罪?法律就可以不追究我的責任?我不就成了特殊的公民嗎?

　　我國《體育法》第51條規定:利用競技體育從事賭博活動，由體育行政部門協助公安機關責令停止違法活動。並由公安機關依照治安管理條例的有關規定給予處罰。在競技體育活動中有賄賂、詐騙、組織賭博行為，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我國有些法律條文可能不盡完善，但通過司法的正確解釋來處理、解決當前足壇上部分裁判受賄案件的所謂法律危機是當務之急!它關係到我國競技體育能否有法可依、健康發展的大事。競技體育是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因為它影響大，搞得好能激發人民的愛國主義熱情，積極向上;反之，如果在足球比賽中接受賄賂，裁判執法必定嚴重不公，而導致球迷的不滿，引發一些所謂球迷鬧事事件，我認為其根源主要在於裁判中的一些犯罪分子事實上得不到法律的追究，就會造成社會的不穩定因素。為此人民群眾強烈希望法院、檢察院盡快明確司法解釋和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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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足協也在這場鬥爭中旗幟鮮明地表達自己的觀點。北京市足協發表了聲明，堅決支持打假，反對足球場上的腐敗現象，堅決剷除"黑哨"。並&&，對於執法甲A、甲B的裁判員，其管理和選派權雖不在市足協，但協會將對當前的調查工作進行積極的配合，同時敦促有問題的北京裁判主動、儘早地講清問題。

　　在最能反映社情民意的互聯網上，隨着事件的進展，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打黑熱潮。根據新浪網的統計，該網站曾經出現10萬網友同時聲討"黑哨"的盛況。

　　作為最大的受害者，球迷也在行動。最早是四川一位球迷認為自己買票看球，看的卻是"假球"和"黑哨"而向當地消費者權益保護協會上訴。隨後，打假掃黑的發源地浙江的球迷委託律師來找我，&&要拿起法律武器，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來維護自身的合法權利。目前杭州市西湖區法院已經收到杭州球迷的訴狀，正在研究是否受理。還有一些球迷，主動向司法機關集體舉報。

　　大家都為了一個目的---凈化中國足球的環境。

　　這是一場真正由民間發起的、自下而上、已取得一定成果的廉政風暴!

　　曾經有媒體採訪我，問在俱樂部低調的情況下，是不是打黑就無法繼續下去，會不會不了了之。我的回答是，不會。因為這次在中國體育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反黑風暴中，存在着多種打黑的力量，除了俱樂部，還有媒體，還有廣大球迷，還有雖然不是球迷但同樣關心中國足球發展的人們，他們都在這場鬥爭中發揮着巨大的作用，都是這場鬥爭的主角，他們的力量是不可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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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們的力量將會對打黑事業的發展起到實質性的作用。

　　因為這已不僅僅是凈化足球環境的問題，此事件的意義，已遠遠超過打假掃黑本身。一個單項體育運動的反腐倡廉，之所以會産生這樣大的社會反響，是因為其中寄託着人們對身處的整個社會環境中各個領域存在的問題的反思，寄託着人們對所有不公平現象的痛恨，以及對體育所代表的人類不斷完善自身的美好理想的追求。

　　足球不僅僅是"快樂"的，足球確實有很多附加意義，理想與現實差距越大，足球所承擔的意義就越沉重。

　　這樣，為足球所做的努力也就是為所有的事物所做的努力。

　　我曾經在打黑中為一幕場景所感動，那是在綠城職工足球隊和新聞隊打比賽的間隙，一位看上去已經有70多歲的老太太，雙手向上緊緊抓着球場邊的鋼絲圍欄，圍滿皺紋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場上的綠城隊員。據説是僅僅就為了看看打黑的球隊到底是怎麼樣的。

　　那個雕像一般的人影，令人永遠不能忘記。

　　媒體的力量

　　總有一種力量讓我們淚流滿面。
　　讓無力者有力，讓悲觀者前行。

　　這些幾年前出自《南方周末》的媒體名言給了很多媒體人一種職業的定位。儘管有些人認為有矯情之嫌，但是在這次打黑中，媒體確實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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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衛平多次講到，這次足球打黑，媒體出了大力，很多記者完全是出於強烈的使命感，受良知的驅動，夜以繼日，不辭勞苦，為打黑出力奔忙。陳培德説，要不是媒體的強大攻勢，不可能取得事態的進展。閻世鐸也在多個場合&&對媒體的感謝，認為在這次事件中，媒體是立了大功的。

　　很早以前，全國的專業體育媒體就對足壇存在的各種醜惡現象進行不遺餘力的揭露和抨擊。在這次足球打假掃黑風暴中，大批的專業媒體參與其中，在逐漸深入的時候，還有很多綜合性主流媒體加入進來。除了早期介入的新華社，《人民日報》、《望周刊》、香港《文匯報》等強勢媒體均對這一單項體育運動的一個領域的工作予以高度關注，這在從前是沒有過的。

　　據陳培德説，事實上，在反黑過程中，宋衛平曾幾度萌生退意，也是媒體的力量，讓他繼續鼓起勇氣，奮然前行。

　　是媒體的力量，讓一位裁判幡然悔悟，退還黑錢並寫下懺悔信;是媒體的力量，讓中國足協作出表態，負責人親臨杭州，使打黑柳暗花明;也是媒體的力量，逼神秘中間人現形;同樣是媒體的力量，引發司法介入的大討論，力圖在實際操作方法上有所突破。媒體深入生活，聲音滲透在打黑的方方面面。

　　如果説，足球反黑對我們的體育環境以及整個社會環境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的話，那麼，媒體和揭黑者如宋衛平等人的作用是等量齊觀的。在這次鬥爭中，很多媒體人已經不是僅僅為了傳播消息，製造賣點，擴大本報的發行量，而確確實實是懷着對體育事業的滿腔熱情，為凈化足球環境，運用手中的筆、肩上的攝影機，一往無前地去努力。

　　很多時候，新聞發生在深夜，很多媒體的記者放棄休息趕赴現場，經常鏖戰通宵。他們中有很多人有家有小，卻一次次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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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倫之樂。無論是想要買斷對我的採訪權的媒體，還是驚曝中間人黑幕的《球報》，抑或是率先抖出"黑名單"的上海電視台，他們的最終目的都是要打開缺口，讓"黑哨"大白於天下。

　　這次打黑鬥爭的一個重要意義，就是媒體真正作為一種獨立的力量，直接推動了一次影響中國體育事業發展的重要事件的進程。類似的事情在幾十年的新聞實踐中不是沒有，但這樣大的規模和影響是前所未有的。

　　在浙江企業界支持綠城打黑座談會上，一位北京女記者即席發言説，來之前還對宋衛平等人存有誤解，但是聽了他的一席話之後，深深地被打黑者所感動。很多記者在不同場合用各種方式對打黑事業&&支持，對某些階段打黑者的低沉情緒進行化解，給打黑者以鼓勵。

　　我在打黑過程中曾和一位外地來杭州採訪打黑的記者聊天，他説，作為在圈內"混"了多年的老足球記者，他原本抱着宋衛平之類是胡鬧，是因為沒有撈取到好處，在黑色操作中失敗才惱羞成怒反戈一擊這樣的想法，他本人也一直對這些醜惡現象見怪不怪，但是在採訪此事的不斷深入的過程中，他逐漸發現，這次是真的有人下決心要把這些黑幕揭露出來了，他的思維慣性最終被心底對足球的由衷熱愛所突破。他説，在杭州寫的這些反黑的稿子，是他10年記者生涯中最令自己有成就感的稿子，而且，在工作過程中，完全沒有名利的想法，就是很平靜地想要為中國足球做點事情，也無所謂值不值得，別人認可不認可，只要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就行了。

　　在國外的足球打假掃黑中，新聞界發揮着巨大的作用，有的大案就是直接由於媒體的介入而最終使違法者被送上審判席的。在1965年進行審判的英國足球史上最大的"假球"案中，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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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星期日人報》的兩名記者冒着生命危險，進行了長達3年的調查和追蹤報道，獲得了犯罪嫌疑人的談話錄音，為法庭提供了最重要的證據，兩人最後還親自走上法庭作證。正是這兩位記者掌握的線索，幫助警方使一度陷入死胡同的調查獲得了進展。1963年英格蘭丁級聯賽，布裏斯托爾隊兩名隊員被《星期日人報》揭露出接受賄賂故意輸掉比賽，之後警方立案調查，最後兩人被法院處以50英鎊的罰金，英格蘭足總隨即對他們處以終身禁賽。隨後《星期日人報》對此事緊追不捨，派出記者加伯特和坎普林組成調查小組，進行追蹤調查，最後挖出了"假球"案主犯---球員高爾德。這名球員曾經效力於7個俱樂部，他和博彩公司勾結，向各個級別聯賽的球員行賄，讓他們參與打"假球"。法院最後判決，包括兩名英格蘭國腳在內的10名職業球員犯"欺詐罪"，分別被判處4到15個月的監禁，並處不同金額的罰金，主犯高爾德被判4年監禁和5000英鎊的罰金（當時英格蘭球員最高周薪為50多英鎊）。

　　負責調查此案的警察和檢察官都對《星期日人報》記者的工作&&感謝，法官勞頓認為，該報獲得的證據對法院的判決起了關鍵作用。這兩位英國同行表現優秀，足以成為我們的楷模。

　　中國媒體的揭黑打黑行動在國際上也引起了一定的反響，一些外國媒體對中國足壇的這一事件予以密切的關注，隨着事件的進展不斷發出報道和評論，客觀上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法國《世界報》以一種極其嚴肅和認真的態度對中國足球體制進行了分析，其小標題叫《全知全能的監護人》。"在一個一直十分官僚的體制下，足協擔當着各個俱樂部全知全能的監護人的角色，所有的錯誤都被他們不加商量地處理了。但是，廣州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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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俱樂部站出來反抗了。"《世界報》將廣州吉利的老闆李書福稱為中國人敢於在法庭上控告政府機構的第一人，
巴西《聖保羅報》刊登《中國也學巴西搞越位》的文章，講述中國聯賽中的"假球"風波。此外，法新社、路透社等均對此事進行了報道。

　　1月23日舉行的中國足協的新聞通氣會，引來大批國內記者外，同時也引來了澳大利亞等國家的媒體。據《北京晨報》報道，來自荷蘭《新鹿特丹商業報》的女記者卞荷蕊以流利的中文侃侃而談。她説，如果這事發生在荷蘭，將quot;一件大事"，"因為它性質很嚴重，遇到這種事我們首先會公布嫌疑人的名字，然後 媒體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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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其移送司法機關調查。在這裡，我關注這事已經有一段時間了，到現在還沒有什麼説法，我不太明白……"

　　我們新華社的同事們從世界各地發來國外如何打假掃黑以及國際足球的有關人士如何看待中國足球反黑行動的相關報道，為國內提供借鑒。駐巴黎記者王敬誠報道，法國足球協會主席克西莫內在接受採訪時説，他從報道中得知中國足球界正在揭露一些裁判的受賄行為，認為"中國同行反對裁判受賄是完全正確的"。他指出，足球裁判在比賽中執法必須"以客觀公正為惟一標準"，決不能違背道德進行主觀錯判，否則就是不道德的。如果法國足協接到對有關裁判的舉報，當然要進行調查和處理。如果有證據證明他有受賄行為，他就應當受到嚴厲懲罰，在法國就要被永遠開除出裁判隊伍。司法機關只要接到對他的起訴，也會進行司法介入的。他説，裁判有時難免會發生誤判或錯判，只要不是"故意"，就能得到觀眾的理解，否則就應受到追究。

　　法國足協中央裁判委員會主席、國際著名足球裁判米沃特羅認為，可以把"黑哨"翻譯成"受賄的裁判"或"被收買的裁判"。這位在世界足壇享有很高威信、經常主辦國際足球裁判培訓班的足球執法人説，他非常理解反"黑哨"的行動，因為這關係到足球的聲譽和發展，必須堅決杜絕這種"非道德"的現象。他介紹説，在法國，如果真有人掌握了這種不道德裁判的證據，他完全有權利向司法機關提起訴訟。法國的法律也支持這種起訴，並且在得到法國足協的同意後，會按照司法程序進行調查。

　　法國業餘足球協會聯合會副主席、全國足球委員會主席讓-皮埃爾-埃斯卡萊特説，他知道中國媒體正在揭露"黑哨"這一情況。他對記者説，他在法文中還找不到與"黑哨"對應的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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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但可以把"黑哨"翻譯為"不正直的裁判"或"不清白的裁判"。這種裁判執法比賽，危害極大，十分不利於足球運動的健康發展，也是法國足球界堅決反對的。

　　來華訪問大連實德的紐卡斯爾俱樂部主席塞弗德和在力帆隊執教的塔瓦雷斯等人都對"黑哨"現象進行了抨擊。

　　如何看待這種媒體引發的"國際影響"呢?有一種聲音説，足球反黑行動敗壞了中國足球的聲譽，對中國足球在國際上的形象造成了嚴重的傷害。需要指出的是，這種影響不是反黑行動造成的，而是實際存在的足壇黑幕造成的，就好像我們國家在其他領域的反腐敗行動一樣，有假、黑現象存在不可怕，存在假、黑現象卻不予揭露，沒有進行嚴厲處置才是真正有損我們的國際形象的行為。

　　司法介入是根本之策

　　反黑可以分成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揭黑"，其中俱樂部是關鍵。因為關於"假球"、"黑哨"的各種議論由來已久，在過去的很多年中，很多媒體已經對這一現象做過很多報道，但是由於涉及錢的問題，常常是一對一的事，過去的經驗表明，送錢和收錢的兩方必須要有一方被突破，出來舉證，才有可能對這一行為有實質性的調查結果。這次事件之所以能有與前不同的效果，就是因為有兩家送錢的俱樂部自曝其醜，不惜犧牲自己，來指證裁判。在揭露黑幕的過程中，他們是最有發言權的。所以宋衛平曾經喟嘆，做這些事是犯罪，但是沒有做就沒有實際材料。

　　在這個階段中，舉證的俱樂部是揭黑的主要力量，只有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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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清楚黑幕到底有多黑。當然，實際上他們對黑的程度，可能也只是略窺一斑，因為這兩傢俱樂部都是入行不久，都是第一次參加甲級聯賽。但光憑這些，也足以進行揭發和抨擊。

　　到第二階段，就是"打黑"的問題。在這個階段，俱樂部實際上只是證人的角色。宋衛平多次發問，"清潔工"在哪?因為他不可能是"清潔工"，陳培德也不是，桂生悅也不是，包括媒體、球迷都不是。只有實行行業管理、負有行業責任的中國足協，具有法定的"清潔工"的權力，或者是司法機關，負有人民賦予的維護公眾利益的義務。

　　中國足協能不能完成掃黑的任務呢?

　　按照它的職權以及應負的責任，它可以説有完成掃黑任務的良好願望。就在上賽季甲B最後一輪出事的時候，中國足協已經在10月16日的處罰中展現了足夠的決心和鐵腕。據足協領導人講，這樣的處罰力度在世界足球史上都是沒有過的。請關注本書開篇的文字，這樣的處罰實際上是缺乏確鑿的證據的。它體現了打假的力度，但是沒有體現打假的思路。

　　打假的思路應該具有一定的事實依據和處罰依據。

　　足協這次對俱樂部的處罰，展示的是人治的力量，有效率，但是很粗陋，雷霆一擊，玉石俱焚。猶如古代之屠城，戰勝國的軍隊為恐嚇潛在的敵人，防止隱藏的、可能發生的反抗，進行"殺無赦"。我們對這樣的處罰和管理何其之熟悉!

　　從足球的歷史上看，處罰"假球"、"黑哨"應有非常嚴謹的調查取證。假如沒有證據，就不能輕舉妄動。994年，英國《太陽報》爆出利物浦門將格羅貝勒等4人與馬來西亞非法賭博集團勾結打"假球"後，警方立即行動，拘捕了4名嫌疑人並進行了調查。經過整整4年的調查和兩次審判，英國政府花費了1000萬英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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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還是因缺乏證據而宣布4名球員無罪。隨後格羅貝勒以名譽侵權為由把《太陽報》告上法庭並勝訴。

　　對於一項現代體育運動來説，必須要建立嚴格的秩序和規範。這種秩序和規範必須能明確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最後的底線在哪，假如錯了，應該如何處理。這種秩序和規範的最高形式就是法律。作為社會公眾共同認可的行為準則之底線，法律充分體現社會發展對公民的行為要求。一旦進入法律程序，司法機關將依據事實和法律作出有罪或無罪、處罰或不處罰抑或有罪但不予追究等一系列的裁決，確保社會在相對公平的秩序中健康前進。這就是法治的先進之處，是人類理性的光輝對社會生活的照耀。

　　隨着職業化程度的不斷深化，足球在我國已經成為利益關係錯綜複雜，運作程序日益精密的一項事業。它牽涉到巨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對管理上的要求越來越高。足球問題，司法介入才是根本之策，斷不是"殺無赦，斬立決"這樣簡單的"重典"和"矯枉"所能覆蓋的。

　　中國足協在新聞通氣會上提出的"凡是能夠主動向中國足協講清問題、退出收受俱樂部的錢款、檢查深刻的，將不予曝光並繼續使用;對於有線索舉報、事實基本清楚而本人拒不承認的，除依照行業管理規定進行處理外，將向司法部門移交"這樣的處理思路，在法律上就很難説得通。

　　按照這種邏輯，行業主管部門就能超越於法律之外，對裁判的問題握有生殺大權，司法是否進入，也是由行業主管部門來掌握主動。

　　有專家認為，這樣的決定徹頭徹尾暴露出人治的霸氣。假如裁判已經構成違法犯罪，究竟應該如何處理，就不是足協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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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能把握的。已經犯罪，應該承擔什麼責任，領受什麼處罰，是否能繼續工作完全應該按照法律的規定辦。有線索舉報，已經有犯罪嫌疑的，就應該移交司法部門，而不是由行業管理部門來決定是否移交，事實是否清楚應該由司法部門來認定，本人拒不承認應該對司法部門承擔拒不承認的責任。司法不是行業管理部門的棍子，需要時拿出來，不需要時就收起來。

　　一段時間以來，全國很多司法界人士、法學專家紛紛對這一法制建設中的新問題發表看法， 普遍認為，"黑哨"以及足球中存在的各種問題，應在法律上進行明確的界定。

　　很多法學界人士認為，"黑哨"等問題破壞社會公平法則，違背社會公認的道德常識，通過不正當手段牟取不正當利益，損害他人和公眾的合法權益，從理論上完全構成犯罪。但是在司法實踐上是否有法律依據，還是眾説紛紜。

　　我的同事楊金志在上海採訪一位檢察官時，這位檢察官認為，犯罪的構成有三個方面:一是刑事違法;二是構成社會危害;三是應受懲罰。其中社會危害性是最基本的，行為構成社會危害就應當受到相關懲罰。"黑哨"已經構成了社會危害。現在的關鍵是如何認定這些裁判是否刑事違法。法律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我們國家的法律體現的是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就要對損害人民利益的行為進行懲罰。他認為，"黑哨"行為可以認定為受賄罪。《刑法》中貪污受賄罪的主體主要指國家工作人員。《刑法》第93條規定:"本法所稱國家工作人員，是指國家機關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和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委派到非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從事公務的人員，以及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以國家工作人員論。"中國足球協會是人民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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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在比賽中就是足協"從事公務的人員"。足協和裁判之間有權利義務關係，既然裁判的判罰結果是惟一的、不可更改的，那麼他代表的就是足協的權威。退一步説，裁判也是"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

　　他認為，從某個角度看，裁判吹"黑哨"也是瀆職行為。瀆職是一個"類罪"概念，其原本的、廣義的概念是指不履行應盡的職責。1997年公布的新《刑法》中所稱的瀆職主要針對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司法工作人員等公職人員。其他人員也會有瀆職行為，只不過在法律上不這麼叫而已。但是，瀆職一般沒有"追求結果發生"的主觀意圖，而"黑哨"裁判一般是要追求一定的勝負結果的。從這個角度看，他們的行為比瀆職更為嚴重。

　　長春亞泰狀告中國足協的訴訟儘管被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駁回，但這個法律行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這是我國《行政訴訟法》在體育界的首次司法實踐。根據有關方面的分析，法院方面認定足協不具備"事業法人"的資格，因此不適用於《行政訴訟法》。是否可以照此推斷，裁判也就不具備公務人員的資格，不能成為受賄罪的犯罪主體。而從商業受賄的角度來看，由於足協僅僅是社團身份，又不是"商業法人"，裁判也就不能成為商業受賄的主體。那麼，裁判員即使真的拿了黑錢，他們的身份在法律上也是盲點，目前找不到對他們實施處罰的法律依據。

　　根據《足球》報報道，很多法學專家對這起關係到司法介入重要課題的官司進行了剖析。中國行政法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國家行政學院法學部主任、博士生導師、全國人大代表應松年認為:中國足協是得到法律授權後才能對行業進行管理的。協會的權力分為公權力和內部自律，處罰權是法律授予足協的，也就是説足協動用了公權力對行業內的個體進行了管理處罰，因此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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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屬於行政訴訟的範圍。國家行政學院研究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袁曙宏認為:在吉利告足協之前，中國足協給出的多種解釋中多次強調到國際足聯的章程。但是有一點必須確認，國際足聯的章程不是公約、條約，沒有優先使用的權利，沒有凌駕於法律之上的權利。仲裁只是調整俱樂部之間、球員之間的糾紛，也就是説它只是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糾紛，它不能調整不平等主體之間的糾紛，同時它不能調解行政糾紛。中國政法大學行政法教授劉莘認為，行規在符合法律、法規甚至規章的情況下作出的規定的有效性是沒有疑問的，但是如果這個行規裏的規定和法律不一致，那麼這個規定就不能算是有效的了。清華大學法學院行政法教授於安認為:"中國足協的章程合法性受到了人們的質疑。中國足協的處罰決定侵害了勞動權和就業權，這顯然已經超出了自治組織的權力範圍，還不允許人家保留尋求司法救濟的權利，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熊文釗教授還説:"受罰的球員和教練也完全可以根據《勞動法》去狀告足協。"

　　對於中國足協是否應對目前出現的足壇醜惡現象負法律責任的問題，根據《球報》記者對提交給檢察日報社的"陪審團"評判的結果，分佈在全國各地的17位法官、檢察官認為足協不存在瀆職犯罪的問題。中國政法大學刑法學教授李登明認為，足協瀆職很難定罪。足協對中國足壇的種種醜惡現象確實有一定的領導責任，而且這種責任應是瀆職。但瀆職行為不必然引起瀆職罪。瀆職罪的犯罪主體是國家工作人員，足協的領導雖然有公務員的身份，但他們不是以局長、司長的身份，而是以社團身份---足協主席、副主席來領導的。足球運動的管理工作不是執行國家公務，這一點很重要。瀆職罪的犯罪構成中，很重要的一點是國家工作人員在執行公務。足協是社團法人，不能適用刑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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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瀆職罪。對足協這種瀆職行為的處理應由體育總局在行政責任上來追究。瀋陽同方律師事務所高級律師岑凌認為，足協與足球管理中心是兩塊牌子一個機構。足協在事實上有行政處罰權，動輒罰款10萬、8萬，已很難將其界定為一個社會團體了。足協的主要領導都是以國家公務員的身份來主持足球工作的，足球管理中心本身就是一個經過授權的行政主體，它對於在管理、領導中國足球事業過程中的失誤是要負責任的。瀆職本身就是褻瀆所任職務、應負職責的意思。公務員在工作中有過失，甚至玩忽職守、消極怠工、徇私枉法，都應該是瀆職行為。這種行為目前已造成了嚴重的後果，如"黑哨"猖獗，"假球"不絕，廣大球迷、俱樂部、電視、報紙、電台等媒體都受到了損害，足協是要負責任的。他指出，中國足協像一個變臉王，它有足協、足管中心兩張皮，你要追究它法律責任，它就變來變去，讓你無法對它定性，從而在法律上無所作為，事實上不了了之。

　　對於球迷起訴要求賠償的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民法室主任孫憲忠研究員在接受《北京青年報》記者採訪時認為，買票入場看球的觀眾有權請求賠償，但賠償的對象應是比賽的組織者，因為組織者是球票最初發售者。觀眾購買球票就與比賽組織者建立了一種合同關係，觀眾有看到一場公平、真實比賽的權利。但由於"黑哨"的原因，觀眾看到的是一場不公平的比賽，因此比賽組織者就違反了《合同法》，就要承擔相應的民事賠償責任。賠償請求可以是退還或部分退還票款，還有其他一些經濟損失，比如交通費等。但精神損失由於沒有相應證據，難以提出賠償請求。

　　很多專家指出，在目前的形勢下，最高人民檢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司法解釋是最具有實踐意義的做法。通過司法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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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對目前爭議的焦點---足協及裁判的身份和裁判是否"執行公務"作出法律界定，其他問題就能迎刃而解。此外，由全國人大作出立法解釋，由行政機關個案處理，或是檢察機關在接到舉報線索後主動介入展開調查都是可行的辦法。

　　國外足壇打假掃黑

　　足球醜惡現象事實上在世界範圍內都存在。世界各國在這方面已經取得的治理經驗可以成為我國面對這一問題時的借鑒。

　　強化制度建設是打擊足球"假"、"黑"的基礎。

　　根據新華網的報道，意大利對足球裁判的管理有非常嚴格的"行規"。意大利足協有兩名官員專門負責確定每場比賽的執法裁判。如果裁判有違反規定的行為，這兩名官員有權暫停其執法工作。

　　意大利、墨西哥等國的裁判都有穩定的高收入，一旦被發現受賄，就會被吊銷執照，就會産生巨大的經濟損失。高風險也是促使裁判廉潔自好的手段之一。

　　據新華社記者王子江報道，英格蘭20世紀60年代發生"假球"大案後，英格蘭足總決定，禁止球員、官員和教練參賭有關的比賽（指親自參加或管理的比賽），也禁止他們在比賽前給博彩公司或是參賭的人提供預測。998年，英國足總通過深入的調查，成立了一個專門監督足總規則執行情況的機構，對腐敗行為起到了很大的震懾作用。

　　英格蘭裁判與聯賽和足總之間的關係是相對獨立的。英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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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的足球裁判總體上是對足總負責，因為足總負責統一制訂規則，裁判必須遵守足總的規則，裁判資格也是由足總授予的。但他們的工資由職業比賽裁判委員會而不是足總來發。該委員會是管理在職業聯賽中執法的裁判的一個獨立機構，它也負責裁判往返賽場的交通費和食宿費等必要的執法費用。

　　一旦被發現違規，涉案人員會受到非常嚴厲的處罰。20世紀90年代初，一名叫森扎誇的意大利丙級聯賽的裁判接受了當時佩魯賈隊主席高奇贈送的一匹馬。此事被發現後，這名裁判被取消了裁判資格，當時已經升入乙級聯賽的佩魯賈隊也因此重新降為丙級隊。4年前，意大利甲級聯賽裁判法裏納被臨時取消了桑普多利亞隊同菲奧倫蒂納隊比賽的執法任務，因為經調查，在比賽前夜，法裏納接到一個朋友的電話，希望他在比賽中照顧一下南方的桑普多利亞隊。儘管桑普多利亞隊一再&&與此事無關，為公正起見，該隊還是沒有逃脫降級的厄運。

　　很多國家的足球活動中司法介入力度很大。1924年，埃德里隊球員布朗寧在乙級聯賽中因為向球員行賄30英鎊，被判60天苦役，成為英國歷史上第一位因為打"假球"受到法律審判的球員。1932年，蘇格蘭的蒙特魯斯隊隊長哈米爾頓在與埃丁堡隊的比賽中，向對方球員蒙尼行賄40英鎊，被判60天監禁。1980年，意大利首都羅馬一家餐館的老闆和果菜批發商指控意大利著名前鋒"金童"羅西等27名球員曾接受了他們的賄賂，警察在比賽後抓捕了有關人員。涉及這場醜聞的共36人被正式起訴為非法賭博串謀欺騙罪，AC米蘭、尤文圖斯和拉齊奧等老牌勁旅均捲入其中。經過紀律委員會調查取證，上訴委員會批准，羅西被禁賽兩年，其領隊和教練被驅除出職業足壇，永遠不得再進入職業足球俱樂部，幕後操縱者則被送進監獄。與此同時，AC米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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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被勒令降入乙級，該俱樂部主席費力斯格倫波被終身禁賽，該隊門將阿爾貝托西和拉齊奧門將卡西托里拉均被罰6000英鎊。此外，佩魯賈隊與阿維利諾隊被罰在接下來的一個賽季中減去5分，8名與此事有關的球員被禁賽3-5年。

　　1993年，波爾多官方對波爾多隊1980年在歐洲賽場試圖賄賂裁判進行了審判。該俱樂部主席克勞德貝茨在案件移交法庭前去世，但前執行經理考庫、前秘書長比澤特、克羅地亞球探巴林、葡萄牙球探德奧諾弗裏奧都受到欺詐和賄賂的指控。

　　法國人貝爾納塔皮係前法國文化大臣、馬賽市市長、密特朗總統的親信，但他就是因行賄打"假球"而被判入獄的。馬賽隊的"假球"醜聞在1993年被人揭發出來。法國法律規定，即使不知犯罪主體是何人，被害人也可以針對身份未明的犯罪嫌疑人提出司法起訴。而只要一立案，司法機構便負起調查不明身份的被告人的責任。法國足協決定將案件提交給司法機構，向司法機構起訴。法國兩位以嚴厲著稱的檢察官蒙戈菲爾和貝菲接手此案。當警方在瓦倫西尼球員克裏斯託福羅伯特岳母的後花園挖出一個裝有3萬英鎊的信封後，馬賽俱樂部經理貝爾納斯也因此被指控有行賄行為。不久馬賽隊被剝奪了歐洲冠軍盃冠軍的資格。塔皮被判入獄，失去了他國民議會議員和歐洲議會議員的頭銜，5年內被剝奪被選舉權。

　　英格蘭足球總會新聞官安德魯庫珀説:"如果是足總首先得到線索，可以提請警方進行調查，但如果警方先得到這類犯罪線索，就可以不通過足總直接進行調查。"英國安格利亞理工大學體育法研究中心是全英惟一研究體育法的機構，擔任該中心主任的西蒙加德納高級研究員在接受新華社記者王子江採訪時説，不論是裁判還是球員收受賄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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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操縱比賽結果"的行為，儘管關於這一行為具體應該屬於哪種犯罪行為，英國法律沒有具體的規定，但"參與這一行為的人很可能犯下了包括'欺詐罪'在內的多種刑事罪。如果證據確鑿被法院定罪，他們會面臨被監禁的處罰"。

　　輿論監督在很多國家的打假掃黑中發揮重大作用，並且受到保護。在法國著名的塔皮案件中，政府前海洋部部長、當時任貝蒂納市副市長的雅克梅利克為塔皮作偽證，記者們以高漲的熱情，進行深入調查，一步步證明他是在撒謊。1997年3月6日，梅利克因偽證罪被判刑1年（緩刑），剝奪被選舉權5年。

　　英國《泰晤士報》著名體育專欄作家西蒙巴恩斯説，輿論監督的積極性應該得到支持，因為對於"假球"等腐敗行為，媒體總是"最敏感"的。1994年，英國《太陽報》曝出利物浦門將格羅貝勒等4人與馬來西亞非法賭博集團勾結打"假球"，1997年，被判無罪的格羅貝勒在起訴《太陽報》侵害名譽權的案件中獲勝，但《太陽報》上訴後，法院還是判該報不需要為格羅貝勒提供賠償。

　　　　　　　　　　　　　　　　　　　　（注:本節內容綜合新華網、新浪網等網站）

　　【資料鏈結】

　　足壇掃黑進入關鍵階段，方益波呼籲冷靜加執著

　　2001年12月13日，新華社刊出"廣州吉利將中國足協告上法庭"的獨家新聞，聲勢浩大的足壇掃黑行動拉開序幕。時至今日，足壇掃黑卻是雷聲大雨點小。2002年1月23日，中國足協拋出了模糊不清的"掃黑綱領"，引起廣大球迷的不滿，記者就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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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了被稱為足壇掃黑第一人的新華社記者方益波。

　　記者（以下簡稱"記"）:閻世鐸在23日的媒體見面會上稱要以寬大挽救為主，以治病救人為目的，最好是壞事能變好事，你對此怎麼看?

　　方益波（以下簡稱"方"）:這説法值得斟酌。掃黑的最終目的是凈化整體環境而不是針對個人，法律的最終目的也在於懲戒而不在懲罰。從這個意義上講，他這樣説也沒什麼不妥。

　　記:這樣"寬大"下去是否會有包庇之嫌?

　　方:舉國關注之下，不是足協更不是哪個個人能包庇得了的。

　　記:有的裁判一場就收五六百，有的甚至十幾萬，你個人認為夠不夠司法介入的條件?

　　方:只要證據確鑿就已構成犯罪，司法完全應該介入。

　　記:足協是否已經掌握了一些確鑿證據?

　　方:應該有一些比較具體的材料吧。

　　記:那為什麼不向外公布，不請求司法介入呢?

　　方:可能證據還不夠充分，不夠全面，出於從全局的考慮謹慎從事。因為一旦公布就應該是下了結論，定了性，而俱樂部提供的材料只能算是線索，還不能算是鐵證，更何況涉及面廣。

　　記:怎麼樣的才算鐵證?

　　方:起碼要查清到底涉及多少人，受賄來源、數額、去向，要取得相關的旁證，證據上能互相對應，取證工作要有一定的過程。

　　記:你作為掃黑髮起人，手中是否有確鑿證據?

　　方:有比較詳細、具體的相關材料。

　　記:會對外公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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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有關職能機構未下結論之前，作為媒體，新華社不可能先對外公布未經查實的材料。

　　記:足協和媒體都稱有證據，對外卻又都不公布具體名單，在球迷的猜測中許多裁判都已受到事實的傷害，這合適嗎?

　　方:應當明確的是這種黑暗面事實存在，即使有傷害也不是媒體造成的而是這種現象本身引發的，"106"事件即使媒體不深究，球迷自己也能看出問題來。現在的疼痛是為了將來的健康。

　　記:不把事情弄清楚，其他牽連受辱的裁判可能也不會罷休，對各方來説現在是不是都有些騎虎難下?

　　方:所以要將掃黑進行到底。凈化足壇，促進發展，裁判、觀眾、媒體、足協，包括俱樂部都應積極參與，目的都是為了足壇的健康發展而不是故意抹黑，談不上什麼牽連受辱。

　　記:但如果司法、媒體都尊重足協，而足協又"從長遠考慮"，這"從長計議"是否會拖一兩年呢?

　　方:不可能，久拖不決對中國足球的傷害更大，關鍵是要尋找到一個最佳的切入點，尋求最佳的解決方式。

　　記:有人認為頑症就要下猛藥，現在的最佳方式就是讓司法介入，你認為司法可以介入嗎?

　　方:可以。

　　記:沒有先例，怎麼介入?

　　方:據説最高人民檢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對此的司法解釋很快就會&&。即使在其沒有&&之前，檢察機關也可以先進行調查，然後再提起公訴，然後再徵求司法解釋，再判決。這樣就可以留下案例，也為司法建設做出了貢獻，並不是説沒有先例就不能介入，什麼都有一個開頭，關鍵是要啟動整個程序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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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足協會不會將此事劃入行業範圍，按行規來處理?

　　方:足球是社會性、公眾性事業，並不是由足協説了算就行，該行規處理的就行規處理，該移交司法的還得移交司法。

　　記:"法律嚴懲、以儆效尤"和"治病救人、嚴格制度"這兩種處理方式你更傾向於哪種?

　　方:這兩種處理方式並不矛盾，兩者是互相輔助、互為補充的。懲處個別容易，規範整個行業更難。

　　記:俗話説:"拔個蘿蔔帶片泥。"現在是一個蘿蔔都不拔，有的球迷難以理解，你認為呢?

　　方:問題是不會拔個蘿蔔這麼簡單，這種氣候的形成不是短時間造成的，是長期沉積下來的。同時牽涉面廣，內情複雜，需要非常細心、細緻的工作，要有耐心和韌勁，而且要講究工作方法。像反腐一樣，處理一兩個貪官較易，要改變腐敗的風氣卻不是一蹴而就的。

　　記:足協是否要等拿出一個全盤的、全方位的解決方案才開始行動?

　　方:應該不會，據説足協也一直在開展工作。凈化足壇是一個社會性的系統工程，掃黑只是一個開端，足球的發展需要在不斷地加強監督、掃除醜惡，不斷地規範、建設的道路上前行。

　　記:有球迷公開&&足協力度不夠，你認為呢?

　　方:這是一個心態問題，我們要調整好心態，既要避免過於急躁又要防止慢慢冷淡。打黑不像揭黑，揭黑時可以把問題都一下子倒出來，只要勇氣和膽略，但打黑就沒這麼簡單，需要冷靜的頭腦、足夠的耐心和理性的評判。球迷期望的是有實質性的進展，足協也應當讓大家看到這種進展，應將調查過程透明化，其實也沒什麼好保密的，最好是定期向社會公布調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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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情況。

　　記:你認為什麼時候能解決?

　　方:時間不好説，要看足協及司法機關等各方面的決心和力度，當然越快越好。

　　記:最終會是一個什麼結局?會不會不了了之嗎?

　　方:不可能不了了之，已經揭開就不可能再糊上。球迷短暫的觀望後如果沒有結果會産生集體的爆發。該行規處理的就要行規處理，該司法懲處的就要司法懲處。但這不是最終的結局，這只是一個開端，要加強長期的監督。

　　記:會不會最終打得重、落得輕?

　　方:我想大家是不會答應的。這就是包庇，是要承擔責任的。

　　記:在新浪做客時，桂悅生對足協&&失望，李書福説很無聊，不願再搞下去，對此你有何看法?

　　方:掃黑不是個人的事，也不是哪個俱樂部的事，足協、媒體、觀眾、裁判、俱樂部都在起作用，都有責任共同推動中國足球事業的發展。不能認為宏觀環境是這樣，我個人就沒什麼辦法，改變整體要從局部入手，參與其中要從個人開始。大家都應擔起責任來共同推動整個事件往良性方向發展，不能慢慢冷淡下去，否則那真是中國足球的悲哀。我們要一直關注下去，要將掃黑行動進行到底。

　　記:你會一直關注下去嗎?

　　方:會。

　　記:直到水落石出?

　　方:是的。

　　記:你是怎麼評價你的掃黑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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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作為關心足球的普通觀眾，我覺得我有義務關注足球，關注足球的健康發展。作為一名記者，我只是做了我該做的，我要不去做就是我的失職，同時也必須做好。

　　記:作為關心中國足球的普通一員，我們現在最需要幹什麼?

　　方:繼續關注，堅持下去，最需要的是冷靜加執着。

　　　　　　　　　　　　　　　　　　　　　　　　（《中國經濟時報》曾業輝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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