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4日在美國馬薩諸塞州劍橋拍攝的哈佛大學校園

文/張廷芳

編輯/吳美娜

　　以哈佛大學為代表的美國高校與美國政府方面的衝突仍在發酵。美國國土安全部5月22日宣布，取消哈佛大學獲得的學生和交流學者項目資質，禁止該校招收國際學生。哈佛大學5月23日提起訴訟，批評特朗普政府“公然侵犯”美國憲法和聯邦法律。同日，馬薩諸塞州聯邦地區法院一名法官對特朗普政府禁止哈佛大學招收國際學生的政策發出臨時限制令，要求在舉行聽證會之前“維持現狀”。

　　特朗普5月26日再度對哈佛大學發出削減資金威脅，他當天在社交媒體發文稱，正考慮從“非常反猶”的哈佛大學“拿走”30億美元撥款，並將其分配給全國各地的職業學校……

　　當哈佛的百年校訓“Veritas”（真理）遇上白宮的“America First”（美國優先），這場較量早已超越法律範疇，它既是對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一種終極測試，更預示着西方知識精英與“民粹政權”全面決裂的開端。

“致命一擊”

　　特朗普2025年1月開啟其第二個總統任期後推出“學術問責計劃”，該政策要求接受聯邦資助的高校必須滿足三項標準，即開設“美國傳統價值觀”必修課程、接受政府指定的科研方向審查、公開所有國際合作項目的資金來源。

　　哈佛大學因拒絕執行該計劃成為首個被制裁目標，教育部、司法部等五大機構對該校的22.6億美元撥款與6000萬美元合同遭凍結，創下美國高等教育史上最大規模的財政制裁。哈佛被迫發行7.5億美元高息債券，這也將該校財政赤字推高至歷史峰值。

　　4月21日，哈佛正式向美國聯邦法院提起訴訟，訴狀指控特朗普政府借“學術問責計劃”將聯邦撥款異化為思想規訓工具。

　　“他們在用財政斷流重塑學術DNA。”哈佛大學校長在聲明中控訴。

　　“真正的致命一擊”發生在5月22日：凍結撥款、驅逐留學生、課程審查……諷刺的是，美政府指控哈佛“對哈馬斯同情”與美國引以為傲的“多樣性、公平性和包容性”敘事自相矛盾，折射出美國政治話語體系已陷入價值混亂的深淵。

政治極化背景下的“哈佛禁令”

　　哈佛大學與聯邦政府的衝突並非孤立事件。自二戰以來，美國政府通過《退伍軍人權利法案》《國防教育法》等政策，逐步將高等教育納入國家戰略體系。聯邦資金成為大學科研和運營的重要支柱。特朗普政府此次凍結資金的依據是《高等教育法》第117條，該條款規定聯邦資助不得用於“違背國家利益”的研究。這種模糊表述在政治極化背景下成為打壓利器。

　　有數據顯示，2020～2025年間，美國聯邦政府對常春藤盟校的資助削減幅度達37%，其中社會科學和氣候變化研究領域降幅超過50%。這種有選擇性的資金控制實質上構成了對學術議程的隱形操控：政府可以通過財政杠桿決定哪些研究值得資助。哈佛大學的核心訴求，捍衛的正是《美國法典》第20卷中關於“教育機構自治權”的憲法精神。

　　這種對抗背後是更深層的意識形態衝突。保守派智庫傳統基金會2024年報告顯示，全美Top50大學中，註冊共和黨的教授比例不足12%。學術界的自由派傾向引發保守勢力反彈，特朗普政府試圖通過“資金武器化”重構學術權力格局。這種策略在得克薩斯州、佛羅裏達州等地已見端倪，當地立法禁止公立大學教授批判種族理論，如今聯邦層面複製了該模式。

　　特朗普政府的執政理念與常春藤聯盟存在結構性矛盾。自2016年首次參加總統競選，特朗普就將精英高校定位為“全球主義堡壘”，其在2024年競選綱領中更明確承諾：“奪回被左翼意識形態劫持的教育體系。”有數據顯示，美國聯邦政府對高等教育撥款佔高校總收入的比例已從2000年的12%降至2024年的7%，但卻不斷通過專項資助施加影響力。這種“錢少權大”，反映出保守派試圖重構知識生産體系的戰略意圖。

5月29日，在美國馬薩諸塞州波士頓，警察站在馬薩諸塞州聯邦地區法院外

  5月22日的“哈佛禁令”更是將這種政治干預推向極端。以保障“國家安全”為名禁止招收國際學生，不僅違背美國長期以來的開放傳統，更暴露出美政府試圖通過行政手段徹底控制學術自由的野心。儘管美國法官的臨時叫停為留學生爭取了喘息的時間，但這場鬥爭的最終結局仍懸而未決。若聯邦法院最終支持政府主張，美國高等教育的全球競爭力或將遭受致命打擊；反之，則可能成為遏制政治權力擴張的關鍵轉折點。

精英大學陷入資本化困局

　　在聯邦審查的陰影下，哈佛大學管理層4月7日作出的市場化融資決策，恰似打開了一個潘多拉魔盒。這座誕生於清教徒理想的大學，正將校徽烙印在華爾街的債券合約上——最高7.5億美元的應急融資計劃，不僅折射出該校政府資金鏈斷裂的危局，更預示着高等教育資本結構的世紀重構。

　　532億美元的捐贈基金（2024年數據）難解燃眉之急。這種從政府撥款、慈善捐贈向金融市場融資的跨越，暴露的不僅是高校財政面臨的流動性困境，也顯示出其在政治經濟雙重擠壓下的生存策略轉型。

　　顯然，學術機構要為資本市場的入場券支付昂貴對價。穆迪2025年給予哈佛債券AA2評級，公然將知識殿堂置於商業顯微鏡下審視，其背後是信用分析師對大學資産負債表的反復拷問，正在引發人們對學術機構幾個世紀以來引以為傲的獨立性喪失的擔憂。更深刻的異變發生在治理層面：當每年1.5億美元的債券利息支出成為剛需，圖書館擴建與實驗室更新的優先級，或將讓位於華爾街期待的資本回報率。這種隱秘的價值重構已出現在公立大學系統。加州大學2024年債券融資佔預算23%的現狀，昭示美國公共高等教育正在蛻變為資本密集型産業。

　　市場化生存法則催生的資本與精英化糾纏漩渦，正將美國高等教育拖入深淵。哈佛大學2025年突破9萬美元的學費門檻與12.3萬美元的學生債務中位數，構建起資本循環的封閉回路——越是依賴金融市場輸血，越需要維持頂尖學術品牌；而高昂的精英定價策略，又不斷侵蝕其社會合法性根基。

　　這種資本邏輯下的自我強化，在政府公共資金戰略性撤退的背景下形成致命加速度：STEM（科學、技術、工程、數學四門學科英文首字母的縮寫）領域外的學科收縮、社區學院系統的倒閉潮（2024年關閉了47所），以及皮尤研究中心揭示的68%共和黨支持者對精英大學教授們的敵視，共同勾勒出美國高等教育機構在政治資本夾縫中扭曲生長的生存圖景。

美國高等教育的社會契約危機

　　美國高等教育社會契約的逐漸消解，是這場風暴誕生的真正根源所在。二戰後確立的“政府資助-學術自由-公共服務”三角平衡，在政治極化與技術革命的夾擊下正面臨分崩離析的危險。皮尤研究中心2025年民調揭示，58%的美國人認為大學“對國家發展有害”，共和黨支持者中持此觀點的比例更高達79%。

　　三個結構性矛盾始終在塑造當今美國高等教育的地貌，即知識生産與公共利益的脫節、精英再生産與社會流動的斷裂、全球化與本土認同的撕裂。而在本次美政府針對個別名校的全方位打壓下，本已錯綜的矛盾更趨複雜和難解。

　　量子計算、基因編輯等尖端領域的研究，正從公共知識庫蛻變為資本競技場。哈佛大學技術轉讓辦公室2024年專利收入3.2億美元，遠遠高於其社區服務支出金額。這種異化在政府資助體系上形成吊詭循環：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數據顯示，聯邦資金覆蓋了頂尖大學73%基礎研究項目，但資金凍結威脅下，2027年可能出現人工智能博士培養量驟降28%、材料科學專利減少19%、量子計算研究延遲4～5年的技術危機，與所謂“美國優先”嚴重相悖。

　　精英再生産機制正在消解高等教育的社會合法性。哈佛2025屆新生中，家庭收入前1%群體佔比達28%，捐贈生錄取率是普通申請者的7倍，數據背後隱現的階層固化正在加速。一旦聯邦資助成為維繫研究體系的命脈，政治力量便獲得了重塑學術版圖的杠桿。特朗普政府凍結人文社科資金的舉措，實質是對“非實用學科”的系統清洗。這種工具理性至上的治理模式，暴露出資本邏輯與人文精神的根本衝突。

　　全球化與本土化的撕裂則在校園投下更深的陰影。有數據顯示，國際學生在哈佛研究生院佔43%，貢獻了科技領域60%的研發力量，但“學術本土化”政策強制STEM專業本土生比例不得低於75%，這種逆全球化浪潮正在侵蝕研究型大學的根基。更深刻的危機在於，高等教育機構已成為政治博弈的鏡像戰場——68%的共和黨支持者認為“大學教授傳播有害思想”，十年時間41個百分點的增幅背後，是“美國文化復興運動”對學術場域的全方位滲透。

　　事態發展標誌着美國高等教育治理範式的轉換。美政府以資助為杠桿、以認證為武器、以數據監控為條件重構高校治理規則，改寫着學術自由的邊界，更動搖了知識生産與社會發展的基本契約。而技術民族主義與文化保守主義的雙重夾擊，讓美國高校面臨自麥卡錫時代以來最嚴峻的合法性危機。

“名校們”的突圍

　　美國高等教育體系正被迫在這一系列的矛盾和撕裂中尋找出路。

　　例如，加州大學系統啟動的“知識公地計劃”開創公共化改革先河，通過將25%的核心研究成果轉為開放獲取，構建起“知識共享-財政支持”的新型契約關係，其今年獲得的12億美元特別撥款印證了知識公共品屬性的價值回歸。而麻省理工學院與“元”公司（Meta）共建的元宇宙校區則彰顯技術化生存路徑，其虛擬現實教學系統不僅將運營成本壓縮至傳統模式的45%，更通過區塊鏈技術實現學術成果的確權與流通，這種數字生産關係重構使在線碩士項目的學費定價權首次脫離實體校園的成本框架。更具突破性的是芝加哥大學實施的“鄰里實驗室”計劃，該方案將49%的科研預算定向投入社區問題研究，通過建立居民參與式研究委員會，使癌症篩查技術開發周期縮短40%，這種在地化創新模式正在重塑大學的社會信任資本。

　　但這一轉型進程正遭遇制度性阻礙。比如，美聯邦政府援引《高等教育法》第123條擴大了監管權。雖然該條款自1972年頒佈以來僅適用於財務審計，美國教育部近期卻據此要求審查STEM專業課程中的“意識形態偏差”。憲法學者警告，若最高法院認可行政機構對學術內容的干預權，將突破“立法授權”原則的憲法邊界，導致聯邦機構自由裁量權的系統性擴張。

　　美國國土安全部要求哈佛提交留學生“非法活動”檔案，讓很多人想起麥卡錫時代的黑色檔案櫃；政府以“校園安全”為由切斷國際生源，與1950年代“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審查教授如出一轍。不同的是，當前的權力博弈增添了技術寡頭的新變量。聯邦撥款、科技巨頭捐贈與學費收入構成的“黃金三角”，使大學在抵抗政治干預時始終難以掙脫利益的枷鎖。

　　美聯邦機構揮舞行政大棒，州議會醞釀《學術自由盾牌法案》，科技資本通過研究資助設置隱形議程，而教授委員會則試圖以美國大學教授協會百年章程捍衛最後防線……在知識權力重構的漩渦中，多元主體博弈的複雜圖景正在呈現。這種撕裂將導致美國高等教育系統出現“紅藍分校”現象——保守州州立大學加速意識形態轉向，而精英私校則可能退守為全球化知識飛地。

　　（作者係北方民族大學國別和區域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