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上本無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 百年《故鄉》和魯迅故鄉百年
2021-12-31 10:44:18 來源: 新華每日電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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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華每日電訊記者 方立新、黃書波、馮源

  “我冒著嚴寒,回到相隔二千余裏,別了二十余年的故鄉去。”

  1921年1月,魯迅寫就了短篇小説《故鄉》。最後一次返鄉,蒼黃的天、蕭瑟的荒村,一片破敗、缺少溫情的故鄉,久久盤桓在魯迅的心頭。

  紹興,是魯迅度過孩童和少年時光的故鄉。雖然魯迅對江南古城不乏美好的記憶:“百草園”裏的鳴蟬和竄向雲霄的雲雀、社戲臺上拂袖長舞的女吊、氤氳豆麥水草之香的烏篷船夜航……但在他筆下,百年前紹興的色調是灰暗的,景象是凋敝的,人民是卑苦的。

  因為看不到希望、尋不到夢想,在家道中落、父親去世兩年後,18歲的魯迅出門遠行,“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從南京到日本,學成後的魯迅曾回過故鄉,但最終還是堅定選擇了“異路”。

  雖然“夢魂常向故鄉馳,始信人間苦別離”,在1919年故居易主、返鄉處理完相關事宜後,魯迅舉家告別紹興去了北京八道灣,此後再也沒有回過故鄉,故鄉成了他筆下沉重的記憶。

  于家、于國、于民族都心懷大愛的魯迅,為療救故鄉療救中國負戟獨行,棄醫從文,喚醒同胞。他塑造的不朽文學形象,從少年閏土的明亮到中年閏土的悲涼,從革命者夏瑜的犧牲到麻木者華老栓的愚昧,從可憐的落魄文人孔乙己到歷盡人間淒慘的祥林嫂,再到可笑可嘆的阿Q……魯迅筆下這些深深刻上故鄉烙印的人物群像,正是舊中國底層人民的寫照。

  盡管在那時的故鄉那時的中國,苦難似乎看不到盡頭,但在《故鄉》的最後,魯迅發出了“地上本來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的預言。

  偉大的作家也是偉大的預言家。

  同年5月,《故鄉》發表在中國共産黨創始人之一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雜志。同年7月,在距離魯迅故鄉紹興不遠處的上海興業路和嘉興南湖,中國共産黨莊嚴宣告誕生,開啟了帶領中華民族在無路可走的“谷底”艱難而堅定地走出一條復興之路的偉大征程。

  魯迅説,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于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

  歷史已經證明,中國的脊梁就是中國共産黨。在慶祝中國共産黨百年華誕,也是《故鄉》發表百年之際,記者來到紹興,行走在《故鄉》的原型地,探訪魯迅不朽名篇與紹興相關的地點、人物及其精神面貌的變遷,尋找奮鬥百年路、啟航新征程“投射”在魯迅故鄉的印記。

  “閏土的村子”:不再看天吃飯

  “深藍的天空中挂著一輪金黃的圓月,下面是海邊的沙地,都種著一望無際的碧綠的西瓜……”

  這是主人公根據少時玩伴閏土的描述,“腦補”的美好瓜地“鏡頭”。其如詩如畫、寥廓深遠的場景,正是故鄉留給遊子魯迅的美好回憶。

  可惜,中年返鄉的魯迅,再次見到兒時的玩伴,那個活潑、機靈、勇敢的鄉村少年閏土,已經成了一個被生活重擔壓垮的中年人。尤其當閏土脫口而出一聲“老爺”時,故鄉留給魯迅最後的圖景是蕭索,是淒涼,是絕望。

  造成這一強烈反差的是——“多子,饑荒,苛稅,兵,匪,官,紳,都苦得他像一個木偶人了”。

  “閏土”雖是小説中的典型人物,但其取材,不少來自一個真實的“閏土”。這個真實的“閏土”,經學者研究和魯迅家人確認,就是魯迅少年時代的好友章運水。

  章運水家住在紹興市上虞區道墟街道杜浦村。《故鄉》裏“海邊的沙地”,事實上並不在海邊,而是曹娥江流經上虞的江灘。

  曹娥江是錢塘江下遊的最大支流。著名的錢塘潮分出的余波,每每溯江而上給曹娥江的這一段江灘浸漬了鹽分。“江灘地土壤肥沃,種瓜瓜甜,種棉棉好。”從小在江灘地生活的紹興市越城區瀝海街道黨工委書記陳超説,瀝海街道才從上虞區調整到越城區。

  不過,江灘物産豐富,舊時“江灘人”的日子並不如意。除了饑荒苛稅,兵匪官紳,上游的洪水,海上的颱風,也讓“江灘人”苦不堪言。陳超説:“當時家家戶戶都是茅草屋,三五年就得倒塌一次,住在這裏,除了忙生活,就是與天鬥、與水鬥,吃飯要看天。”

  從1969年起,紹興吹響了圍涂造田的號角。每年冬天,黨和政府都組織群眾積極投入到改善人居環境、拓展農耕空間的火熱勞動,用手挖、靠肩挑、拿背扛,硬是將這一段東西走向的曹娥江改造成南北走向,生生築起了“縛住”江水肆意奔騰的防洪大堤。

  2007年,曹娥江河口還建成了大閘,不但可以排澇拒鹹,而且成了造福浙東群眾的引水工程重要樞紐。

  “這一幹就是40多年,僅在瀝海,就圍出26萬畝良田。”陳超説,良田逐年增加,江灘生機煥發: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主要栽棉植麻;九十年代,要為城市當好“菜籃子”;新世紀以來,從養魚、蟹到南北對蝦,水産養殖在這裏迭代發展;如今,濱海新區生命健康科技産業園又在這裏落地,“群眾在家門口就實現了就業,再也不看天吃飯”。

  如今,“閏土”故鄉杜浦村村民年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達到了4.96萬元,建起了266幢鄉村別墅。“清風梳柳影,遊魚戲碧浪”,村容村貌宛若一幅清麗的水墨畫。昔日于風雨中掙扎搖弋的茅草屋,對杜浦村年輕人來説,早已成了“傳説”。

  “閏土的後人”:爺爺做夢都不敢想的日子

  “他正在廚房裏,紫色的圓臉,頭戴一頂小氈帽,頸上套一個明晃晃的銀項圈,這可見他的父親十分愛他,怕他死去,所以在神佛面前許下願心,用圈子將他套住了。”

  “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紫色的圓臉,已經變作灰黃,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皺紋;眼睛也像他父親一樣,周圍都腫得通紅……手裏提著一個紙包和一支長煙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記得的紅活圓實的手,卻又粗又笨而且開裂,像是松樹皮了。”

  閏土告別魯迅,揀了桌椅、要了全部的草灰,還有香爐和燭臺,用船拉回家去。香爐和燭臺是一個象徵,充分表明閏土還要繼續麻木下去,對命運只能跪拜——雖然麻木與跪拜,改變不了閏土們的命運。

  閏土後來的命運怎樣?。

  “在舊社會,我們一家人的命運不堪回首。”88歲的章貴説。章貴是章運水長子啟生的二兒子,擔任過魯迅紀念館副館長。

  章運水一家只有六畝薄沙地,收獲的糧食繳完租稅後,養活不了一家人。1934年大旱,地裏顆粒無收,逼債的、收捐的逼得他只好把地賣了。終因貧困和積勞成疾,五十多歲就病逝。

  “爺爺有三子一女,都沒有上過學。”章貴説,他的父親也在1941年病逝,那時也就30多歲,胸口生了瘡,沒錢醫治,躺在烏篷船上去寺廟求菩薩,死在了回家的船上。“我母親沒有辦法,只得帶著10來歲的哥哥和剛出生的弟弟去上海討生活,哥哥當了童工,母親做了保姆。因為沒空帶弟弟,就把弟弟送了人家。”盡管這些苦難過去了七八十年,章貴説起來仍然熱淚盈眶,“家裏還有一個妹妹,3歲就生病沒了。而我跟著二叔長大,13歲就到外地做了長工。”

  新中國成立後,村裏給章貴分了土地,又分了兩間房,章貴才從外地回到了家。1954年4月,因為和魯迅家的淵源,章貴被招到魯迅紀念館擔任講解員。

  “從那以後,我過的日子才像日子了。”章貴説,他是在工作中自學的文化知識,他這一代兄弟姊妹,仍然沒有人讀過書,“但我們的子女都上了學,都有了工作,或是做生意,全國各地都有。”

  “這樣的日子,恐怕爺爺做夢都不敢想。”

  從“楊二嫂”到“老吳熱線”

  “‘阿呀阿呀,真是愈有錢,便愈是不肯放松,愈是一毫不肯放松,便愈有錢……’圓規一面憤憤的回轉身,一面絮絮的説,慢慢向外走,順便將我母親的一副手套塞在褲腰裏,出去了。”

  年輕時被稱“豆腐西施”的楊二嫂,在《故鄉》裏魯迅再見到她時已成為一個“辛苦恣睢”的老年婦女:明火執仗地從迅哥兒家中拿走用來喂雞的“狗氣殺”,甚至搬弄是非,咬定閏土在草灰裏私藏了碗碟。

  一篇《故鄉》,不僅刻畫了閏土的奴性,而且“雕琢”出楊二嫂甚于奴性的流氓性,這二者都是魯迅強烈批判的舊中國的國民性。

  魯迅給楊二嫂起了一個綽號:“豆腐西施”。反諷的是,五十開外的楊二嫂,並無西施之美好,全是自私之刁蠻,充滿貪婪的算計,“算”出了另一個綽號“圓規”,“算”出了愚昧的邪惡——雖也身在底層,卻毫無向善之心。

  “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説到底,無路可走的舊中國,有多少“閏土”,也就有多少“楊二嫂”。

  “一個國家的大部分國民,沒有向上向善的價值取向,是沒有希望的。” 越城區委宣傳部部長吳萍説,百年之後的魯迅故鄉,新時代的紹興人,不僅物質富裕,而且精神富有。

  新時代精神負有的紹興人,與魯迅筆下令人窒息的窮苦、麻木、自私的人物群像,更是天壤之別。

  “老吳熱線”,是越城區一個知名群眾性公益組織。創始人吳岩興是一位軍隊轉業幹部,1999年,他所在的企業倒閉,成了一名下崗工人。2001年,他通過招聘考試,當上了所在社區的副主任。

  吳岩興在工作中發現,群眾反映的困難也好、矛盾也罷,大多是雞毛蒜皮的小事,只要耐心做工作,真誠地幫助,群眾都會滿意。

  從挨家挨戶走訪社區1743戶居民到自學法律知識幫助群眾排憂解難,從免費為群眾修水電到給“空巢”老人代購物品,吳岩興做了一張聯繫卡,上面留下了自己的聯繫方式和承諾:凡是難事來找我,盡心盡力幫助你。

  “老吳熱線”名氣大了後,群眾不但是生活上的困難找他,就是鄰里糾紛也找他。社區有兩戶樓上樓下的居民,因為房屋漏水鬧了矛盾,找到吳岩興後,他到兩戶人家一走訪,找到漏水位置,拿出解決辦法,“樓上住戶負責堵漏和為樓下住戶的墻面刷白,我來負責管道維修”,讓吵了幾個月的兩戶人家沒了話説。

  真心幫助群眾,“老吳熱線”越來越“熱”。2010年,升級為“老吳熱線黨員互助工作室”,23名黨員莊嚴承諾:只要在越城區范圍內,群眾有困難隨叫隨到。2017年,擴容為“越城區老吳熱線志願服務中心”,在全區設立了17個雷鋒驛站,超過400名志願者定點為有需要的群眾服務。“‘我為人人,人人為我’,是我們這個公益熱線成立的初衷。”吳岩興説,這些年,遇到颱風、洪水等災害,只要雷鋒驛站一號召,站出來做公益的群眾就成百上千。

  和“老吳熱線”一樣,在越城區還活躍著許許多多的公益組織,100萬常住人口的越城區,志願者注冊人數竟達13萬人。

  早在國家推出“雙減”政策前,越城區歡樂慈愛義工團就開設了愛心課堂,後更名為多彩周末公益課堂,免費為少年兒童提供多樣化的素質教育培訓。

  孫恒怡是紹興文理學院大一新生,她報名參加了多彩周末公益課堂,當起了志願者,利用周末為小朋友們講述紅色經典故事。

  “習近平總書記在建黨百年講話中把‘希望寄予青年’,我們當代青年就要擔當起這份責任,不負時代,不負韶華。” 孫恒怡説。

  千年古城:打造“沒有圍墻的博物館”

  “我們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已經公同賣給別姓了,交屋的期限,只在本年……瓦楞上許多枯草的斷莖當風抖著,正在説明這老屋難免易主的原因。”

  《故鄉》中,魯迅對青少年時居住的古城描述得不多,但在他的其他作品,比如《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孔乙己》等,可以窺到江南小鎮的些許風物:臺門建築、河流縱橫、士紳豪橫、農民恓惶……

  相傳2500余年前,越王勾踐臥薪嘗膽成就霸業後,派遣大夫范蠡“築城立郭,分設裏閭”,從此紹興在中國古城史上就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在這座方圓9.09平方公里的歷史名城裏,古老的帝陵、莊嚴的城門、巍峨的塔寺、幽深的庭院,無不散發著歷史氣息。

  68歲的陶亞琴就住在離魯迅故居不遠的臺門裏,小小的院落,有花有樹有井。從鄉下嫁到城裏的她,把院落打理得幹凈清爽。她説,“現在古城改造得越來越漂亮,我們每天都生活在風景裏”。

  2020年起,紹興市開始實施“千年古城”復興計劃,擬投資300多億元,以全城申遺的標準,打造“沒有圍墻的博物館”。

  “古城保護利用是一項綜合工程,更是一項民生工程。我們在保留老城區特色空間格局和肌理的基礎上綜合改造,補齊歷史街區配套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短板。”越城區委書記徐軍説,除了大型文旅項目,還推動了多個老舊小區改造提升、臺門保護利用、環城河治理等民生項目的實施。

  “裏弄的馬路拓寬了,每家每戶的屋檐、門頭都統一修復改造,尤其是廁所等生活設施,簡直是千年的跨越。”陶亞琴説,她家的臺門是兩戶共住,有150多年歷史,“趁著這次改造,我們徹徹底底搞了次大掃除,把上百年的破爛物品清理了出去”。

  沿襲千年的傳統,紹興古城的臺門建築,沒有鋪設下水道,因而既沒有衛生間,也沒有浴室,給邁入現代生活的古城居民帶來“時空交錯”的煩惱。“下雨下雪,要走100多米去倒馬桶,去吧擔心路滑摔倒,不去家裏又有異味;長時間不洗澡難受,只得在天井裏拉個布簾,燒點水偷偷擦擦身子。”陶亞琴説。

  和廁所浴室同步改造的,還有年久失修的屋頂,以及早已老化的線路,“現在住在古城,路上幹凈了,河水變清了,舒適感有了,安全也不用擔心。”陶亞琴説,“聽社區講,將來還要建設數字古城,看病什麼的都能在那個網上看,那日子好得不敢想。”

  陶亞琴老兩口每月有8000元的退休工資,生活開支3000元,剩下的5000元就成了老兩口的旅遊經費。退休後,他們去過西藏、新疆、內蒙古,去年還去了九寨溝,“既然我們趕上了好時代,就得到處去看看好風景”。

  “魯迅外婆家”:家家戶戶好才是真的好

  “蒼黃的天底下,遠近橫著幾個蕭索的荒村,沒有一些活氣……我所記得的故鄉全不如此。我的故鄉好得多了。但要我記起他的美麗,説出他的佳處來,卻又沒有影像,沒有言辭了。”

  魯迅最後一次回鄉的路上,所見皆是了無生氣的村莊。魯迅筆下的故鄉村莊,除了《社戲》中主人公外婆家所在的“平橋村”還有著美好的童年回憶,其余的往往破敗衰落。

  而在現實中,魯迅的外婆家位于越城區孫端街道。無論是魯迅的家人,還是魯迅研究界的學者,普遍認為“平橋村”的原型,就是孫端街道的安橋頭村。

  “過去村裏除了少數人家,家家戶戶都吃不飽飯。改革開放後,村民辦起了作坊,一開始做網線袋、編草蔸、孵豆芽……現在年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達到3萬多元,還辦起了10多家企業。”村黨總支書記宣明德介紹説。

  在“平橋村”,“雙喜”“阿發”都是搖櫓的好手,而在如今的安橋頭村,基本上家家戶戶都有了轎車。2019年,安橋頭村創建了3A級景區村,新拓了停車場。“否則過年回來,大家的車都停不下了。”

  但,宣明德也坦言,全村700多戶、2063人,一半以上在外經商,村裏留下的都是老人和小孩,“房子都是小洋樓,卻沒有多少有人住。村子是漂亮了,但總感覺少了點人氣。”

  在安橋頭村頭,最吸引人眼球的是——村頭一片遼闊的彩色水稻田裏,色彩各異的水稻拼成了一幅巨大的人物形象:一個十一二歲的少年,項帶銀圈,手捏一柄鋼叉,向一匹猹盡力的刺去……

  “這是利用魯迅外婆家的獨特資源稟賦,規劃的鄉村振興文旅産業的一個元素。”負責運營安橋頭村的上海陸鼎集團董事長譚啟鈺説,按規劃安橋頭村將盡可能恢復舊時的風貌和傳統文化活動,比如祝福文化節等,原汁原味再現《故鄉》裏的生活,打造《故鄉》的故鄉。

  “鄉村振興,我們不能苛求村民都留在村子裏,但我們可以挖掘每個鄉村的獨特優勢,發展産業讓鄉村在留住人的同時吸引外來人流,最終實現鄉村的人財兩旺。”一手規劃打造安橋頭村鄉村振興工作的孫端街道黨工委書記李彰説。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畢業的李彰介紹,安橋頭村是紹興市首批確定的鄉村振興先行村之一,走的是一條“文化解碼——文學作品場景化再現——高品質業態資源助力”的文旅産業發展道路,“從今年的旅遊數據看,來的遊客超過了預期。”

  “這些年村子的變化很大,群眾滿意度越來越高。”曾經當過13年村主任的魯阿良説。

  魯阿良今年75歲,他的高祖父魯安久和魯迅的外祖父魯安滌是堂兄弟。魯安久族中行四,人稱“魯四老爺”。60多年前,魯迅的妻子許廣平來安橋頭村會親時,還和魯安滌的孫媳婦見了面,小魯阿良也擠在人群裏看過熱鬧。

  因此,有不少人認為,《祝福》裏的“魯四老爺”就是魯安久。魯阿良説,“魯四老爺”的酒作坊生意,在兒孫輩的操持下,一度遠銷到了東南亞。“雖然家裏不缺錢,但日子也不好過。解放前,他的父親在求學返鄉的途中,就好幾次被綁架。贖金沒少拿,人還每次都挨了揍,受了驚嚇。”

  “一家好並不好,家家戶戶都好了,才是真的好。”魯阿良説。

  名士之鄉:永別了,孔乙己!

  魯迅在《孔乙己》中,塑造了一個在酒肆“站著喝酒而穿長衫的唯一的人”。

  嗜酒如命,除了在鹹亨酒店成為“短衫主顧”取笑的對象外,孔乙己並不被外人所關注。而且,他顯擺文化,比如茴香豆的“茴”要鼓搗出四種寫法,換來的是嘲笑和譏諷。

  “哀其不幸,怒其不爭”,通常對《孔乙己》都這麼解讀。但這很可能是誤讀,魯迅對孔乙己其實同情,如果説“怒”,更多的是指向那些涼薄的旁觀者。著名學者孫伏園回憶,魯迅曾就《孔乙己》告訴過他,此文之目的主要意在凸顯社會對于孔乙己這種苦命人的涼薄。在那個時代,有文化的孔乙己,同樣難逃悲慘;而“孤獨者”魏連殳,迷惘、彷徨,死後“口角間倣佛含著冰冷的微笑”。

  據老輩人回憶,當年紹興城裏,像孔乙己這樣境況淒慘的人不在少數。“如果孔乙己生在當今,也能學有所用,説不定還能成為學者、教授呢!”

  的確,如今的鹹亨酒店,再也見不到孔乙己那樣窮困潦倒的顧客,多見的是新時代品嘗新生活的紹興人。

  新時代的紹興,對文化,對文化人,充滿了尊重。“鑒湖越臺名士鄉”,這座千百年來人傑地靈、名士如雲、文化底蘊深厚的城市,重拾尊重知識、崇尚文化的優秀傳統,成為獨一無二的“軟實力”。

  在紹興,我們見到了何琳爾。這位紹興市廣播電視總臺的制片人,一手創立了“紹興朗誦群”,來自全國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聊友”每天都在熱情地讀著美文與詩歌,探討朗誦的技巧、交流讀書的感受,為正能量“鼓與呼”。 “紹興朗誦群”成為全國規模最大的公益性網絡朗誦團體。今年為慶祝黨的百年華誕,“紹興朗誦群”組織了一場有一場讚頌黨的豐功偉業的朗誦活動。何琳爾説:“我們發自內心的感恩偉大的黨。沒有共産黨,紹興一定還到處都是孔乙己,哪能像我們這樣盡情釋放對美好生活的歡欣?”

  在紹興,我們還見到了低調的黃震。這位主業是外貿的商人,幾乎把所有業余時間都埋首于契丹、女真文字的研究。

  法律專業畢業的黃震曾在紹興市檢察院工作,1997年辭職幹起了外貿,挖到“第一桶金”後,逐漸拓展到房地産開發行業,事業越做越大。

  “周圍朋友研究古代書畫、瓷器的比較多,受他們影響,2000年左右我也開始了古代文化的研究。”黃震説,2008年,在內蒙古開發房地産期間,偶然接觸到據説是契丹文字的書籍,萌生了研究這些文字的想法。

  “這是一個絕對冷門的學科。”黃震介紹説,1922年,一位比利時傳教士在內蒙古發現了一塊刻著古文字的石碑,後來這塊石碑的照片流傳到歐洲,有德國學者認為是失傳的契丹文字。但發現這些契丹文字近百年來,受限于研究資料和研究人員的不足,契丹文的研究沒有太大的進展。

  “當時的感覺是,這是老天給我的機會,讓我看到了這些文字,我覺得有責任把它研究出來。”黃震至今回憶時仍難掩興奮,10多年來,他收集了散落在民間的近萬冊契丹、女真、西夏等的書籍和佛經,一頭扎進了古代民族文字的研究。

  “這幾個少數民族政權先後與北宋並存,他們都曾大規模組織人力物力翻譯漢文化典籍和佛家經書,其中有一些流傳到今天,這些珍貴的古籍善本尤其是部分契丹(漢)雙語典籍,用事實證明了宋代漢文化對周邊民族政權的巨大影響力。”黃震説,這些年來,他已經整理出版了契丹、漢雙語版的《史記》和《女真文詞匯》兩項研究成果。

  “越是深入研究,越是對我們的文化充滿自信。北宋的軍事並不強大,但漢文化卻被各民族政權競相學習,充分説明中華傳統文化的魅力。”黃震説,今天中華民族正走在復興的道路上,我們不僅要有文化自信,而且要研究如何讓中華傳統優秀文化助力民族復興的偉業。

  “我比孔乙己幸運得多,即使這項研究在全國沒有幾個人,也沒有人嘲笑,反而收獲了許多粉絲。”黃震目前正在多方奔走,讓他的研究成果得到廣泛認可,“我沒有獨佔這些寶貴資料的想法。只要國家需要,我可以把它們捐贈出來。”

  14億人走在大路上

  8月15日,我國首條民營控股高鐵——杭紹臺鐵路進入竣工驗收階段。這條高鐵,在紹興設紹興北、上虞南、嵊州北、嵊州新昌等車站,將連通滬昆、商合杭、寧杭、杭黃、杭深高鐵,接入長三角高鐵網,紹興進一步融入長江經濟帶。

  “百舸千舟搖搖搖,一河兩岸橋橋橋。”水道縱橫的紹興,乘舟(烏篷船)出行曾是紹興人最主要的交通工具。

  1919年底,魯迅最後一次回到紹興,有人按照《魯迅日記》作了計算,從北京到紹興,路上用了四天三夜的時間,使用了火車、船和轎子三種交通工具,其間還要在天津、南京、上海和杭州轉机。

  “十三五”期間,紹興市交通實現跨越式發展,綜合交通建設投資達到1137億元,杭甬和杭長兩條客運鐵路專線建成通車,市內軌道交通實現“零”突破,高速公路運營裏程達到535公里,在浙江省率先實現“縣縣通三條以上高速”。

  百年之後,魯迅故鄉的巨變不僅是交通。

  就在曹娥江畔,曾經輝煌的紡織業“染缸”、醬貨産業“醬缸”和傳統黃酒“酒缸”組成的老“三缸”,正變成代表紡織印染的“布片”、積體電路的“晶片”和生物制藥的“藥片”這新“三片”,紹興走上了高品質發展道路。

  魯迅故居所在地的越城區,通過積體電路、高端生物醫藥這兩大“萬畝千億”新産業平臺,承接國家重大項目落地,集聚起一批影響力大、帶動性強的標誌性項目。

  而整個紹興,城市經濟綜合實力,城鎮和農村居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都位列中國百強城市排行榜的前列。近年來,紹興一手抓傳統産業改造提升,一手抓新興産業培育發展,高品質發展之路越走越穩、越走越寬,以全國萬分之八國土面積,創造出全國千分之六的生産總值。

  百年中國,滄海桑田。魯迅故鄉不僅小康,走在共同富裕的大陸上,更在于人的表情,早已不是阿Q、閏土、祥林嫂的模樣,而是 “共用做中國人的尊嚴和榮耀”的模樣。同一片土地,同一個民族,如此翻天覆地的變化,就在于中國共産黨帶領中國人民走出了中國道路。

  “黃金時代,不在我們背後,乃在我們面前;不在過去,乃在將來。” 站在魯迅故鄉,回望百年巨變,品味 “民族魂”的寄語,我們對踏上第二個百年新征程的中國,更加充滿信心。正如歷史學家湯因比曾這樣期望:“如果中國能夠在社會和經濟的戰略選擇方面開辟出一條新路,那麼它也會證明自己有能力給全世界提供中國和世界都需要的禮物。”

  (參與採寫:潘金潔瓊、袁偉江、金亞萍、王思佳)

責任編輯:張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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