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4日，在印度班加羅爾耶拉漢卡空軍基地舉行的第15屆印度航展上，觀眾從一處航展標識背景板前經過

文/倪紅福 王曉星

編輯/馬琼

　　在全球化加速和數字化轉型的大背景下，“韌性競爭”逐漸成為國家和地區間競爭的主流形態。這一競爭形態的核心，從過去單純依賴自然資源、經濟規模或軍事硬實力，轉變為各國和各地區在複雜多變的全球環境中，如何通過系統集成能力、創新生態建設以及對全球價值鏈的優化布局來保持長期的競爭力。

　　當面對外部衝擊與內在轉型壓力時，韌性競爭能夠支撐系統運行的穩定性和靈活性，而這一目標的實現離不開高效的創新體系支撐、開放協同的産業結構與制度環境的持續完善。

　　在這一新格局下，塑造強大的創新生態系統並提升營商環境的吸引力，成為各國在韌性競爭中脫穎而出的關鍵路徑。

　　創新生態不僅關乎科技研發本身，更是政策、資本、教育、文化和制度共同作用的結果。韌性也不只是“抗風險”的能力，更是“化危為機”和“可持續成長”的表現。當前，全球價值鏈的重構趨勢愈加明顯，呈現從“效率優先”向“安全可控”和“彈性優先”的轉變。誰能夠率先適應這種變化，誰就能在未來的國際競爭中佔據戰略制高點。

美國：系統集成與全球價值鏈的強勢引領

　　美國是世界上最具創新能力的國家之一，其創新生態系統的形成得益於政策引導、資本支持、教育資源與法治保障的系統集成。

　　美國政府近年來陸續&&了“2021年美國創新與競爭法案”“2022年美國競爭法案”、《芯片與科學法案》等重要立法，分別在基礎科研、關鍵技術、人才培養、製造業回流等方面加大投入。這些政策既體現了美國對技術主權的高度重視，也體現出以制度手段鞏固國家韌性的戰略意圖。

　　這種通過立法和財政引導來協調國家創新資源配置的做法，有效整合了聯邦、各州與企業的創新力量，旨在確保美國在核心領域保持戰略優勢。

　　其中，硅谷是美國創新生態的核心代表，其成功離不開高密度的科技企業聚集、活躍的風險投資環境和斯坦福大學等一流高校的技術輸出。這裡形成了一個典型的以市場為導向、以技術為支撐的“創業—成長—退出—再投資”的創新閉環。這一生態具備顯著的高風險容忍度特徵，長期推動了科技快速迭代與商業模式不斷演進，也成為美國在全球科技領域持續領先的動力源泉。

　　與此同時，政府機構如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和美國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院，也在提供基礎科研和標準制定方面發揮着支撐作用，形成公共與私營部門深度融合的創新機制。

　　在全球價值鏈布局方面，美國企業普遍採用並購整合與技術輸出相結合的模式，鞏固其産業鏈高端環節的優勢地位。比如，以蘋果、谷歌、特斯拉等為代表的科技巨頭，通過全球採購、分工生産與本土研發相結合的方式，構建起全球協同的産業體系。這不僅增強了美國企業的全球抗風險能力，也帶動了全球産業的結構調整和協同發展。

　　同時，美國在高端芯片、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生物制藥等“根部技術”領域保持強勢主導地位，使其在全球價值鏈中具備“難以替代”的系統性影響力。

　　然而，美國近期推行的關稅新政等貿易保護主義舉措，猶如在全球創新生態中築起高墻，其震蕩波正重塑國際科技合作版圖。當加徵關稅的杠桿撬動全球産業鏈時，不僅割裂了技術要素的跨國流動，更催生出區域化、碎片化的“創新孤島”，迫使各國在自主可控與開放合作間艱難權衡，這種人為製造的“技術藩籬”或將延緩全球科技協同創新的進程。

歐洲：從“地平線”到“區域創新谷”

　　歐盟作為區域一體化的代表，其在推動跨國創新合作方面積累了豐富經驗。自“地平線歐洲”（Horizon Europe）計劃實施以來，歐盟不斷加強科研投入與技術協同，形成以國家為節點、城市為&&的區域協同創新網絡。

　　歐洲創新理事會等機構的設立，進一步整合了歐盟各國的科技資源，強化了跨國項目的統籌與資助能力。歐洲在人工智能、綠色技術、數字主權等領域正積極謀求全球領先地位，努力從“技術依賴”走向“規則制定”。

　　在區域布局上，作為“新歐洲創新議程”（NEIA）的一部分，歐盟已將歐盟的151個地區確定為“區域創新谷”，通過“地平線歐洲”的“歐洲創新生態系統”計劃、歐盟研究與創新計劃和歐洲地區發展基金的“地區間創新投資”計劃，提供1.16億歐元支持區域創新谷。

　　“區域創新谷”通過集聚歐洲不同創新水平的地區，&&這些地區的主要創新參與者，以加強區域創新生態系統建設，縮小歐洲內部的創新差距，提升歐洲整體創新水平。

　　同時，歐盟還高度重視營商環境的法制建設與行政改革。儘管歐盟各成員國法律體系各異，但近年來“歐盟公司（EU Inc.）”的制度構想應運而生。該構想旨在通過統一註冊、報稅和審計流程，消除成員國間的制度壁壘。這項改革試圖通過簡化跨境經營程序、降低企業制度性成本，進一步激發創新主體的活力。

　　此外，多個歐盟國家設立了具有高效率服務能力的科技園區與孵化器，為初創企業提供融資、法務、技術等綜合支持，提升創新活動的可持續性和跨境擴展能力。尤其是在綠色轉型和碳中和背景下，歐洲的創新生態正逐步與可持續發展戰略深度融合，展現出“制度驅動+技術推動”的雙輪效應。

2024年9月24日，觀眾在德國漢堡國際風能展上參觀

　　然而，歐洲創新生態的深層整合始終面臨地緣政治裂痕與制度分散化的雙重掣肘，這使得歐洲在追求創新一體化時，不得不在超國家整合的雄心與成員國自主性的現實之間，尋找脆弱而微妙的平衡點。

全球南方：價值鏈重構中的崛起力量

　　在多極化趨勢日益凸顯的全球格局下，“全球南方”國家在價值鏈重構中的角色愈顯重要。這些國家普遍面臨基礎設施相對薄弱、技術積累不足等結構性制約，但也因此展現出更強的制度靈活性和結構調整意願，成為新一輪全球産業轉移和價值鏈重塑的重要承接地。

　　通過因地制宜的政策設計和國際合作機制，“全球南方”國家正逐步擺脫依附型發展路徑，嘗試打造自主可控、具備本地嵌入特徵的創新生態體系。

　　中國作為“全球南方”國家的重要代表，創新生態建設表現出鮮明的政策引導特徵。《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十四五”國家科學技術普及發展規劃》等戰略，構建了一個從國家層面到地方政府、從高端製造到數字基礎設施的系統布局。這些規劃不僅明確了國家科技發展的重點領域，還通過財政補貼、稅收減免、創新基金等方式為企業營造良好的制度環境。

　　深圳、北京、杭州等城市，聚集了華為、騰訊、小米、阿里巴巴等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企業，形成了産業集群與科研網絡高度融合的“城市創新體”。這些創新高地通過構建高端人才引進機制、建立開放孵化&&和優化營商審批流程，實現了科技、資本與制度的高效整合，成為中國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重要支撐。

　　與此同時，中國積極推動“一帶一路”國際創新合作，拓展全球創新鏈布局。通過在東南亞、非洲、中東歐等地建設境外經貿合作區和科技園區，以及設立中外聯合實驗室、科技文化交流&&等形式，加強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科技協同。這些合作不僅促進了技術和人才的雙向流動，也提升了中國在全球科技治理中的參與度和規則塑造能力，從“參與者”逐步轉型為“引導者”。

　　印度以“數字印度”（Digital India）為戰略核心，通過建設數字身份系統、支付&&和通信基礎設施，快速推進數字基礎設施普及。“Aadhaar”身份識別系統、統一支付接口（UPI）等重大項目，為印度經濟的數字化轉型提供了基礎支撐。有印度“硅谷”之稱的班加羅爾作為全球知名的IT服務與外包中心，涌現出大量初創企業並吸引跨國公司紛紛設立研發機構。

　　印度政府在推動教育、鼓勵創業和吸引外資方面也推出了多項配套政策，形成了一個日益成熟的科技創業生態。尤其是在金融科技、電商&&、遠程醫療等新興領域，印度本土企業展現出強大的適應性與擴張潛力。

　　非洲部分國家也出現本地化創新的新趨勢。以肯尼亞“支付寶”——M-Pesa移動支付系統為例，其移動金融服務填補了傳統銀行體系的空白，提升了低收入人群的金融可達性。該&&通過低門檻、低成本的運營模式，構建了一個覆蓋城鄉的金融服務網絡。這一基於本地需求、輕資産運營的創新模式，顯示出非洲國家在數字化背景下突破路徑依賴、構建本地韌性生態系統的潛力。

　　尼日利亞、盧旺達等國家通過建設科技孵化中心、發展數字教育和鼓勵創業投資來推動創新生態的本地化發展，逐步構建起以“數字先行”為主軸的價值鏈參與策略。

營商環境優化：全球價值鏈進階的實踐圖譜

　　營商環境的優化已成為提升國家創新力和吸引外資能力的重要支撐。制度透明、政策穩定、服務高效是構建良好營商生態的基礎。良好的營商環境不僅可以降低企業的交易成本、激發市場主體活力，還能有效吸引全球資本、人才和技術資源的流入，進而增強國家在全球價值鏈中的綜合競爭力。

　　新加坡在這方面的經驗尤為突出，其政府以高效率、法治化、少干預而聞名，吸引了眾多跨國公司將亞太總部設立於此。新加坡同時提供稅收激勵、簽證便利和教育醫療保障，構成系統化的人才引進與企業發展支持體系。城市國家的規模優勢與政策靈活性，使其能迅速響應全球市場變化，構建起高度國際化和數字化的制度環境，長期在全球營商便利度排名中佔據領先者地位。

　　以色列作為中東的創新高地，其成功之道在於實現了“教育—軍工—風投”三位一體的體制融合。國家通過早期科技軍工投資為技術研發打下基礎，隨後通過私營部門的活躍投資實現成果轉化。以色列的高等教育體系尤其重視STEM(科學、技術、工程、數學)領域的人才培養，軍隊經驗又為青年技術人才提供了實踐基礎。

　　目前，以色列在基礎研究、初創孵化、科技金融和海外擴展等方面，已構建起一套完備的産業鏈條，其創新生態展現出強大的韌性。特拉維夫等城市已成為全球創投網絡的交匯點，是中東地區少有的科技外溢型經濟體。

　　此外，一些新興經濟體如阿聯酋、愛爾蘭、馬來西亞等國，通過建立自由貿易區、完善數字基礎設施、推進國際認證體系等方式，不斷增強其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吸引力與提升節點價值。

　　比如，迪拜、阿布扎比的技術特區和物流自由港口，為企業提供了高度便利的投資條件；愛爾蘭以低企業稅和歐盟市場准入雙重優勢，吸引了谷歌、蘋果等在此設立歐洲數據中心；馬來西亞積極發展數字政府，並&&一系列中小企業扶持政策，試圖在“全球南方”國家中率先築牢可持續的數字經濟基礎。

　　這些國家普遍注重制度的國際兼容性、政策的可預測性與基礎服務的全球標準化，逐漸形成以“制度型吸引力”為核心的新一代營商生態系統。

　　未來，更多的國家將根據自身優勢，制定符合本國國情的發展路徑，主動參與全球創新網絡與規則體系的建設，增強本國在全球韌性競爭格局中的戰略地位與持續發展能力。同時，面對未來可能出現的技術裂解、市場碎片化與地緣政治衝擊等挑戰，持續提升制度應變能力與創新資源整合能力，將成為一個國家在全球體系中立於不敗之地的關鍵所在。

　　（倪紅福係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應用經濟學院、低空經濟研究中心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王曉星系首都經濟貿易大學經濟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