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在敘利亞拉塔基亞傑卜萊一家醫院，一名男子查看玻璃上的彈孔

文/李振傑

編輯/吳美娜

　　“敘利亞沙姆解放武裝”等多支武裝組成的聯軍去年12月8日攻入首都大馬士革，推翻了阿薩德政權。這場劇變如今已過百日，該國境內卻依然衝突不斷，敘利亞政治進程持續牽引國際視線。

　　目前敘新政權核心權力由“敘利亞沙姆解放武裝”主導的軍事集團控制，這一權力架構受到多方質疑，認為其權力過於集中。敘境內阿拉維派、德魯茲派等其他派別對“敘利亞沙姆解放武裝”持有疑慮，堅持保留自身武裝，這成為誘發武裝衝突的重大隱患。

　　3月10日，敘新政權和庫爾德武裝“人民保護部隊”主導的“敘利亞民主力量”簽署協議，雙方同意將“敘利亞民主力量”整合進國家機構。但“敘利亞民主力量”隨後明確&&拒絕敘利亞新政權領導人艾哈邁德·沙拉3月13日簽署的“憲法宣言”，給敘制憲進程留下懸念。

沙拉政權的“賭注”

　　“敘利亞民主力量”在敘利亞內戰期間獲得美國支持，目前控制着敘東北部大片地區，包括敘主要石油和糧食産區。敘新政權和其簽署的協議有兩大核心條款，一是敘東北部邊境口岸、機場及油氣田等戰略資源設施將全面納入國家治理體系，二是庫爾德武裝力量及其軍事體系將編入敘利亞國防軍序列。

　　這場被西方媒體標榜為“歷史性轉折”的和解，實則隱藏着短期內難以解決的多重結構性矛盾。

　　佔敘利亞戰前人口12%的庫爾德族群與阿拉伯主體民族之間仍有尚未癒合的裂痕，大馬士革當局能否保持公正理性尚存疑問，美國戰略收縮所引發的權力真空也帶來更多不確定性，這些矛盾持續發酵，使得表面上的“勝利宣言”難掩政權存續的脆弱性——本質上，沙拉政權正在以政治信用為賭注換取喘息空間。

　　自推翻阿薩德政權以來，敘過渡政權深陷經濟泥淖：西方制裁鎖死了國際融資渠道，導致敘外匯儲備幾乎枯竭，公務員薪資依賴海灣國家輸血，而聯合國估算的4000億美元重建資金仍沒有落實。

　　在此背景下，掌控敘東北部資源富集區成為政權存續的關鍵——該地區集中了敘全國70%的小麥産量和90%的石油産能，控制該地區意味着恢復了自我造血能力，更無異於打通了維繫武裝力量的輸血管道。

　　這場軍事整編同時還暗含雙重政治算計，通過將庫爾德武裝納入國防體系，沙拉政權既可用“民族和解”的媒體敘事，緩解其大規模清洗阿拉維派反抗力量引發的國內外輿論壓力，又能向沙特、阿聯酋、卡塔爾等遜尼派金主展示其治理能力——儘管他們樂見什葉派政權更迭，但也始終警惕教派衝突外溢可能會引發地區動蕩。控制好庫爾德武裝這只“安全閥”，可為海灣資本進入敘利亞重建市場提供風險對衝。

多重絞殺下的“歸順”

　　站在庫爾德武裝的立場，其所謂的“歸順”實則是多重地緣政治力量聯合絞殺下不得已的求生抉擇。曾受美國大力扶持的“敘利亞民主力量”在過去一段時間內遭遇未曾有過的三重戰略擠壓。

　　其一，美國對其軍援逐步縮減，2024年軍援規模僅為1.86億美元。2月5日，美國全國廣播公司披露美國防部正在制定從敘撤出所有美軍的方案，更使敘庫爾德武裝感受到釜底抽薪的寒意。

　　其二，土耳其安全部隊自今年1月起持續發起“橄欖枝行動2.0”，對“人民保護部隊”實施多輪越境打擊，受土支持的敘利亞國民軍也在土敘邊境地區協同作戰。更具戰略影響的是，作為“敘利亞民主力量”傳統盟友的庫爾德工人黨3月初宣布解除武裝並解散組織，這不僅削弱了敘利亞庫爾德勢力的戰略支點，更使其喪失了依託土東南部庫爾德聚居區的戰略縱深。

　　其三，俄羅斯與伊朗對敘新政權的默許態度，徹底阻斷了庫爾德人利用大國矛盾制衡大馬士革的傳統策略，這種地緣政治格局的急劇重構實則使庫爾德武裝不得不面對“東西兩線受壓”的戰略絕境。

　　在此背景下，“敘利亞民主力量”不得不在“被土耳其軍事絞殺”與“向大馬士革讓渡自治權”之間作出抉擇，其本質是以自治權換取生存保障的戰略博弈。在缺乏有效監督機制的情況下，庫爾德人可能至多獲得憲法框架下的有限文化權利與地方治理席位分配——這種“政治參與權”與他們謀求實質性自治存在本質上的差異，更像是權力重構期的過渡性安撫。

美國戰略範式轉換下的地區困境

　　從大國博弈的維度審視，這一紙以“和解”之名達成的協議，本質上是地緣政治高壓鍋中淬煉出的資源契約，描繪了中東權力格局重構的剖面圖。促成這場交易的深層推手，是美國中東戰略的範式轉換。

　　自2023年沙特與伊朗和解打破地區力量平衡後，美國政府加速推進“離岸平衡2.0”戰略——駐中東美軍規模縮減至冷戰結束以來最低水平，所謂“民主化議程”讓位於能源安全考量，美國甚至默許土耳其越境打擊庫爾德盟友。

　　這種赤裸裸的實用主義在此次協議簽署過程中更是暴露無遺。當維繫庫爾德自治的成本超過地緣收益時，昔日的“反恐夥伴”便成為可拋棄的談判籌碼。中東權力真空的加速形成，預示着地區國家自主性上升與域外大國戰略收縮的碰撞，其中可能正在孕育着新的代理人衝突風險。

　　這場建立在資源饑渴與外部壓力下的“和解”，註定是功利且脆弱的。新政權即便掌控了東北部的“油庫”與“糧倉”，其經濟根基仍可能面臨三重結構性侵蝕：國際制裁鎖死了合法化貿易通道，迫使資源出口淪為地緣博弈的犧牲品；黑市經濟與官僚體系的共生關係，催生出制度化腐敗的惡性循環；域外勢力的干預性採購，更將國家資源變現異化為維繫權力存續的短期輸血。當經濟自主性被壓縮為茍且求存的工具，所謂“復蘇”不過是權力與資源在畸形生態下的病態重組。

　　更為危險的是，該協議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敘內部權力暗戰，阿拉維派武裝在敘西部地區的復仇反撲和南部德魯茲社群對庫爾德人特權化的不滿，都可能成為撕裂紙面停火的不穩定因素。

　　另外，安全版圖的裂變也將催生新的風險，“敘利亞民主力量”向敘新政權移交的不僅是油庫和糧倉，還包括關押着1萬餘名極端組織“伊斯蘭國”成員的監獄——新政權軍力能否有效接管這些“定時炸彈”仍是未知數，若整合過程中出現安全真空，極端勢力重組恐將快速捅破穩定與統一的表象。

　　（作者係浙江外國語學院環地中海研究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