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11日，日本首相石破茂（前排中左）準備在日本東京的首相官邸率閣僚合影

文/項昊宇

編輯/吳美娜

7月份舉行的日本參議院選舉，可視為日本政壇階段性變化的一個結果。而在此之前，6月25日自民黨派閥“官宣解散”，從更深維度昭示了日本政壇的一種重要轉變。

當天，執政黨自民黨內的最大派閥“安倍派”（清和政策研究會）向總務省提交解散備案，為其跨越半個多世紀的政治生命畫上了句號。至此，因“黑金”醜聞而備受攻擊的自民黨五大派閥（“安倍派”“森山派”“岸田派”“茂木派”“二階派”）已悉數解散。“安倍派”正式解散後，自民黨內僅剩下前首相麻生太郎領導的“麻生派”一個派閥。

這場由政治資金醜聞引發的巨大震蕩，似乎以一種決絕的方式，宣告了日本“派閥政治”的終結。然而，在舊的權力結構轟然倒塌之時，一場新的權力重構已悄然拉開帷幕。日本政治真的迎來了“換新衣”的深刻變革，還是上演一場精心編排、意在轉移視線的“政治秀”？在新的內外形勢下，日本政治生態正在經歷一場深刻的嬗變。

競逐權力巔峰——派閥政治的前世今生

自民黨的派閥政治是日本政黨政治的核心特徵，深度嵌入日本權力政治的運行體系之中。派閥的誕生可追溯至1955年的“保守合流”。當時，為組建自民黨，背景不同、利益各異的保守派政治勢力聚集一堂，這些原生的小團體便是派閥的雛形。它們並非基於現代政黨理念，而是延續了戰前政治家個人門生、地緣、官僚背景等形成的人脈組織。

在戰後自民黨長期執政過程中，各派閥自成一體，逐漸形成以領袖為核心，通過集體行動來爭取資金分配和職位安排的利益共同體。派閥既是培養政治人才的搖籃，也是角逐黨總裁寶座（即首相之位）的權力來源。

儘管自民黨各派閥政治傾向和政策主張不同，但較之於政策競爭，彼此關係更多表現為對權力的爭奪。派閥運行方式可總結為“金錢與職位”的分配。派閥領袖通過為成員提供選舉資金和日常活動經費，並在內閣改組和黨內人事安排中通過為其爭取大臣、副大臣等關鍵職位，來換取成員在總裁選舉中的選票和絕對忠誠。這一機制使得派閥成為角逐首相寶座的“選舉機器”和培養未來領袖的“預備學校”。

長期以來，自民黨內各大派閥力量的此消彼長，主導了戰後日本政治的演變軌跡。20世紀60年代，在奉行“重經濟、輕軍事”的“吉田主義”路線下，“宏池會”如日中天，與開創了“金權政治”的田中角榮所領導的“經世會”展開激烈競爭，首相輩出。

進入21世紀，在日本政治右傾化背景下，“清和會”長期主導日本政壇。與此同時，自民黨派閥政治的衰落進程不斷加速。日本民眾對“金權政治”的厭惡、選舉制度改革對派閥集票能力的削弱等，都持續侵蝕着其根基。2023年末爆發的“政治資金派對回扣醜聞”，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這一醜聞系統性地暴露了派閥利用法律漏洞建立秘密資金庫的腐敗本質，引發劇烈的政治地震和民意海嘯。

時任首相岸田文雄以壯士斷腕的姿態推動派閥解散，意在回應洶湧的民意，挽救自民黨岌岌可危的聲望。自2024年初起，除麻生派外，安倍派、岸田派、二階派、茂木派等主要派閥相繼宣布解散。然而，正如日本著名媒體人鮫島浩所指出的，“只要有自民黨總裁選舉，派閥決不會消失”。這句論斷一針見血指出了問題的核心：只要權力的分配邏輯不變，政客們合縱連橫、抱團取暖的動機就不會消失。

2024 年 9 月 27 日，自民黨總裁候選人高市早苗（右一）在日本東京自民黨總部進行的自民黨總裁選舉中投票

派閥解散——一場切割止損的政治決斷

“政治資金派對回扣醜聞”的核心是，自民黨內多個派閥為所屬議員下達超出配額的政治籌款派對券銷售任務，超出部分的收入以“回扣”形式返還給議員，且這部分資金大多未被記入政治資金收支報告書，從而形成秘密的“小金庫”。這一操作手法精準利用了日本《政治資金規正法》的漏洞。該法規定，對於購買超過20萬日元派對券的個人或團體，必須公開其身份。

為了規避審查，大額獻金常常被拆分成多個小額，或者乾脆就不入賬。派閥將超出銷售指標的資金返還給議員，實質上構築了一條隱秘的利益輸送渠道。這些不透明的資金，成了議員們在選區內進行婚喪嫁娶、迎來送往等“關係維護”活動的本錢，也是派閥領袖用以籠絡人心、控製成員的“胡蘿蔔”。

面對媒體的窮追猛打和民眾支持率的斷崖式下跌，自民黨看似雷厲風行的解散行動，與其説是刮骨療毒的自我革命，不如説是一場精心計算的政治止損。通過將問題歸咎於“派閥”這一組織形式，自民黨試圖將系統性腐敗淡化為特定組織結構的歷史遺留問題。

然而，解散政治團體法人，僅僅意味着派閥不能再以官方名義籌集和分配資金，以及失去了固定的辦公室和職員。但構成派閥核心的人際網絡、忠誠關係以及共同的政治利益，並不會因此煙消雲散。議員們仍然會通過聚餐、開會維繫小團體&&，領袖們也仍會為“派系子弟”的選舉和職位奔走。舊派閥的組織架構雖然解體，其精神內核和功能性需求依然存在。

日本最大在野黨立憲民主黨抨擊道，這場看似徹底的“解散”，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次“障眼法”，是自民黨為應對輿論危機而採取的權宜之計，而非對“金權政治”本質的清算。

更重要的是，派閥解散並未改變自民黨內權力生成的機制。只要自民黨總裁依然是日本政治權力的頂峰，那麼為了爭奪這一職位而形成的政治團體，就必然會以各種形式“借屍還魂”。

自民黨總裁選舉是“國會議員票”與“黨員票”的結合，前者佔據更大權重。獲得盡可能多的國會議員支持，是當選黨總裁的必要條件。一個有志於問鼎首相之位的政客，需要一個忠誠的團隊為其出謀劃策、籌集資金、聯絡各方，並動員盡可能多的議員投票，而派閥正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最有效工具。派閥解散後，這種邏輯並未改變。

2024年9月27日的自民黨總裁選舉中，已宣布解散的岸田派、茂木派、二階派、安倍派等雖然無法強制要求其成員採取統一行動，但第一輪投票依然表現出鮮明的派系傾向。只是由於缺乏眾望所歸的人選，各派未能實現有效的合縱連橫，最終讓“無派閥”的石破茂“撿漏”。

面對外界對於派閥解散“換湯不換藥”的質疑，自民黨提出的改革方向是將黨內派系改造為純粹的“政策集團”，剝離其籌款和人事分配功能。然而，現實的演變似乎正在驗證外界的擔憂。舊派閥的成員們並未完全散去，而是以更松散、更隱蔽的方式繼續活動。舊安倍派的骨幹成員、舊麻生派的核心人物以及舊茂木派的部分成員，依然定期舉行會晤，延續着派閥時代的議事傳統。

與此同時，新的政治團體也在浮現。這些新團體往往圍繞特定的政策議題或依託強大的個人號召力而集結。以保守派立場聞名的前經濟安保擔當大臣高市早苗、“未來之星”小林鷹之等人瞄準未來的黨總裁大位，正在集結支持其政治理念的議員，醞釀成立新的政策研究會。前首相麻生太郎則利用其僅存的官方派閥“麻生派”，繼續發揮在黨內政策上的影響力。

這些新老團體都刻意淡化了傳統派閥的“金錢”色彩，轉而強調“政策”和“理念”，但這只不過是在新的“政治正確”下的一種生存策略。只要爭奪首相大位的權力政治邏輯不變，任何形式的團體都有可能演變為事實上的“新派閥”。

2019 年 4 月 12 日，在美國華盛頓，當時的日本副首相兼財務大臣麻生太郎在新聞發布會上發言

未完的政治變革——“無派閥時代”的混亂與迷惘

自民黨派閥的解散無疑對日本政治生態造成了巨大衝擊，一個趨於碎片化、流動化和難以預測的政治生態逐漸形成。傳統派閥的解體，首先衝擊的是自民黨內原有的權力制衡結構。過去，首相的權力受到黨內各大派閥領袖的有力牽制。如今，隨着各大派閥的“龍頭”消失，議員們不再有明確的歸屬和效忠對象，自民黨內部的權力結構呈現出“流動化”特徵。

就現任首相石破茂而言，他成為“無派閥時代”的首個受益者。其在“黑金”醜聞衝擊中當選黨總裁，很大程度上就得益於他無派閥的“獨狼”背景。在自民黨處於頹勢的大背景下，儘管石破茂支持率低迷，但由於主要競爭對手的派閥基礎被瓦解，黨內無人敢於公開“叫板”，使得他在黨內的地位相對穩固。儘管缺乏強有力的黨內根基，但因為失去了強大派閥的掣肘，石破反而可以相對自主地推動各項政策議程。

當然，這種權力基礎是脆弱的。當議員們不再受派閥紀律約束，他們在國會投票和政策議題上的行動將變得更加難以預測。首相將不得不花費更多時間和精力，與一個個獨立的議員或小團體進行談判和交易，執政成本和不確定性都大大增加。一個沒有穩定支持基礎的首相，其政權也必然是根基不穩。

派閥的解散，本身是日本政治在“黑金”醜聞重壓下的一次應激反應，其解散徹底埋葬了“五十五年體制”以來主導日本政壇的舊有權力結構。但日本政治的沉疴仍在，金錢與政治的糾葛並未被徹底斬斷，圍繞總裁選舉的權力鬥爭依舊是政治運作的核心。未來依託不同政策主張或個人號召力的新團體，能否真正取代派閥主導的權力格局，重塑自民黨內的力量版圖，依然存在巨大的不確定性。

從大的時代背景看，自民黨的政治變革，也是順應自媒體、新媒體時代的一個必然選擇。目前自民黨和公明黨組成的執政聯盟已經失去眾議院過半數議席，正面臨2009年以來最大的執政危機。如果自民黨不能真正“改頭換面”，舊的利益共同體在“政策集團”的偽裝下得以重生，“權力游戲”故態復萌，也可能會再度被民眾拋棄，迎來第三度下野的結局。而這場未完成的政治革新，正在將日本政治帶入一個充滿變數的迷惘路口。

（作者係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員；本文截稿時間為2025年7月18日18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