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塔裏木 絲路存史跡

對話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館員胡興軍

　　■題記

　　塔裏木盆地，世界第一大內陸盆地，它北靠天山，南依昆侖山，西至帕米爾高原東麓，東抵羅布泊一帶，南北最寬距離約520千米，東西最長距離約1400千米。在這片面積40多萬平方千米的廣袤大地上，有世界第二大流動沙漠塔克拉瑪幹沙漠，還有我國最長的內陸河塔裏木河，以及在河水滋養下于盆地邊緣生出的片片綠洲。

　　古代絲綢之路從這片荒蕪與孤寂中經過，沿著大漠戈壁中的點點蔥郁，向西探索，向東追逐。“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絕于途”，人群的流動，文化的交融，思想的碰撞，讓塔裏木盆地在中華民族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展露著熠熠生輝的姿彩。

　　“塔裏木盆地的特殊地理位置和豐繁自然資源，使之成為古代絲綢之路的暢行要道，成為東西方文明的溝通橋梁和多元文化的交匯之地，繁育出無數記載中華文明歷史的珍貴文化遺産。”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館員胡興軍説。

　　從事田野考古工作20多年來，胡興軍幾乎走遍了環塔裏木盆地沿線，完成考古現場的調查、勘探、發掘以及對文物的整理研究工作。2022年，他擔任項目負責人的尉犁縣克亞克庫都克烽燧遺址考古項目，獲得由國家文物局評選的202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克亞克庫都克烽燧遺址出土的文書。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環塔裏木盆地”考古發掘及成果，進一步闡明瞭中華民族、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過程。中國文化的源遠流長，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在此得到充分證明。

　　記者：從目前的考古發現成果看，塔裏木盆地有人類活動的時間至少在什麼時期？創造了哪些中華早期文明成果？

　　胡興軍：塔裏木盆地有人類活動的時間至少在距今一萬年前。

　　新疆位于歐亞大陸腹地，塔裏木盆地是歷史上人類遷徙和文化交流匯聚的活躍地帶。2013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在且末縣石門水庫石器遺址發掘和採集到1000多件石器，打制技術有比較明顯的舊石器時代晚期特徵。

　　另外，我們在克裏雅河尾閭、孔雀河下遊、樓蘭故城周邊及昆侖山北麓山前諸多的河流臺地，發現了很多細石器遺址。2016年，依托“羅布泊地區自然和文化遺産綜合科學調查”項目，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和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單位，在羅布泊地區還新發現10處細石器地點和數千件石核、石片、細石葉等石制品，獲得了該地區早期人類活動的直接證據。

　　從這些石器所體現的制作技術特徵看，與我國華北地區有關，也與阿爾泰山地區有關。這些發現對于我們認識塔裏木盆地乃至整個中國石器時代技術特點與分布格局，提供了新材料；對研究當時人群適應生存能力和人群與環境的互動關係，提供了重要佐證，在研究當時歐亞大陸人群的遷徙融合和文化交流方面也具有重要價值。

　　記者：塔裏木盆地不僅是我國能源和礦産的聚寶盆，也是“歷史文化聚寶盆”，那麼這個“盆”裏的寶都有什麼？

　　胡興軍：在整個塔裏木盆地中，有大大小小數千處不可移動文物遺址點，包括城址、墓葬、佛寺（塔）、烽燧、聚落遺址、古建築等遺存。

　　在這些文化遺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銅器、鐵器、石器、木器、紡織品，佛教造像、壁畫，紙質文書、簡牘等遺物，生動還原著歷史上新疆地區的社會制度、經濟發展、文化藝術、宗教信仰、生活習俗等，也以豐富的面貌呈現出，在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歷史演進中，生活在新疆的各民族作為多元一體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成員，共同開發了祖國的錦繡河山、廣袤疆域，共同創造了悠久的中國歷史、燦爛的中華文化。

　　漢代，絲綢之路的開通與暢行，為塔裏木盆地中一座座綠洲城郭帶來勃勃生機。塔裏木盆地的南北兩緣各有一條古代絲綢之路的分支路線，北道從今天的焉耆往庫車、阿克蘇、喀什方向，南道從今天的若羌往且末、和田、喀什方向，最後都延伸向中亞地區。樓蘭、尉犁、龜茲、姑墨、且末、精絕、戎盧、渠勒、疏勒、蒲犁……這些名字動聽的城郭，如一顆顆明珠閃耀在絲綢之路上。

庫車市友誼路晉十六國磚室墓。石榴雲/新疆日報記者 銀璐攝

　　塔裏木盆地有5處入選歷屆“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的文化遺址——民豐縣尼雅遺址、若羌縣羅布泊小河墓地、尉犁縣營盤墓地、庫車市友誼路晉十六國磚室墓、尉犁縣克亞克庫都克烽燧遺址。

　　尼雅遺址是塔裏木盆地南緣現存規模最大的聚落遺址群，即史書記載裏漢代絲綢之路南道的綠洲城郭精絕，出土于此的“五星出東方利中國”錦護臂是國家一級文物，應該是當時漢代中央政權專設的機構織造，再由漢朝皇帝賜予精絕貴族首領，這也是當時中央政權封賞治理邊疆的方式。

“五星出東方利中國”錦護臂。石榴雲/新疆日報記者 銀璐攝

　　自漢代開始，新疆地區正式成為中國版圖的一部分，此後歷代中原王朝時強時弱，和西域的關係有疏有密，中央政權對新疆地區的管治時緊時松，但始終把西域視為故土，行使著對新疆地區的管轄權。

　　我們認為克亞克庫都克烽燧應該是唐代安西四鎮之一焉耆鎮下設的一座軍事設施。遺址出土了共計883件文書資料，是近年國內烽燧遺址出土數量最大的一批唐代漢文文書，內容涉及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多方面，清晰記錄下唐代戍邊軍人日常的工作生活和內心的百般滋味，也實證了唐代中央政權對西域的有效管轄治理。

　　在世界文化遺産“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新疆境內的6處遺産地中，有3處都位于塔裏木盆地，它們是：開鑿于西元3世紀左右、年代早于敦煌莫高窟的拜城縣克孜爾石窟，新疆保留至今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佛教建築群遺址庫車市蘇巴什佛寺遺址，展現漢至唐時期我國古代軍事防禦係統規模之大的庫車市克孜爾尕哈烽燧遺址。

克孜爾尕哈烽燧遺址。石榴雲/新疆日報記者 銀璐攝

　　記者：這些重要的文化遺存，從哪些方面呈現出歷史上新疆地區始終與中原地區保持著交往交流交融？

　　胡興軍：新疆各民族文化從一開始就打上了中華文化的印記。秦漢以後，“中華大一統”的思想理念逐漸形成，中原文化成為中華文化的主導，並繼續同周邊各民族文化不斷地交往交流交融，在中原文化的傳播和積淀中，新疆地區各民族文化進一步匯入中華文化的體係，成為“多元一體”的組成部分。

　　尼雅遺址中曾出土過一片《倉頡篇》木簡，殘留著“溪谷阪險丘陵故舊長緩肆延渙”字樣，它與當時中原地區通用的識字課本《倉頡篇》一致。遺址中還發現有精絕貴族成員之間應酬贈禮的漢文木簽，説明精絕的統治階層曾經接受過漢語言文字教育，並且能夠熟練使用漢語溝通。遺址中其他文書還記錄了使者往來、朝貢、貿易的細節，當時西域各城郭中還設有專管翻譯的部門和官員。

　　庫車市友誼路晉十六國磚室墓的墓葬形制、葬俗深受中原地區喪葬禮儀影響，比如墓室門楣上磚雕有天鹿、玄武等神獸紋樣，照墻上用倣木鬥拱造型，墓主人有口含、手握錢幣的現象，都與河西走廊同期墓葬相似，反映了魏晉時期龜茲地區與中原地區的密切聯繫。

　　營盤墓地出土的木棺、陶器、漆器、服飾、金銀及玻璃飾品，可以撐起一場“時尚秀”，這裏匯聚了西域與中原地區及中亞、西亞等地五彩斑斕的文化元素。最令人驚艷的是出土的服飾、織品包含絹、紗、綺、綾、錦，幾乎囊括了當時絲綢的全部種類，還運用了刺繡、染纈、貼金的技藝。這些物品大都來自中原地區，彼時只有身份尊貴的人才能享用，借以標明較高的社會地位。

營盤墓地出土一位墓主人服飾（修復後）。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羅布泊小河墓地遺存中，有來自中原地區的黍、粟和來自西方的小麥。科研人員通過古蛋白質組技術，在幹屍的牙結石中發現小河人群長期食用奶制品的證據，這説明在距今約4000—3500年前，生活在被沙漠封閉環境下的小河人群，並沒有完全“與世隔絕”，而是與周邊地區人群存在著廣泛的、持續的接觸和交往。

　　新疆歷來是多種宗教信仰並存的地區，一教或兩教為主、多教並存是新疆宗教格局的歷史特點，交融共存是新疆宗教關係的主流。佛教、祆教、景教、摩尼教等宗教都曾相繼在新疆廣泛傳播，塔裏木盆地的諸多宗教遺存就能證明這一點。

　　晉代僧人法顯在西行途經于闐時，看到當地各類寺院林立的場景，在《法顯傳校注》中寫“眾僧乃數萬人……家家門前皆起小塔，最小者可高二丈許”，《晉書·西戎傳》中稱“龜茲有佛塔廟千所”，當時龜茲最大的寺院就是昭怙釐大寺即今天庫車市的蘇巴什佛寺。

　　環塔裏木盆地沿線有非常豐富的佛教遺存，包括喀什莫爾寺、和田達瑪溝佛教遺址群、尼雅佛塔、米蘭佛塔、熱瓦克佛寺、營盤佛塔、樓蘭佛塔、七個星佛寺、蘇巴什佛寺、克孜爾石窟、庫木吐喇石窟等遺址。

　　佛教在新疆的盛行，基于處在東西方文明交匯之地的原因，受到了多元文化的滋養，犍陀羅藝術、中亞佛教藝術、本地特色藝術交融齊飛，並且出現了佛教從中原地區又回傳到新疆地區的現象。

　　喀什莫爾寺遺址出土的佛教造像不但有犍陀羅風格的元素，也有中原地區風格的特徵，説明佛教在傳播過程中受到各地文化的影響發生著變化，比如佛教傳入初期的佛像就有“高鼻濃眉深眼”，後來又有了“細眉長眼圓臉”等特徵。此外，克孜爾石窟、庫木吐喇石窟在建築、壁畫繪制方面也明顯融入了中原文化元素。

　　佛教的興盛也推動著塔裏木盆地繪畫、音樂、舞蹈等藝術的進步。丹丹烏裏克遺址的木板畫、壁畫，展示著隋唐時期于闐畫派的風格，人物生動飽滿，體積感強，它的凹凸暈染法和“屈鐵盤絲”線描手法，與顧愷之的“高古遊絲描”、吳道子的“蘭葉描”成為中國畫線描的范式。唐太宗時期，于闐畫家尉遲乙僧被于闐王推薦到長安專門為寺院創作壁畫，深受王公貴胄和民間百姓的喜愛。

　　出自塔裏木盆地的于闐樂、龜茲樂曾深入唐代宮廷。玄奘在《大唐西域記》中稱龜茲“管弦伎樂，特善諸國”，龜茲樂成為唐代宮廷樂“十部樂”的四夷樂之首，西域流行樂器與中原樂器也在不斷融合，羌笛、嗩吶、曲頸琵琶等合奏出讓人叫絕的樂章。隋唐時期，隨著新疆地區與中原地區更加緊密交往交流交融，實現了樂舞藝術新高度，豐富了中華藝術的寶庫。

　　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長期交融，既推動了新疆各民族文化的發展，也促進了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發展。中華文化始終是新疆各民族的情感依托、心靈歸宿和精神家園，也是新疆各民族文化發展的動力源泉。

克孜爾尕哈烽燧。石榴雲/新疆日報記者 銀璐攝

　　記者：塔裏木盆地以沙漠和戈壁為主，邊緣分布綠洲，常年幹旱少雨，自然和氣候環境並不優渥，是哪些因素滿足了人群在這裏駐留、生存、發展的需求，並使這裏成為東西方文明交匯之地？

　　胡興軍：依靠昆侖山、天山等山脈的冰川融水，塔裏木盆地獲得了豐富的水源補給。從最長的源流葉爾羌河算起，自西向東流過塔裏木盆地北部的塔裏木河，全長2486公里，流域總面積102萬平方公里，在它奔涌流向下遊臺特瑪湖的過程中，不斷有自高山而來的支線河流如阿克蘇河、和田河、開都—孔雀河等為它供給水源。

　　水，決定了塔裏木盆地中綠洲的存在，決定了人群的駐留、生存、繁衍。我們在塔裏木盆地中發現的古代城址和遺跡，都位于不同歷史時期的水草豐茂之地，有穩定的水源，有較豐富的野生動植物資源。在這些地方人們可以採集、狩獵、捕魚乃至後來進行農業耕作、畜牧養殖。那些最終沉寂在戈壁黃沙中的綠洲城郭，拋開戰火、瘟疫等因素，“消失”的最主要原因還是失去了水源。

　　西元前60年，漢統一西域並設置西域都護府後，在新疆開展屯田，推動農業發展，減輕當地的經濟負擔。當時主要種植的有小麥、粟、黍、高粱、青稞、石榴、葡萄、棉花、桑樹等。漢代屯田的主體是來自中原地區的軍士們，也有生活在西域的各民族參與。

　　此後，歷代中央政權都將屯田戍邊作為有效管理西域的重要方式，它穩定了西域的社會秩序、促進了當地經濟發展、維護了國家的邊疆安全。

　　《舊唐書·吐蕃傳（上）》記載貞觀年間，唐太宗曾調“山東丁男為戍卒，繒帛為軍資，有屯田以資糗糧，牧使以娩羊馬”。唐代，西域屯田的規模進一步擴大，中央政權還設置了專職“支度營田使”管理屯田事務。

　　元代，朝廷把屯田看作是“養兵息民之要道”，在樞密院下專門設立了左右翼屯田萬戶府。當時的塔裏木盆地是屯田的重點區域，據《元史·世祖紀》記載“發河西、甘肅等處富民千人往闍鄽（今且末）地，與漢軍、新附軍雜居耕植”，此時期既有軍屯，也有民屯，漢、畏兀兒、蒙古、黨項、契丹等各民族都參與其中。

　　《元史·世祖紀》記載，屯田斡端（今和田）宣慰使劉恩向朝廷“進嘉禾，同穎九穗、七穗、六穗各一”。《馬可·波羅行紀》記載，路過莎車、和田時“百物豐饒，産棉甚富，居民植有葡萄園及林園”，這都説明塔裏木盆地通過屯田已經有了可觀的收成。

　　自漢代屯田開始，水利設施建設就在同步進行，我們在塔裏木盆地發現了多處古代水利遺址，沙雅縣有一條長100公里的古渠道，當地人稱“漢人渠”；若羌縣米蘭古城遺址、且末縣來利勒克遺址中都保存有較完整的水利灌溉係統，灌溉係統整體呈扇形，由幹渠、支渠、鬥渠、毛渠組成。

　　來自中原地區的打井技術在傳入新疆地區後，也被充分運用到生産生活中。農田水利工程的修建和用水的有效管理，加上來自中原的新興農具鐵犁鏵、曲轅犁和耕作技術的廣泛使用，極大提升了屯田的效果。

　　屯田實現了農業的興盛，進而推動了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讓塔裏木盆地的綠洲呈現一派繁榮面貌，也讓生活于此的各民族百姓能安居樂業、守土固邊。

　　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華文明的歷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更有力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

　　今天，考古和文博工作者對環塔裏木盆地文化遺存的探究仍在繼續，同時對這片土地文明成果的展示和利用，也日益豐繁成熟。

　　去年，烏什縣別迭裏烽燧長城國家文化公園、沙雅縣新疆印章博物館、焉耆回族自治縣七個星佛寺遺址博物館、尉犁縣孔雀河烽燧群長城國家文化公園——絲綢之路·長城文化博物館相繼對外開放，今年4月，全景展示庫車市友誼路晉十六國磚室墓的新疆龜茲魏晉古墓遺址博物館也將對外開放。

　　不論是一枚印章、一件文書，還是一幅壁畫、一座烽燧，留存到今天本身就是奇跡，當這些沉寂于塔裏木盆地數千載的歷史文化遺存抖落黃沙、展露容顏、無言訴説時，愈加堅定著我們內心深處的歷史自信、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