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2023年9月5日在德國慕尼黑國際車展的寧德時代展區拍攝的神行超充電池展品

文/《環球》雜誌記者 周舟

編輯/胡艷芬

　　技術民族主義與全球化逆流的雙重夾擊下，傳統産業鏈的運行模式正在失效：在美國對華實施半導體設備禁令之下，中國企業錨定了原子級製造工藝；在歐盟碳邊境稅的壓力之下，寧德時代將電池回收率提升至超過99%；在SpaceX星鏈計劃的軍事化疑雲下，“北斗”系統的抗干擾算法迎來極限壓力測試。一邊是撕裂隔絕，一邊是突破革新，揭示着一個殘酷真相：科技韌性不再是備選方案，而是數字文明時代的生存剛需。

　　科技韌性本質上是下一場“多維圍棋”——既要守住關鍵領域的“氣眼”，又要在開放創新中保持“厚勢”。當科技競爭進入“超限戰”階段，唯有將自主創新與全球合作深度耦合，才能在技術斷供與標準割據的驚濤駭浪中，構築起真正抗壓的“技術諾亞方舟”。

根技術：從“卡脖子”到“築地基”

　　2024年11月，兩位美國共和黨眾議員要求阿斯麥（ASML）等5家半導體設備公司提供中國客戶名單及銷售情況。這是美政府禁止這家荷蘭科技巨頭對華出口高端光刻機後一次霸道的後招。

　　這種“長臂管轄”得以實現的原因並非盟友間的共進退，而是阿斯麥的部分核心技術受制於人。例如，極紫外光刻機核心組件準分子激光源的提供商是美國的西盟半導體設備有限公司（Cymer），而用於檢測光刻缺陷的計算光刻技術出自硅谷的睿初科技。

　　美國技術霸權主義的“底氣”源自其掌握的根技術、根産業，這類技術如同樹根，一旦被掌控，可向上衍生出無數分支，形成排他性生態。

　　舉頭看，馬斯克的“星鏈”佔全球在軌衛星總量超六成。在俄烏戰場，密布的低軌互聯網衛星提供高速率、低時延、大容量、廣覆蓋的“動中通”服務，使無人機在缺失軍用通信情況下，仍可接入後方指揮控制網絡，成為支撐新型戰爭的關鍵基礎設施。

　　浙江大學國家區域協調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房漢廷分析説，根域名服務器之於互聯網、Windows操作系統之於電腦、安卓系統是之於手機應用、以太坊的ERC20協議之於加密貨幣、基因編輯工具之於生命科學……正是這些核心底層技術讓美國這樣一個製造業明顯萎縮的國家仍在某種程度上對全球産業“予取予奪”。

　　2018年以來，累計超千家中國企業被美商務部列入出口“黑名單”，囊括航天、航空、半導體、超算、人工智能（AI）、通信、量子計算、核能、船舶、生命科學等前沿技術領域。這促使正在進行大規模産業技術升級的中國進一步認識到，不能總是用別人的昨天來裝扮自己的明天，市場換不來核心技術，有錢也買不來核心技術。

　　相反，當大疆無人機在美國農場低飛、華為手機搭載了國産高製程芯片、世界級的清潔能源産業崛起……面對中國正在取得的科技進步，美國急得直跳腳。最近在華盛頓的一次講話中，美國副總統萬斯説得挺直白，“他們在價值鏈的低端做得越來越好，也開始在高端領域迎頭趕上”，“製造産品的地區同樣擅長設計與創新”。

　　儘管拜登和特朗普政府給美國開出的藥方各不相同，或試圖精準打擊，或索性亂拳揮舞，但有一點高度一致：一旦發現追趕者進入視野，落落大方的競爭旋即“體面不顧”，甚至不惜打一套兩敗俱傷的“七傷拳”。在這場缺乏規則的極限競賽中，築牢地基，實現核心技術自主可控，勢必成為關鍵時刻的銅墻鐵壁。

　　近年來，雲服務嚴重依賴美國的歐盟也在謀求全球數字治理的主動權，通過一系列立法和政策，推進其“數字主權”戰略，並計劃在2025年至2027年間撥款13億歐元，投資部署對歐洲技術主權具有戰略意義的關鍵技術。

技術背後“軟權力”的威力

　　在北京昌平區信息港，一個小規模6G試驗網已初見規模，它支持毫米波、可見光等多頻段融合組網，可高效支持十余項6G新技術驗證。2024年，由中國移動聯合中國科學院共同研發的全球首顆6G架構驗證星發射入軌。

　　當不少主要國家5G基礎設施尚未搭建完成時，中國為何積極布局這一未來産業？其中一個答案是這事關規則制定權的博弈。這是中國從3G到5G技術演進中汲取的最重要的經驗：相比單純的用戶基數和市場規模，標準制定權決定了哪個國家可以成為産業鏈的“話事人”。

用戶在DeepSeek手機客戶端上提問（2月17日攝）

　　在3G時代，高通等公司掌握了規則制定權，給中國本土標準設置從産業鏈到市場的重重困難；4G時代，中國通過打造産業聯盟，與諾基亞、愛立信等歐洲企業一道，開始坐上國際電信聯盟的談判桌。

　　2016年11月的一天，在一場扣人心弦的比拼後，中國華為公司主推的極化碼方案，戰勝美國、歐洲方案成為5G控制信道eMBB場景的編碼方案。不久後，華為成為美國對華科技打壓的靶心，但技術底層邏輯一旦確立，即使美國限制華為設備本土供應，高通等企業仍需與華為達成專利互授權協議使用相關技術。

　　還有一家半導體科技公司甚至專靠生産規則“吃飯”。發軔於英國的安謀公司（ARM）通過向芯片設計公司授權處理器架構和核心IP，收取技術授權費和版稅提成。目前，這一架構幾乎壟斷了全球智能手機芯片市場，蘋果、高通、華為等主流芯片均基於其指令集設計，華為的ARM授權是否受美商務部禁令管轄一度成為業界討論熱點。

　　當技術優勢難以絕對壟斷時，規則便成為新的戰場，從而形成一種“軟權力”。當前，全球科技治理規則進入新階段：先是在2023年，七國集團（G7）廣島峰會契機下，日本牽頭推出“廣島人工智能進程”；隨後在2024年，歐盟率先通過全球首部《人工智能法案》並生效，試圖主導人工智能國際標準制定。

　　近年來，中國正成為國際規則制定的重要參與國，如在高鐵、智能電網、新能源汽車、特高壓輸電、端邊雲協同技術等領域。今年3月，國際電工委員會（IEC）正式發布由中國牽頭制定的養老機器人國際標準。但總體而言，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中國仍處在追趕過程中。

科技創新生態拉力賽

　　數年來，英偉達通過其CUDA運算&&，讓包括谷歌在內的競爭者始終無法撼動其在人工智能芯片領域的“一哥”地位；3月末，谷歌宣布將停止安卓開源項目（AOSP），在業界引發軒然大波。這兩個案例揭示出韌性競爭的另一維度：誰構建了科技創新生態的“護城河”，誰就能成為科技價值鏈中的“磁極”。

　　今年初，世界最重要的科技動態莫過於中國公司開發的AI大模型“深度求索”（DeepSeek）的驚艷表現，多家主要國際投資機構因此轉而看多中國。這家中國企業以更聰明的算法，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美國對中國的算力遏制。更值得關注的是，它主張的“開源生態”正席捲全球AI産業，不僅降低了行業門檻，還重塑了競爭格局、催生了新商業模式，讓市場重心迅速從基礎設施轉向垂直場景應用。

　　韌性競爭與開放合作並不牴牾，但經驗表明，合作並不總是“平坦的”。美國長期拒絕中國參與國際空間站項目，制定“沃爾夫條款”禁止與中國航天部門合作。當中國將自己的空間站送入近地軌道後，歐洲航天局與中國的合作日益熱絡；嫦娥六號完成世界首次月球背面採樣並返回後，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竟不顧本國法規限制，提出樣品分享要求。這些變化表明，有作為才有地位，“空口白牙”換不來真夥伴。

　　3月，三星電子會長李在鎔造訪小米工廠的一幕讓人回想起10年前，雷軍為得到三星手機屏的供貨，低調拜會這位韓國財閥。10年間，兩國産業鏈的攻守易形，背後是中國超大規模市場與場景開放雙輪驅動造就的鏈主地位。

　　根據工業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發展司今年1月發布的數據，中國5G基站達425萬個，千兆用戶突破2億，5G移動電話用戶超過10億；公安部1月發布的數據顯示，中國新能源車保有量達3140萬輛；交通運輸部數據顯示，截至2024年11月，中國高速公路服務區充電樁覆蓋率達97%；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的報告顯示，截至2024年6月，中國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戶超過2.3億……這些技術基礎設施為創新生態和應用場景提供了堅韌的後盾。

　　在國際産業鏈轉移進程中，一些新興經濟體具備勞動力成本優勢，增長強勁，正致力於複製中國在改革開放前半程創造的“增長奇蹟”。但當“去全球化”浪潮襲來，尤其在特朗普政府高關稅威脅下，這些經濟體無奈選擇妥協，這正是“兩頭在外”的貿易受制於人的天然“脆性”。

　　這也從反向證明：在國際形勢變化背景下，只有構建自己的産業生態、消費生態和創新生態，才能“獨善其身”，這是“韌性”的另一種表達方式——“厚度”。

　　從歷史維度來看，“風險最小”先於“成本最優”是一種常態。有人擔憂，倘若目前這種“去全球化”勢頭持續下去，未來世界或將滑入“本國優先”的叢林社會，主要經濟體間貿易壁壘高築，全球創新網絡被割裂為“技術孤島”。

　　但韌性不等於自給自足，而是要在相互依存中建立抗壓能力。一個國家“退群”，並不意味着全球體系就會分崩離析。更可能的情況是，新的權力結構會導致新的動態平衡，美國“製造業回流”的願望難以如願，而歐洲、東盟、“一帶一路”等區域化合作有望成為多元“磁極”。

　　在這種“韌性競爭”中，最緊要的是“敵軍圍困萬千重，我自巋然不動”和“集中精力辦好自己的事情”的定力與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