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記》雲：“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中華尊師之禮，源遠流長。自周制以太牢祀先師，至漢唐以降帝王執弟子禮，皆顯師道之尊。今日恰值教師節，溯歷史長河，採擷數則尊師典故，以彰明師道之於治國平天下之大義。
東漢永平二年（公元59年），白虎殿中禦座西移，東向設錦席。太師桓榮入殿時，漢明帝劉莊降階相迎，執手言：“太師勿拜”。這一場景重現太子宮授學之儀，儘管此刻執經問業者已是九五之尊的天子。
據《東觀漢記》載，明帝每臨太常府，“令桓榮東向設座，自據西席，陳《尚書》竹簡，親執經卷”。侍臣見天子跪聽講經至膝踝俱腫，密奏勸止。帝正色曰：“太師猶父也，昔周公負扆，成王尚北面而問禮，況朕乎？”
恒榮病，明帝親臨探視，至街口棄輦入恒府。遂百官探視無敢駕車臨恒府者。病篤之際，明帝“旦暮遣問疾者十數，親奉湯藥於榻前”。及榮薨，帝素服臨喪，扶柩慟哭：“天喪朕師！”遂以弟子禮披麻送葬，詔以《尚書》三十篇陪葬。更賜冢塋於首陽之陽，命百官會葬，百姓夾道哀泣。
明帝嘗諭皇子：“天子之尊，不敢忘師者，所以通天地人之道也。”故永平年間太學鼎盛，匈奴遣子入學，西域求取經籍，教化遠播四夷。
古代帝王，類似明帝者大有人在。
唐太宗追憶太子少師李綱：“朕初授《春秋》於師，雖寒暑無間，師常立講三辰不息。”《貞觀政要》錄其詔曰：“古之太子，問安而退，所以廣敬也。師教之禮，拜而後答，所以明尊也。”
到了宋代建隆三年（962年），宋太祖詔令太學立碑刻《禮記·學記》，特命“凡太子師保見面，皆行揖禮”。朱熹《宋史紀事本末》載：太祖嘗語趙普：“朕觀學子冠服與禁軍同制，此文武並重之道也。”
清代聖祖康熙幼年即每日清晨至弘德殿，向師傅熊賜履、李光地行弟子禮。《康熙起居注》詳載其諭曰：“朕雖退朝晏晚，必完日課，恐負師望。”甚至親撰“致敬師傅”匾懸於上書房，定規“皇子見師傅，皆長揖肅立”。
荀子云：“國將興，必貴師而重傅；貴師而重傅，則法度存。”漢明帝所以創“明章之治”，正因其深諳“治天下在得賢才，得賢才在崇教化”之理。
宋代理宗敕編《帝王尊師錄》有言：“天子之孝與士庶異，不僅事親如天，更當尊師如父。”故歷代明君皆將“君、父、師”並列為三尊。漢制天子祀孔必親獻太牢；唐制太子初謁師行“束脩六禮”； 明制：皇帝視學行“三揖禮”。
漢明帝之尊桓榮，並非單單是個人敬慕，其“下車步行”“親奉湯藥”“素服臨喪”諸禮，顯帝王以肉身踐行道統，用權勢拱衛學術之至意。故《後漢書》讚曰：“明帝尊師重道，冠絕百王，非虛言也！”
帝王如是，我們的偉人亦然。
1937年1月30日，延安窯洞燈火昏黃，毛澤東正忙於制定抗日救國大計，忽憶次日乃徐特立先生六十壽辰。遂展紙研墨，揮筆致信：“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現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將來必定還是我的先生……”此語既出，遂成尊師之千古絕唱。更令人動容者，毛澤東雖身為全黨領袖，仍堅持為老師舉辦壽誕。1947年正值胡宗南大軍進逼延安之際，毛澤東特為徐老舉辦七十大壽慶典，親題“堅強的老戰士”壽匾，又見老師行李簡陋，竟將自己僅有的兩個熱水瓶分其一相贈。最見深情者，當屬建國後宴請徐老時，毛澤東堅持讓老師坐上席，言道：“您是主席的老師，‘一日為師，終身為父’，您更應該上坐。”
1915年，湖南省立第一師範校長張幹欲開除毛澤東學籍，二人由此結怨。然三十五年後，當毛澤東得知張幹生活困頓，“家口甚多，生活極苦”，立即致函湖南省主席王首道：“張次崙先生，湖南教育界老人，年已七十，一生教書未做壞事，擬請湖南省政府每月每人酌給津貼米若干，借資養老。”更令人感嘆者，1952年毛澤東邀請張幹進京，見面第一句話便是：“先生，當年我在長沙讀書時，曾多有得罪，還望先生原諒。” 臨別時不僅贈物贈款，更囑秘書：“次崙先生年紀大了，路上要好生照顧。” 張幹臨終前對家人泣曰：“此生此世，不知如何報答毛主席！” 此等以德報怨、不計前嫌之胸襟，真乃尊師之至高境界。
《荀子·修身篇》有雲：“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吾安知禮之為是也？”
明帝之尊桓榮，在其制度性尊崇——立帝王尊師之儀軌；毛澤東之敬師長，在其革命性昇華——破除階級之限而存師生之誼。但無論是漢明帝創明章之治，還是毛澤東奠新中國教育之基，都證明尊師重教與國運昌盛密不可分。
時值第41教師節，以此小文敬！（作者：劉軍，譚玉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