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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於富陽紙起深的探討
富陽土紙、源遠流長。號稱“土紙之鄉”。其産品在五六十年代批銷京、津、滬、蘇、魯以至關外,為大江南北和長城內外各省市所熟知,對繁榮地方經濟殊多貢獻。
“紙業編”是從紙的源流開始,雲《浙江之紙業》載:“漢武帝(公元前豆4o)時,有用桑根造紙,名為桑根紙。…… (369頁)。而史實卻是;“- ” 晉武帝曾以側理紙賜張華” , 張華與雷孔灣書乃桑根紙—… 。”這裡所説的武帝司馬炎(公元260至290年在位)與“紙業編”所雲之武帝劉徹(公元前140至前87年在位)相隔300多年之久。東漢桓帝(公元146~166年在位)時成書的《東觀漢記》中,最早記載了當時逝世不久的中常侍蔡倫發明造紙術的史實:一倫有才學。,…, 典作尚方—…,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周以為紙。元興元年(公元105年)奏上之.帝(和帝劉肇)善其跟自是莫不用焉,天下鹹稱蔡侯紙”。“志者記也”,《東觀漢記》是當時官修紀傳志書,並且時隔不久,應用可靠記載。公元445年范曄編纂的《後漢書》中蔡倫造紙的記載就是出自《東那漢記》。因此,一千八百多年來蔡倫發明造紙的歷史定論,歷來為舉世所公認。
所謂‘西漢有紙説’,盛傳於文化大革命時期。八十年代中期,輕工業部造紙科學研究所專家對西北古紙所作的鑒定朋確指出:西北歷次出土的古紙多數屬於出土類紙物或供襯墊用的破麻絮,個別的如甘肅武威旱灘坡紙是東漢晚期紙(公元188年前後);甘肅敦煌馬圈灣紙則是唐代紙(公元七八世紀)。專家還指出:所謂‘西漢紙’不是人工製造的植物纖維紙。
1987年9月11日,在北京召開的“紀念蔡倫發明造紙術一八八二周年”大會上,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科協前主席、著名科學家周培源同志在講話中鄭重指出:“…蔡倫完成了造紙術的發明,在當時就被應甩,以後並流傳到全世界,這是歷史的客觀存在。不僅在我國歷史文獻中,而且在國際文化界中早有定論。我們必須尊重歷史,尊重科學,實事求是。在沒有取得確切的考古實物、科學鑒定與可靠的歷史文獻根據之前,決不可輕率地貶低蔡倫和修改歷史。這是一個極為嚴肅的科學問題,必須慎重對待。”
1990年8月,在比利時召開的第20屆國際紙史年會上,與會各國專家重新確認:“蔡倫是造紙術的偉大發明家,中國是造紙術的發明國。”我們認為在志書中把一些並不具有確切性與權威性的資料當成“歷史文獻”、以及把缺乏科學考古根據的“西漢有紙”説收入志書是不夠慎重的。
“源流”一節雲:富陽…手工造紙,溯源於漢明帝時代(公元58~75年)”(369頁)。據史料記載,公元一世紀時,杭州附近尚屬海水浸蝕(唐鑿六井,疏浚西湖,五代吳越國50年的經營),確未聞有漢紙?
西晉張華(230~300年)《博物志》有:“剜溪古藤甚多,可造紙,故即名紙,為剜藤”。此書獻給了晉武帝,這是記載浙江造紙之始。正由於東漢末年的中原混戰,士人、工匠避亂而南,公元三世紀即蔡倫發明造紙百餘年後,三國吳地設槽紹興先産紙,會稽郡遂有紙焉。若富陽真的發現有東漢明帝時代的紙或線索,則應向省市地方志委員會及省市文物考古所申請鑒定。以訛傳訛則失去志書的權威性。“志者信史也”,務求考證翔實,不能含糊其辭。“相傳”,“據説”等等,歷來為嚴謹的志書所不取。
二、關於手工通紙
‘紙業編’手工造紙章指出:“…機械化生産的發展,紙張産品性質轉變,1980年後紙廠生産已屬機械造紙範疇”(381頁)。這個論述是確切的。富陽作為著名的“土紙之鄉”,儘管手工業生産隨着時代的進展,其工藝和裝備多為現代化原料和機器所替代更新,“志存史料”是必要的。”但應以‘詳今明古’和‘詳近略遠’的原則,將土法制漿和手工造紙;改良土紙和半機械化工具改革以及當代手工紙如實記述。諸如倣宣紙(又稱它陽宣紙)是當代手工紙的主要品種,而其中古籍宣紙與石印書畫紙(385),曾榮獲輕工業部優秀新産品二等獎,更應是入志的內容。
三、關於機械(器)油紙
富陽的機制紙和機制紙板已佔總産量的70%(383頁);1985年為78.85%(381頁);1990年的産量是59301噸(384頁)。無庸諱言,80年代以後的富陽紙業應該是以機械造紙為主的工業産業。因此“紙業編”篇幅過少(只有手工造紙的三分之一),與其發展趨勢很不相稱。既沒有分佈、工藝、扶持、購銷等記述,更不符合十多年來改革開放的實情。富陽機器造紙業的長足發展,是在地方領導和政府部門及有關業務單位在政策上、經營上、財貿、金融等方面不斷支持下經過努力才取得的。這應是在縣(市)志中必須體現的時代特點。浙江省方志界有識之士曾就此指出:“……機械化造紙過程及機械造紙的現狀,記述疏略,面目不清,……所列7張表格(1980年以後)仍以‘土紙’立題,沒有提到機制紙的生産和數量狀況,給人的印象:富陽仍處於土紙時代,從而削弱了時代性”。這就是我們完成手工業生産方式進入機械生産而指導思想尚跟不上所進行的轉換。甚至在志稿編纂中也存在類似情況,應該引以為戒。史實是,我國的傳統手工業幾乎都是在建國以後,特別是在改革開放中,實現了機械化或走向現代化的。
新《富陽縣誌》紙業編的素材比較豐富,我們喜看行業成篇的新格局,無論成功與否都表歡迎。誠然,擴編較疏的經濟門類,接近專(行)業的新嘗試,理應謹慎從事,出現微疵亦不奇怪,但必須認真對待。方志大師章學誠曾指出:“以至觀者往往為所淆亂。”儘管職不掩瑜,畢竟白壁有假。因此,對於富陽紙的起源一節,望能根據在志書編纂中必須存真求實的原則認真考慮修正。為免誤導,是以提出探討,祈企達到正本清源,理順關係,修成真正符合史實、富有地方行業和時代特色的良志。為繼往開來,振興富陽紙業而最大限度地發揮“存史、資政、教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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