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4日，埃及總統塞西（前右）在埃及新行政首都召開的阿拉伯國家緊急峰會上講話

文/馬志山

編輯/吳美娜

　　加沙動蕩持續，各種斡旋奔走也在繼續，作為地區大國的埃及是其中一大代表。自2023年10月新一輪巴以衝突爆發以來，埃及頻頻出現在“勸和促談”新聞裏。

新一輪衝突調解中挑大梁

　　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發動“阿克薩洪水”行動，以色列隨即大規模進攻加沙，緊張局勢迅速升級。埃及第一時間介入，利用其控制拉法口岸（位於巴勒斯坦加沙南部與埃及交界處，是巴勒斯坦不經過以色列而直接通往外部世界的口岸）的便利，在人道救援、難民防控和停火談判中發揮關鍵作用。2023年10月21日，埃及主辦“開羅和平峰會”，雖未促成停火協議，但確立了其在本輪巴以衝突中的地區主要調解者地位。

　　隨後，在埃及、卡塔爾和美國的聯合斡旋下，哈馬斯與以色列於2023年11月達成短暫人道停火協議，同意交換人質，並由埃及負責監督協議執行及人道援助進入加沙。2024年10月至11月，埃及參與推動巴勒斯坦內部和解，促成哈馬斯與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運動（法塔赫）達成共識，為戰後加沙治理奠定基礎。經過美、卡、埃長達一年的密集調解，2025年1月中旬，加沙地帶停火協議達成並正式生效，開羅成為三國監督機制設立地，埃及的調解主導地位得到鞏固。

　　停火後，埃及加快推進加沙戰後重建，並於3月4日主導召開阿拉伯國家緊急峰會，推動“加沙復興與重建計劃”，堅決反對巴勒斯坦人口遷移。哈馬斯表態支持，而美以反對，試圖阻撓區域達成共識。

　　3月18日，以色列以哈馬斯拒絕美方提出的延長停火協議、釋放被扣押人員為由，對加沙地帶恢復大規模空襲；次日宣布在加沙地帶中部和南部展開有針對性的地面行動，從而在加沙地帶北部和南部之間建立緩衝區、將加沙地帶一分為二。

　　埃及外交部發言人在一份聲明中強調，以色列的空襲公然違反此前的停火協議，並對地區穩定構成“危險升級”，破壞了包括埃及在內的多方斡旋努力。聲明進一步指出，埃及堅決反對以色列的侵略行為，並呼籲國際社會採取緊急行動，以制止衝突升級，恢復地區和平與安全，防止這一地區再次陷入暴力循環。

巴勒斯坦問題參與者

　　由於關係切身利益以及身處獨特地理位置，埃及歷史上一直是巴勒斯坦問題中的一個關鍵角色。

　　加沙地帶作為埃及通往東方的門戶，在埃及的地緣政治布局中佔據重要地位。20世紀初，隨着猶太複國主義運動的興起，巴勒斯坦問題成為阿拉伯世界的核心議題。1948年以色列建國後，埃及在第一次中東戰爭（1948年5月15日至1949年3月10日）中佔領加沙地帶，直到第三次中東戰爭（1967年）後該地區被以色列佔領。

　　複雜的地區博弈中，埃及始終未放棄對巴勒斯坦民族解放事業的支持。20世紀50年代，時任埃及總統納賽爾提出的阿拉伯民族主義政策將巴勒斯坦問題抬升至國家戰略層面，埃及不僅在外交上支持巴勒斯坦，還通過推動建立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等方式促進巴勒斯坦的獨立事業。

　　第三次中東戰爭後，埃及面臨複雜的外交局面：既要應對來自以色列的敵意，又需平衡阿拉伯國家和巴勒斯坦人的期待。

　　1973年10月，埃及聯合敘利亞發起旨在收復（在第三次中東戰爭中失去的）西奈半島和戈蘭高地的“齋月戰爭”，即第四次中東戰爭。戰爭結束後，國際社會加大了對中東問題的調解力度，美國積極推動埃以之間的直接談判。一系列外交努力最終促成1978年9月《戴維營協議》的達成，確立了和平解決中東問題的原則性框架。隨後，1979年3月《埃以和約》的簽署，標誌着埃以和平進程進入新階段。

1月31日，大批埃及民眾在連接埃及和加沙地帶的拉法口岸埃及一側舉行集會，反對驅逐巴勒斯坦人

　　這兩份文件儘管承認了巴勒斯坦人民的部分合法權利，包括自治權和內部事務管理權，卻未能解決其國家獨立這一核心問題，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的被佔領狀態依然懸而未決。

　　在阿拉伯世界，埃及因為和以色列單獨媾和達成和平協議而遭受外交孤立。多個阿拉伯國家對埃及的“背叛”行為&&強烈不滿，甚至切斷與埃及的外交關係。這種孤立局面嚴重削弱了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領導地位，也促使埃及進一步調整其戰略，以平衡國內外雙重壓力。

　　20世紀80年代，時任埃及總統穆巴拉克改變了薩達特時期埃及“代表巴勒斯坦人與以色列談判”的方式，轉而在巴以之間發揮調解作用，促成雙方直接談判。90年代，埃及通過積極的外交努力，促成了多個巴以停火協議和和平談判。

　　進入到21世紀，自2007年哈馬斯掌控加沙地帶以來，埃及一直與哈馬斯保持&&。即便在2013年穆斯林兄弟會（穆兄會）被埃及軍方推翻後，埃及的情報機構仍然與哈馬斯保持溝通。

地區大國的重要角色

　　從歷史積澱與現實維度審視埃及的調解者角色，其斡旋行動展現出顯著的戰略價值與地緣政治智慧，體現了埃及維護地區穩定、鞏固自身地區大國地位的戰略考量。

　　埃及自“阿拉伯之春”爆發後更多聚焦國家治理，較少捲入地緣政治。但始終對巴以衝突保持密切關注並積極斡旋，主要基於應對現實地緣風險和挑戰的考慮。

　　埃及的地理位置，使其在調解巴以衝突中具有獨特優勢。拉法口岸不僅是加沙與外界來往的重要通道，也是埃及發揮調解作用的重要籌碼。通過控制拉法口岸，埃及在保障提供人道主義援助的同時，也展示其領導力與責任感。

　　更重要的是，加沙的穩定直接關係到埃及西奈半島的安全局勢。埃及面臨着西奈地區極端主義勢力的威脅。通過調解巴以衝突，埃及試圖防止極端主義擴散和難民潮蔓延，保衛自身國家安全。

　　在巴以衝突問題上，埃及一直採取雙線平衡戰略。一方面，埃及與以色列保持着密切的戰略合作關係，這種關係為其帶來重要的經濟和軍事支持；另一方面，在涉及巴勒斯坦問題的核心利益時，埃及始終堅持原則立場。此次針對以色列提出的將巴勒斯坦人轉移至西奈半島北部的難民安置計劃，埃及明確&&反對，認為該方案不僅違背國際法準則，更嚴重損害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權益。

　　在處理巴勒斯坦內部問題上，埃及也同樣展現出平衡智慧，不僅長期與哈馬斯保持&&，還在巴內部各派之間進行斡旋調解。埃及希望促進巴各派之間的和解，並推動巴勒斯坦在加沙和約旦河西岸地區建立統一領導，以避免激化阿拉伯世界內部矛盾。

　　埃及在調解巴以衝突時，通過平衡各方的利益訴求，進一步鞏固了其在中東地區的重要地位。不過，面對現狀，埃及還需處理多層次的複雜挑戰，包括恢復其阿拉伯大家庭的領頭羊地位；重新整合有“埃及第二外交部”之謂的阿拉伯國家聯盟（阿盟），積極主導中東和平進程；在伊斯蘭合作組織框架內促使阿拉伯國家和伊朗、土耳其、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國家達成新的和平進程共識……

　　這些無疑為埃及的外交政策和斡旋停火談判增添了更多複雜性，也使其作為調解方的相關努力面臨更大阻力。但與此同時，這也是埃及進一步提升區域與全球影響力的重要契機。

　　（作者係北方民族大學外國語學院阿拉伯語專業教研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