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國首都柏林，人們坐在一家咖啡館的戶外區域

文/《環球》雜誌記者王自強（發自柏林）

編輯/胡艷芬

在柏林一個普通工作日的清晨，街角的麵包店裏，許多顧客都是獨自前來，買好早餐便匆匆離開，踏上通勤的輕軌。這樣的生活場景，在德國越來越多的城市中上演——一個人生活，不再是極個別人的選擇，而正成為越來越多人的日常。最新統計顯示，獨居群體已成為德國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並呈現持續增長的趨勢。

獨居人口顯著增長

根據德國聯邦統計局發布的數據，截至2024年，德國約有1700萬人獨居，佔總人口的20.6%，相當於每5個人中至少有1個人獨居，這一比例較2004年的17%增長了3.6個百分點；過去20年間，德國獨居人口總數增長了21%，從2004年的1400萬人增加至1700萬人。

實際上，這一趨勢並非德國獨有，而是整個歐洲的普遍現象。

2013年至2023年間，幾乎所有歐盟國家的獨居人口比例均有所上升。歐盟平均獨居人口比例從2013年的14.2%上升至2023年的16.1%。其中，保加利亞增幅最大，從8.5%上升至17.8%，增幅達9.3個百分點；其次是立陶宛，從16.1%上升至24.6%；芬蘭從19.6%增至25.8%。相比之下，德國的獨居人口比例雖然增幅不大，但始終保持在20%左右，遠高於歐盟平均水平，僅次於北歐等高獨居率國家。

從年齡結構看，德國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群中，34.6%的人選擇獨居，顯著高於歐盟31.6%的平均水平；85歲以上高齡人群的獨居比例更是高達56%；25歲至34歲的年輕人群體中，獨居人口占比也達到28%，高於全年齡段平均值。可以説，獨居已不僅僅是老年人群的特徵，也越來越成為青年人的一種生活方式。

這種居住結構的轉變已成為德國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徵。法蘭克福大學社會學家亞歷山大·蘭根坎普指出，這一趨勢並非近幾年才出現，而是德國統一前就在原聯邦州存在，在統一後持續加強。

在德國柏林，行人在陰涼處躲避日曬

流動性、個性化與社會變遷

為何選擇獨居的德國人不斷增多？蘭根坎普指出，這是多種社會、經濟與文化因素共同交織作用的結果。

首先，人口老齡化是原因之一。隨着人均壽命延長和醫療條件改善，一些老年人在失去配偶後仍能長時間獨立生活。此外，部分老年人儘管仍有伴侶，也可能因為健康狀況、護理需求或生活理念的不同而選擇分居或單獨生活。

其次，職業選擇與流動性加劇導致獨居生活成為部分人的現實選擇。許多德國年輕人為了教育或就業遷移到其他城市或國家，從而遠離原先的家庭。在新城市，不少人選擇更具靈活性與自由度的單身生活。

此外，教育水平的提高與經濟獨立促使獨居現象更加普遍。尤其是德國女性群體，過去常因經濟依賴而選擇與伴侶同居，而現在憑藉良好的教育背景和職業能力，更有條件作出自主選擇。更多的女性在職業生涯發展期選擇獨居，以實現個人成長和擁有空間自由。

上述因素共同作用，推動了德國的社會規範和生活理念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人們更加追求個性化，社會也越來越能夠接受並尊重個人選擇，單身、分居、異地伴侶等生活方式不再被視為異類，而成為多元社會中的常態。一些人有伴侶也仍然選擇獨居生活，這種現象更加普遍，尤其是在城市中。

最後，還存在一個極易被忽視的重要原因——數字化技術的發展在現實中放大了人們之間的心理隔閡。社交媒體、即時通訊等幫助人們更加便捷地保持聯絡，卻無法完全取代面對面的人際互動，且使這種互動減少。瑞士《新蘇黎世報》指出，在生育率降低、家庭規模變小的背景下，代際之間關係變得更為冷漠，祖孫之間的接觸日益減少。德國波鴻大學心理學家邁可·盧曼主持的研究表明，尤其在青年群體中，新冠疫情期間的數字依賴顯著增強了他們的孤獨感與社交疏離。

建立關懷機制

儘管獨居是一種個人選擇，但其社會後果不容小覷。數據顯示，獨居人群面臨更高的貧困和健康風險。2024年關於德國國民收入和生活狀況的調查顯示，獨居者中約有29%面臨貧困風險，是普通人群15.5%的近兩倍。老年人群尤為脆弱，一旦失去收入來源或患病，就可能陷入孤立無援的困境。

德國下薩克森州貧困問題會議執行主任法比安·施滕肯指出：“這種發展態勢也體現了社會不平等的加劇。貧困人口更有可能獨自生活，並被系統性地排斥在外。”不僅老年人，城市裏的年輕獨居者也存在經濟和情感支持缺失的問題。

在這一背景下，德國聯邦政府於2023年12月通過了首個國家級《對抗孤獨戰略》，這標誌着政府開始從政策層面系統性應對這一日益突出的社會問題。聯邦家庭事務部長莉薩·保斯在發布會上指出：“如果越來越多的人因為對社會失去信任而退縮，這不僅削弱社會凝聚力，更將對制度構成威脅。”

該戰略計劃包括如下幾項措施：舉辦“反孤獨行動周”，通過宣傳和媒體引導，提升社會公眾對孤獨問題的認識；鼓勵各類企業、公共服務機構開展員工培訓，增強識別並干預孤獨現象的能力；為孤立人群提供更多休閒與社交活動資源，例如讀書會、運動團體、社區互助小組等；加快心理健康支持服務的響應速度，尤其是關注精神疾病與社交障礙患者的早期介入。

然而，該戰略仍面臨執行層面的現實障礙。德國患者保護基金會批評政府沒有提供額外的財政預算，而是將任務交由地方組織和現有機構承擔。這些組織常常由於人力不足、資金緊張等原因，難以開展系統化的干預項目。此外，目前孤獨問題在立法體系中的地位尚未明確，相關行動缺乏法律保障與強制執行力。從長遠來看，如何在尊重個體自由的基礎上重建社會&&、重構互助網絡，仍是德國乃至整個歐洲社會亟待解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