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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馬冰河入夢來——長篇小説《蛟龍出天山》藝術初探

作者: 李光武    來源: 兵團網    日期: 2021-09-27

  長篇小説往往是一個國家的門面和標志,最能體現一個民族的開化程度、藝術想象力和精神的高度。

  2020年被人們稱為中國長篇小説的“大年”,年出版量已經破萬。亂花漸欲迷人眼。總體感覺量大質低,一般化作品多,精品少,特別是貼近現實題材的精品力作少之又少。這個長篇小説的“大年”給我留下難忘印象的作品不是《暫坐》、《晚熟的人》等名家新作,而是兩部來自西部的現實題材的長篇小説。一部是陳彥的《裝臺》,另一部是王運華的《蛟龍出天山》(以下簡稱《蛟》)。《裝臺》在雜志發表時就已名動一時。而王運華的《蛟》封面上沒印一句名家的書評薦語,只有天山南北和內地的一些讀者讀過,是一朵開在文壇邊緣的帶著泥土氣息的小花,一縷來自邊疆大地的清風。

  這是一部思想性、藝術性、可讀性俱佳的的長篇小説。全書分為17個篇章,38萬字,2020年8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小説正面描寫兵團現實生活,藝術地再現了兵團改革開放和維穩戍邊重大主題,敘事流暢,文字幹凈洗煉,以白描手法著力刻畫兵團人物形象,描寫了變幻的邊境風雲和反恐怖反分裂鬥爭的血與火的戰鬥,記錄了團場改革的痛點難點與戍邊人生活的艱辛,在時代大潮中沉浮的各色人物,引人入勝的邊疆風物人情,宏大的全景式敘事,徐徐展開的波瀾壯闊的史詩畫卷,在人世灰燼上重新燃起的希望之火和改革者跌宕起伏的人物命運,再現了一個改革開放、民族團結、繁榮穩定的邊疆和多彩的兵團生活,成功塑造了以主人公王聞道為代表的一批高揚愛國主義、革命英雄主義的具有深沉的家國情懷和改革精神的新時代兵團人的藝術群像,為時代奏響了一曲雄渾悲壯,高亢遼遠的軍墾戰歌。

  一,《蛟》與長篇小説創作的“起承轉合”

  現實題材的文藝作品“寫什麼”“誰來寫”“怎麼寫”一直是個老問題。圍繞這些問題,《蛟》一書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作出了有價值的探索,形成了某種寫作范式。究其創作的內在邏輯有點類似古人為文之“起承轉合”:一是對邊疆大地的深情。作者是兵團故事的親歷者,見證者,也是書寫者。這要求作家必須自覺站在時代的潮頭,洞察歷史邏輯,關照兵團現實生活。生于斯,長于斯,臍血之地,寸土寸金,每一塊砂石,每一條界河,都飽含著作者對邊疆大地的赤子深情而訴諸筆端;所有的人生過往和生命體驗,所有的歡樂和哀痛,所有抗膀子的吶喊聲,留在了昨天,而生命的裂紋、凹痕和彈洞,每每有斜陽如血如金而穿過;小説字裏行間流淌的熱血和淚水,一次次令讀者為之動容;無數為屯墾戍邊事業而死去的亡靈不眠的眼睛在滿天的星鬥中閃爍,亡者生前的理想和夢的碎片已化為一閃而過的流星,人生之短暫倒逼著我們一定要寫下這一切。正如魯迅先生所説:我喜歡讀血寫的文字。文起于八代之衰,這是《蛟》一書之“起”。二是“承”即作者有厚重的兵團生活,讀爛了兵團這部難懂的毛邊大書,觀察生活,提煉生活,對兵團歷史與現實把握得準,理解得深,參透了個體的人生和軍墾戰士的宿命,從小在軍號聲中起床,在地窩子裏出生和長大,在邊境衝突的緊張氣氛中度過一個個不眠之夜,年年停課到棉田裏拾花,在界河上築壩,拉練打靶,一手拿槍一手拿鎬,把軍墾二代的人生活得像現役軍人一樣。《蛟》一書中兵團戰士的生活細節描寫,新鮮生動,譬如雙手拾棉花上下翻飛用嘴叼葉的細節描寫,是任何天才想破頭也永遠無法想象得出的。作者不僅出生在兵團,內地大學畢業後又回到兵團學習、生活、工作了一輩子,客觀上完成了創作所必備的生活積累和原始素材儲備。三是“轉”,是作者已經具備了把生活素材轉化為藝術作品的能力,即把糧食轉化為酒的能力,把無限的虛構和有限的生活素材打碎糅合後創造出筆下眾多藝術人物,時空設置、故事編織和再現一個自足的文學世界的能力。四是“合”,即整部作品藝術上的嚴絲合縫,畫龍點睛與破壁而出之筆,主題與詩意的完整呈現與準確表達,全部人物命運和故事最後的結局與交代,是作品的故事高潮、主題升華部分,也是這部長篇小説“收口”最完美的部分。《蛟》這部作品的“起承轉合”可以看出對于作者來説,似乎已為此書準備了一生。作者自幼酷愛文學,遍讀名著,有很高的文學天賦和很深的文學情結,也發表了一批高質量的散文,主編了兵團紀實故事集,搞了大半輩子兵團改革與發展的理論研究,出版發表了大量的文章和三部理論專著,後期又主管了新聞報紙和宣傳部領導工作。對于兵團的前世今生,歷史今天,南疆北疆,一城一市,師團連班,可謂是了如指掌;風土人情,文化心理,人物性格,物産礦藏,山水界河,人文典故,可謂是爛熟于心,尤其是對于兵團恢復後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完全是一本活字典。所以作者筆下的新疆兵團是鮮活真實又具有濃鬱的軍墾特色,充滿了人間煙火氣的多姿多彩的兵團,一個個屯墾戍邊的栩栩如生的骨子裏透出兵團文化的兵團人,個性鮮明,呼之欲出,是小説人物畫廊中有別于同時代作家作品中的藝術形象的“這一個”。

  二,《蛟》與兵團現實題材長篇小説創作的散點透視

  作品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直面兵團現實,直面人生,直指人心。不虛飾不美化不歪曲,謳歌時代,謳歌英雄,歌頌真善美,鞭撻假惡醜,裨補時闕,葆有批判鋒芒,堅持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高揚著現實主義文學精神,給人以希望和力量,讀後令人精神為之一振。讓讀者讓世界進一步了解了什麼是兵團,什麼是兵團人,什麼是兵團精神,了解了延續兩千多年的中國屯墾戍邊史,了解了當下的中國新疆。

  其一:真實的再現兵團,寫好兵團並不容易。內地作家寫兵團,較有名的是張賢亮的《肖爾布拉克》,後改編成電影,影響較大。但究其實際寫的還不是真正的意義上的兵團屯墾戍邊生活。當下的文學藝術創作環境是非常寬松自由的,鼓勵創作現實題材的文藝作品,特別是緊貼當下兵團現實生活的長篇小説。可謂層層強調最多,實際收效最小。主觀客觀原因都有,主要是一些作家不能像柳青同志那樣深入生活,下沉到長安縣皇甫村14年。而是走馬觀花,怕吃苦,覺得沒必要,不願意深入生活。有的認為現實題材材料太新,沒有經過歲月的積淀和打磨,距離太近,不容易産生美,不如寫開荒年代順手,所以不太願意創作現實題材的長篇小説。有的是思想高度、文學表達能力和生活積累不足,沒能力寫、不想寫、不敢正面書寫兵團生活,擔心政治方向把握的不準、人物形象醜化、兵團形象描寫失真、現實生活以偏概全了,寫不好怕挨批評。內地作家到兵團看一圈就想寫長篇小説,成功者甚少。一般是寫點詩歌、散文、遊記,宣傳一下兵團。個別作家不願意寫兵團,是因為作家本人不太了解兵團現實生活,作家也想沉下去,最主要的問題是缺少配套的政策措施,不能深入生活,搞不好就是盲人摸象,南轅北轍。一些作家在兵團呆了十年,二十年,甚至一輩子,兵團是什麼,不甚了了,兵團人的心理結構與骨子裏是什麼,臉上和眼睛裏透出的靈魂光彩與精神氣質是什麼,是戍邊士兵、産業工人、農民,是來自五湖四海、南腔北調的老百姓?都不是。兵團是兵,兵的屬性,兵的職能,是一支永不轉業的部隊,是準軍事化組織。在文學藝術上,軍墾特色就是它的底色。

  其二:真正了解兵團的歷史並不容易。《蛟》一書揭示了一個時代的“歷史必然性”(馬克思語)。向世界講述了兵團的歷史,兵團的故事,介紹了兵團的前世今生,描繪了當下兵團的生活和兵團人物,為其立德、立言、立傳,以超拔的想象力和藝術魄力,文學的藝術的重構了一個更真實、更典型、更集中的兵團。小説記錄了1954年10月,根據毛澤東主席的命令:“你們現在可以把戰鬥的武器保存起來,拿起生産建設的武器,當祖國有事需要召喚你們的時候,我將命令你們重新拿起戰鬥的武器,捍衛祖國。”當年駐疆十多萬部隊就地轉業,組建新疆生産建設兵團。這是黨中央治國安邦的戰略布局,是強化國家邊疆治理的重要方略。70多年來,幾代兵團人賡續紅色血脈,始終發揚我黨我軍光榮傳統,切實當好生産隊、工作對、宣傳隊、戰鬥隊,充分發揮建設大軍、中流砥柱、銅墻鐵壁作用,忠實履行了維穩戍邊職責使命,始終是維護新疆穩定和實現長治久安的重要力量,為推動新疆發展、增進民族團結、維護社會穩定,鞏固國家邊防做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新形勢下,兵團工作只能加強,不能削弱,做好新疆工作,必須把兵團工作擺在重要位置,在事關根本、基礎、長遠的問題上發力。”要使兵團真正成為安邊固疆的穩定器,凝聚各族群眾的大熔爐,先進生産力和先進文化的示范區。幾代兵團人用熱血鑄就了對祖國的忠誠,形成了以“熱愛祖國、無私奉獻、艱苦創業、開拓進取”為內核的兵團精神。在極為艱苦條件下鑄就的兵團精神,是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屯墾戍邊偉大實踐中形成的寶貴精神財富,是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的生動寫照。2020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上強調:“新疆生産建設兵團在履行屯墾戍邊歷史使命中形成的熱愛祖國、無私奉獻、艱苦創業、開拓進取的兵團精神,是中國共産黨人精神譜係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祖國的邊陲矗立起一座不朽的豐碑。”

  “生在井岡山,長在南泥灣,轉戰數萬裏,屯墾在天山。”兵團的前身是井岡山時期湘贛紅軍,抗戰時期是359旅和教導旅,解放戰爭是西北野戰軍一兵團二軍、六軍,是一支具備井岡山精神、延安精神、南泥灣精神光榮傳統的老部隊。他們不拿軍餉,不穿軍裝,永不轉業,永不換防,獻了青春獻終身,獻了終身獻子孫,在兩大沙漠周邊和邊境線,風頭水尾,條件艱苦之地,鑄劍為犁,掘地為廬,不與民爭利,建起了14個師、11個市和176個團場,其中,沿2800公裏的邊境一線建起了58個邊境農場,新建了一批新興城鎮,創造了沙漠變綠洲,戈壁變良田的人間奇跡。

  其三:真正做到藝術真實並不容易。《蛟》一書是兵團歷史和現實生活的橫斷面。年輪就是歲月的記憶。 “是軍隊沒軍費,是政府要納稅,是農民入工會,是企業辦社會”。早期流傳的“粗糧吃細糧賣,兵團的大姑娘不對外。”“我家住在路盡頭,界碑就在屋後頭,界河邊上種莊稼,邊境線上牧羊牛。”“割不斷的國土情,難不倒的兵團人,攻不破的邊防線,催不垮的軍墾魂。”人民是創作的主體,書中的這些口頭文學,大多出自兵團戰士之口,從不同的側面描繪了兵團的特殊性。兵團的特殊體制,長期以來使它顯得很神秘,人們都希望通過文學作品來了解它,反映它,表現它。新中國七十多年來,正面書寫兵團題材的長篇小説,成功者甚少。站在時代的高山之巔認識兵團很難,描寫兵團由生活真實化為藝術真實很難,用史詩的形式,重構兵團,鑄造兵團人物群像,更是難上加難。作家們來了走了,走了又來了,留下來的傳世之作並不多。總之寫一部令領導滿意、群眾滿意、讀者滿意的兵團現實題材的精品力作是有難度的。翻檢歷史遺存,兵團現實題材的長篇小説就很少。《蛟》是我讀到的描寫兵團現實生活和當下改革最真切的長篇小説,寫的最像兵團,原汁原味,力透紙背,是外部世界了解兵團的百科全書和文學窗口。

  新華社記者李秀芩曾寫過一篇很有名的文章《讓兵團成為常識》。這篇文章含有太多的悲慨,震撼了千千萬萬的心靈,從而也引起了世人對兵團的廣泛關注。

  三,《蛟》一書的幾點藝術探索和文本分析

  米蘭·昆德拉説:小説是虛構的藝術。這説出了小説的本質。虛構是沒有邊界的。它取決于作者和人類的藝術想象力和精神高度,取決于作者對生活、生命、內心世界和外部世界的認識深度。

  探索之一:《蛟》對中國小説敘事傳統的繼承創新。

  伏爾泰説:“中國是藝術搖籃,它賦予西方一切。”中國小説是有敘事傳統的,它源于《莊子》與《漢書·藝文志》“志人/志怪”、唐傳奇等。但真正意義上的“漢語小説”應以宋元時代的“説話”為其正源,“話本”即是最早的“漢語小説”,後經文人的整理、再度創作而成為古典小説行世。《蛟》一書秉承了中國小説的敘事方法和“話本”風格,以生活為原型,在時間和空間上重構了一個覆蓋九師、十師行政區劃的北疆師興屯市和所屬的359團這樣一個廣闊的人物舞臺、典型環境和文學原鄉,塑造了以359團副團長王聞道、師市黨委書記、政委李國建及一批英雄人物形象,他們是屯墾戍邊事業的骨幹和中堅力量,是兵團改革開放的帶頭人和拓荒者。同時也刻畫了一批以郭家仁、茍有勇為代表的“叛變者”、“大老虎”、小人、惡勢力及一小撮恐怖分子的反面人物形象。正義與邪惡,真善美與假惡醜,改革與反改革,恐怖與反恐怖,雙方形同水火,進行了殊死的搏鬥。小説既有官場的博弈,也有反恐一線的血與火的戰鬥,草蛇灰線,伏脈千裏,環環相扣,前後呼應,講述了一個宏大的又驚心動魄,細膩感人,跌宕起伏的邊疆大地的現實生活故事,是一首人間正氣歌,一幅新時代的屯墾戍邊的畫卷。小説除細節的真實外,還真實地再現了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和具有時代特徵的典型環境,塑造了王聞道等一批有個性又有共性的兵團人物形象,一個大故事中,俄羅斯套娃一樣套著一個個小故事,引人入勝,鋪陳渲染,娓娓道來,險象環生,令人拍案稱奇。

  探索之二:長篇小説中的生活真實與藝術真實的對立統一。

  《蛟》一書的典型環境、典型人物和故事情節完全是虛構的。主人公王聞道是作者根據無數的兵團年輕幹部的形象創造出來的,有一定的理想主義色彩,它寄寓了作者全部的人格理想、政治襟抱、美學標準、真善美的價值追求和家國情懷,對青年一代寄予了極大的熱忱、希望與祝福,祈望他們在戍邊維穩和改革開放的事業中,在反分裂、反恐怖鬥爭的第一線,在一些地方政治生態遭受破壞的社會生活裏,能夠健康成長、逢兇化吉、承擔起維穩戍邊的特殊歷史重任,成為國家的棟梁和共和國塞上長城。當然,王聞道也有正在老去的上一代人的影子、暗喻的青春夢想以及作者的人生感悟和感嘆。這個典型人物完全是作者根據現實生活塑造出來的,他身材高大,濃眉大眼,相貌堂堂,男神一樣的存在,年青聰慧,能力素質極高,為人正派,對黨和人民的事業忠心耿耿,勇于開拓,敢于鬥爭,一位正人君子,是典型的軍墾二代。現在的團處級幹部中確有這麼一批有學歷、有顏值、有水平的青年幹部,有一點三國周郎赤壁之風。文學既人學。王聞道就是作者“雜取種種,合成一個,”更集中,更典型,更有代表性的英雄人物。王聞道這個人物是這部小説的靈魂,人物塑造是非常成功的,使用了藝術哲學方法,紅與黑,正與邪,美與醜,陰謀與陽謀,改革者與叛變者,改革受挫與戲劇反轉,新一代兵團人的藝術形象躍然紙上,個性鮮明,有血有肉,鮮活生動,呼之欲出,為中國小説的藝術畫廊增添了新的人物形象。

  小説最有魄力,最大膽的實驗性的探索是將真人真事經過藝術加工後成功的寫進小説。359團這個文學原鄉,完全是作者虛構的,有點像福克納筆下的那個郵票一樣大小的故鄉約克納帕塔法縣。359團應該是359旅這支老部隊的縮影,而兵團現行的團場序列中並沒有359團的番號。在作者重構的小説世界裏,南疆一師13團的尤良英和維吾爾族兄弟麥麥提圖如普可以挪到北疆界河邊上359團,生活中的全國人大代表、民族團結英模人物尤良英變成了書中的梁英。高德友的人物原型應該是“全國七一勳章”獲得者魏德友。老魏叔是九師161團護邊員,扎根薩爾布拉克草原五十多年,一生為國戍邊,走爛的鞋和用壞的收音機堆成小山,被譽為是“活界碑”。小説中的馬建軍、張美蘭,生活原型應該是十師185團軍武哨所的馬軍武、張正美夫婦,是全國優秀共産黨員,巡邊護邊三十多年,被譽為“西北民兵第一夫妻哨”。馬軍武向習近平總書記匯報時説:“一生只幹一件事,我為祖國當衛士”。聞者莫不動容。還有小説中老杜、巧帕汗大媽也應該有生活原型。書中人物頗似《三國演義》中的劉、關、張,《林海雪原》中的楊子榮,都是有生活原型的。生活遠比小説精彩,説的就是生活的魅力往往超過作家的想象力和虛構能力。譬如: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就是一部寫實又虛構的自傳體作品。王聞道千裏奇襲恐怖分子老巢,這是完全虛構的,這只是兵團、地方無數次反恐平暴鬥爭中的一次小規模戰鬥,但是寫的很精彩,很真實,很可讀。小説寫的最驚心動魄,場面宏大,人物眾多的故事當數戰洪水,保界河,保國土那一場重頭戲 “185戰洪水”。作者以其獨到的藝術匠心,把這段歷史典故寫進了小説,把戰洪圖當成了表現和刻畫了各類人物的舞臺,深化了主題,增加了可讀性,真實再現了兵團屯墾戍邊舍生忘死保國土的戰鬥生活。正如魯迅先生所説:“所寫的事跡,大抵有一點見過或聽到過的緣由,但絕不全用這事實,只是採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發開去,到足以幾乎完全發表我的意思為止。人物的模特兒也一樣沒有專用過一個人,往往嘴在浙江,臉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個拼湊起來的角色。”還説刻畫人物,“最好畫他的眼睛。”《蛟》這部小説傳承了中國小説的敘事傳統,有繼承有創新有轉化有發展,頗有幾分“話本”的味道,所堅持的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創作方向是正確的。

  探索之三:拓展了兵團現實題材小説創作的文學表現空間

  《蛟》一書在表現內容上突破有四:其一,直面兵團師團改革,下筆潑辣。兵團的改革由于其特殊體制而形成的特殊性,牽一發而動全身,復雜敏感,推進艱難,爭論頗多,用小説反映兵團當前的改革,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兒。《蛟》一書緊貼北疆師團的改革發展,其中出現的矛盾和問題,改革的難點、痛點和方向,集中筆墨描寫了王聞道、李國建為代表的堅持改革開放的正面形象,始終堅持黨中央賦予的維穩戍邊的特殊使命,排除幹擾,清正廉潔,堅持真理,敢于鬥爭,保證了改革開放沿著正確的方向順利進行。其二是對兵團的陰暗面和反面人物的描寫尺度問題,也是十分敏感而復雜的問題。新時代的市場經濟大潮,在中國社會和外部世界已發生深刻變化的歷史條件下,實踐證實,兵團和全國一樣反腐敗鬥爭形勢依然嚴峻。當下一些地方一些領域的政治生態已經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一批“大老虎“在反腐風暴中應聲倒下。世道人心,寫還是不寫,不僅是現實主義文學的本質要求,也是對一個作家良知和勇氣的最大考驗。小説鞭撻了以副師長郭家仁、副團長茍有勇為代表的“大老虎”、兩面人、“叛變者”和利益集團,破壞政治生態,幹擾破壞改革,拉幫結派,狼狽為姦,形成一小撮阻礙改革發展的野心家和蛀蟲。在359團圍繞“誰來出任團長”一職,上演了一出驚心動魄的人間正劇。正義與邪惡,美與醜,公與私,陽謀與陰謀,不擇手段打擊競爭對手,一時間小人彈冠相慶,王聞道等改革者被逆淘汰出局,“叛變者”們圍繞著權、錢、色,開始了瘋狂的掠奪和表演。郭家仁大耍官威,醜態百出,大搞權錢交易、權色交易,雖得逞于一時,但終究是反腐利劍高揚,黨和國家屯墾戍邊的千秋偉業豈可褻瀆,大大小小“叛變者”終究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叛變者”一詞是作者借用戰爭年代對叛徒的稱謂,指稱當今的“大老虎們”可謂入木三分。其三,作品直接描寫了激烈的反恐戰鬥場面和兇殘的恐怖分子,歌頌了兵地軍警聯合反恐作戰行動。其四,作品歌頌了新疆、兵團各族人民的大團結。這是貫穿全書的一個主題,藝術地詮釋了兵團是凝聚各族群眾的大熔爐這一重大命題,成功塑造了梁英、安貞、巧帕汗等人物形象,寥寥數筆,分外傳神。

  探索之四:小説成功地避開了“報告文學化”的傾向。

  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吳義勤同志曾説過:“現實題材的創作,我們用力很大,收獲很小,這是最大的問題。”“現實題材最大的問題是報告文學化的傾向,小説變成了另一種報告文學。”這顯然是大家之言,一語中的。縱觀這些年的長篇小説創作,特別是歷史小説和現實題材小説的創作,包括帶有“時代報告”性質的影視、戲劇、繪畫等,的確特別容易出現“報告文學化”的傾向。這也是一切現實題材文藝創作的難點和痛點。《蛟》的文本帶有一定的實驗性,作品嘗試打破小説純虛構的理論束縛,創造一種虛構而又寫實的小説,但它又不是“報告文學化”寫作。這是一次帶有某種挑戰和一定風險的藝術探索。

  《蛟》在整體虛構的原則下,作者根據藝術需要移花接木,重新進行了人物設置和時空建構,改造提煉原有的生活素材和人物故事,進行藝術的二度創作,實現了虛構與寫實的完美結合,是現實題材小説創作的一次有益嘗試和成功探索。《蛟》中的主要人物王聞道、李國建等人是完全虛構的藝術人物,而梁英,高德友、馬建軍、老杜等人物基本都有生活原型,他們是時代的楷模和英雄,是兵團家喻戶曉的先進人物。他們不計生死,以身許國,信仰堅定,每個人都有平凡而偉大,感天動地的故事,是共和國偉大的公民和最可愛的人,是兵團精神最典型的代表。天才的小説家也難以編出他們的人生故事,也想象不出他們每天在邊疆大地的風吹麥浪中一個人升起五星紅旗的幸福和自豪。作者根據藝術的需要,把這些分布在南疆北疆的典型人物信手移來,舉重若輕,全部集中在359團這個大舞臺,這個典型環境,各有各的精彩,各有各的故事,各美其美,美美與共,共同演繹好賡續紅色血脈,履行屯墾戍邊使命,發揮建設大軍,中流砥柱,銅墻鐵壁作用,履行好穩定器、大熔爐、示范區的三大職能的兵團故事、中國故事。這正是作者的匠心所在,是大構思,大手筆,是兵團現實題材長篇小説創作的大突破。人們在閱讀《蛟》一書時,會暗暗稱奇,對小説的密不透風、疏可走馬會發出會心一笑,會在小説中找到了自己,會為小説中的故事而一次次眼角濕潤。這些兵團人物每個人都是一部長篇小説,每一座墓碑下都有一個赤子醒著的靈魂。所以説把這些人物和故事藝術處理後,直接寫進小説,應該是一種事半功倍的創作方法。與其胡編亂造、閉門造車,還不如寫實主義更有價值、更美、更真實感人。再譬如小説中講述的“185戰洪水”,經過16晝夜奮戰,使特大融雪性洪水沒能改變界河走向,保住了中國55.5平方公裏的領土。中國雖大,但一寸國土也不多余。不要説55.5平方公裏國土,就是一寸國土也絕不能丟,這件事情也不是一件芥末小事,而是真正的國之大者,把這個愛國主義故事寫進小説又有什麼不可以呢?再譬如:在這屯墾戍邊大軍裏,有一大批老紅軍、老八路、解放軍老戰士,資格很老,職務很低,有的人離休時連個幹部都不是,副廳級的待遇是後來的事情了。他們中的一些人,1949年12月橫穿“死亡之海”解放和田,平息暴亂,土改建政,然後就地轉業為47團,屯墾戍邊。從此再沒走出過沙漠,沒坐過火車、飛機,沒到過烏魯木齊,被尊稱為“沙海老兵”,他們的精神叫“老兵精神”。而與他們同時代的沒有轉業的老戰友,有些已經成為黨和軍隊的高級幹部。經向史學家陳平老師求證,據史書記載:1987年健在的老紅軍有57人,老八路1610人,解放軍老戰士21126人。現在,他們中大多數人已經去世了。但是,他們依然活著。他們的精神就是邊魂。他們仆倒的身軀已化為國界山脈,那高聳的巨人的頭顱白雪皚皚。母親們的身軀已化作天山腹地綠色的美人背,長眠在天山深處,塔河兩岸。他們只留下了槍和軍衣,彈洞斑斑的軍旗和軍號,還有那每一天在軍號中聲中醒來的邊疆大地,還有他們一代代繼續屯墾戍邊的子孫。

  這就是《蛟》一書給我們講的一切,昨天的,今天的和明天的中國西部邊疆的兵團故事和中國故事,就是毛澤東同志所説的“新的人物和新的世界”。

  結語:理論永遠是灰色的,有如我的評論,而生命之樹常青。寫永恒的主題;講最感人的故事;塑造最美的人物;禮讚偉大的靈魂;燭照人類命運;匡正世道人心;開掘人生之五味;揭示歷史之規律。最真實的是最虛構的,最真實的也是最寫實的。最感人的是最虛構的,最感人的也是最寫實的。最美的是最虛構的,最美的也是最寫實的。在虛構中寫實,在寫實中虛構,虛不足實補之,實不足虛補之。虛中有實,實中有虛,虛虛實實,對立統一,謂之小説。藝術的生命在于創新。這是一種新現實主義,是《蛟》一書給我們的最重要的藝術啟示。

  此時白馬秋風塞上,掩卷沉思,只想對著山河歲月高吟陸放翁詩:

  僵臥孤村不自哀,

  尚思為國戍輪臺。

  夜闌臥聽風吹雨,

  鐵馬冰河入夢來。

  

  2021年三伏—立秋三稿

  

  (作者簡介:李光武,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中國文聯八、九屆全委會委員;中國作協七、八屆全委會委員。出版個人文學著作五部。)

 

[責任編輯:盛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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