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紐約特朗普大廈前，一名男子頭戴特朗普面具

文/《環球》雜誌記者 宿亮

編輯/胡艷芬

　　誰會贏得2024年美國總統選舉？

　　這個問題問不同的人，會得到不同的答案——無辜受到美國政策波及的全球民眾，希望選出一個能給世界帶來確定性的美國總統；戰亂地區艱難求生的難民，希望新任美國總統至少不要到處“拱火”。

　　而對於美國選民來説，似乎早已放棄了這些希望，他們習慣於用誰高誰矮、誰頭像餅乾賣得多、比賽勝負與選舉結果的統計關係等看上去荒誕的“指數”預判選舉結果，而這一切，代表了美國怎樣的政治生態呢？

能用一個“指數”預測選舉嗎

　　越是面對紛繁複雜的局面，人們越渴望獲得一個簡單明了的分析工具，比如水晶球、咖啡渣，或者是某種帶有神秘力量的“指數”。在當下正在進行的美國總統選舉中，民主黨候選人哈里斯和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的民調支持率交替領先，究竟誰能最終獲勝？

　　有人用數理統計結果來推演選舉結果，並創造了“美股指數”預測法。

　　“美股指數”的邏輯並不複雜：在選舉年，股市走勢越好越能幫助執政黨鞏固選情。今年5月，在總統拜登還是民主黨候選人時，《華爾街日報》曾指出，美國股市道琼斯工業平均指數當年漲幅為5.6%，並據此得出拜登連任的可能性為58.8%。

　　半年快過去了，美國股市三大指數漲幅均有所突破。截至10月21日，美標準普爾500種股票指數比年初上漲18.9%，納斯達克綜合指數上漲20%，道琼斯指數上漲12%。分析人士據此計算，民主黨候選人接棒者哈里斯獲得選舉勝利的可能性已經超過70%，遠遠超過目前的民調數據。

　　近幾十年來，數理統計分析成為美國社會科學領域的“顯學”。之所以有人篤信總統選舉中的“美股指數”，是因為回溯過往30多次美國總統選舉，股指與選舉結果呈現出統計學意義上的某種關聯。

　　除了數學，還有人用其他社會科學理論分析總統選舉，並以此提出新的“指數”。

　　例如，有人使用心理學理論提出“布拉德利效應”——1980年代，不少非洲裔美國人走上政壇。選舉中出現了一種耐人尋味的現象，即白人選民接受民調時宣稱將支持非洲裔候選人，但實際投票時卻選擇白人候選人。即便是2008年奧巴馬當選美國總統後，還有分析師認為，“布拉德利效應”仍然存在，只是被當時非洲裔選民的高投票率所抵消。

　　不過，在當下的選舉中，“布拉德利效應”似乎對雙方候選人都適用。有分析認為，可能會存在選民表面上支持哈里斯，投票時卻選擇特朗普的情況。這不僅因為哈里斯有非洲裔血統，也因為部分選民不願意公開表達對特朗普的支持。

　　還有人通過對歷史經驗進行分析歸納，從而得出預測總統選舉結果的一種“金標準”。美國歷史學家艾倫·利奇特曼，就從1984年開始，基於一個名為“13個關鍵因素”的預測模型進行預測，成為極少數正確預測1984年以來幾乎所有美國大選結果的專家之一。這一預測模型包含13條“是非”判斷標準：如中期選舉執政黨眾議院席位是否增加、執政黨提名是否競爭激烈、執政黨候選人是否是現任總統、是否存在重要獨立競選人、經濟是否出現短期衰退……只要其中有7條標準的判斷為否，執政黨將連任失敗。

　　“歷史研究表明，務實的美國選民會根據執政黨表現來選擇總統，而表現的衡量標準是任期內發生的重大事件。”利奇特曼在接受美國媒體採訪時&&。不過，外界對利奇特曼的預測模型看法不一。有人認為總統魅力、外交失敗等“是非”標準過於主觀；也有媒體懷疑他在2016年總統選舉後調整了預測中的一些具體算法，以維持模型對當時特朗普當選的“準確預測”。

“神奇”指數逐漸祛魅

　　世界上最著名的章魚可能是英國出生、德國長大的“章魚保羅”。在2008年歐洲足球錦標賽和2010年南非世界盃兩屆大賽中，它“預測”14次猜對13次、成功率高達92.85%。“章魚保羅”的故事充分印證了，人們渴望確定性，且樂於預測。面對總統選舉，人們甚至也會去謀求某種“玄學”的幫助。

　　有人認為，身高更高的候選人會贏得選舉，因為在過去24次美國總統選舉中，高個子贏了18次。但這顯然只能説明高個子在這種概率中暫時佔據了優勢，不能描述所有事實，比如美國前總統小布什就比競選對手戈爾、克裏矮，拜登也比特朗普矮。因此也不能根據“身高指數”斷言比特朗普矮的哈里斯沒有機會贏得選舉。

在美國舊金山市政廳外，市民經過投票指示牌

　　還有一種“紅人指數”，指的是美國國家橄欖球聯盟（NFL）華盛頓紅人隊（現更名為華盛頓指揮官隊），如果在選前最後一場主場比賽中贏球，就意味着執政黨獲勝，輸球則反之。據説，這種指數預測對了1940年以來絕大部分選舉結果，但2012年和2016年選舉沒能奏效。今年10月27日，華盛頓指揮官隊主場迎戰芝加哥熊隊，或許兩位候選人會密切關注。

　　在紐約，有一所名叫本傑明·富蘭克林的小學。每次美國總統選舉期間，這所學校的學生們會花上數月時間了解候選人的主張，並進行辯論和模擬投票。在2016年之前，這所學校的“投票”結果還沒出過錯，被不少人看成是預測下一屆總統的“捷徑”。該校校長曾經分析，之所以頻頻“押中”總統選舉結果，是因為這所學校的學生來自不同種族和不同收入群體，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不過，在2016年舉行的總統選舉中，這所小學的預測結果是希拉裏獲得52%的選舉人票取勝。也不知道是因為小學學生種族和階層比例失去了代表性，還是人們對預測失敗者迅速祛魅，本傑明·富蘭克林小學再也沒有在總統選舉預測中被人重視。

　　美國零售商“萬聖節精神”，每年都會對總統選舉候選人面具的銷售情況進行追蹤，發現面具銷量更高的候選人更有可能獲得最後的勝利，因此形成了美國總統選舉的“面具指數”。

　　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中，起初並不被看好的候選人特朗普的面具銷售量領先希拉裏10個百分點，並最終勝選；在2012年選舉中，奧巴馬的面具銷量遙遙領先對手羅姆尼20個百分點。“萬聖節精神”曾宣稱根據這種銷量準確預測了1996年以來的每次總統選舉。

　　不過，在2020年的總統選舉中，“面具指數”沒能在預測中再次奏效。當時，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專門派人到中國義烏了解美國總統候選人的面具出貨量，結果小商販根據銷售額認定特朗普將連任。這次“預測”失敗後，“面具指數”在總統選舉中的“指標意義”逐漸黯淡。一些分析師認為，在幾次選舉中，很多人購買特朗普的面具並不是為了支持他，而是用戴面具的方式嘲諷他，因此難以據此判定總統支持率的真實情況。

　　有趣的是，一些企業也會參與總統選舉“預測”。

　　美國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一家麵包店，每年總統選舉期間都會出售印有每位候選人頭像的餅乾。從1984年開始，頭像餅乾銷量最高的候選人幾乎都能贏得選舉。從第一次準確預測裏根當選後，這種“餅乾指數”就受到不少美國媒體的追捧。在過去的10次選舉中，“餅乾指數”只錯過一次，正是2020年拜登和特朗普的選舉。

　　披薩連鎖經銷商達美樂也不止一次加入到總統選舉“游戲”中。2008年，為了宣傳企業新設計的披薩外賣系統，達美樂在訂單中加入“披薩與政治”的調查，邀請顧客填寫自己的政治傾向，並據此判斷相同政治立場的人是否有類似的食物偏好。達美樂號稱，通過這個調查，能夠“確定”關鍵搖擺州顧客的投票傾向。

折射“政治無力症”

　　二選一之所以難，一般只有兩種情況，要麼是兩個選擇都非常優秀，捨棄哪個都不忍心；要麼是兩個選擇都不如人意，選誰都糟心。

　　如今，美國選民面臨的正是第二種情況。翻翻特朗普和哈里斯的競選綱領就能發現，這兩位候選人都沒能給選民提供像樣的政策選擇，沒能提出推動美國經濟發展的整體方案，僅提出一些模棱兩可的政策主張。不管是哈里斯的“機會經濟”，還是特朗普降低稅收的老調重彈，都只不斷重復“給選民更多福利”的空洞口號。此外，兩人都避免觸及如何讓公共財政可持續、如何有效進行社會財富再分配等關鍵問題。

　　在外交上兩人更是乏善可陳，不僅沒有進行任何對地緣政治問題的解讀，反而不斷利用外交事務抹黑對手，把外交作為內部問題外部化的工具。

　　就像那些五花八門的“預測指數”一樣，從被神化到逐漸被人遺棄，絕大部分“指數”都逃不過同樣的生命周期軌跡，而特朗普和哈里斯也不過是在走前輩總統候選人們的老路——由於民主黨和共和黨核心政策主張原本就趨於一致，美國總統選舉雖然看似競爭激烈，但往往陷入細枝末節處的爭論。

　　2016年以來，美國社會的撕裂越來越嚴重，選舉更是變成了各方互相抨擊的秀場，難有基於理性的討論。在美國傳統政治中，社會矛盾往往以勞資糾紛、種族問題等形態在局部顯現，但如今，隨着民粹主義走強，社會主要矛盾逐漸轉化為民粹主義煽動的民眾與建制派政治精英之間的矛盾，而民主和共和兩黨均無力調和這種新的社會矛盾。

　　有分析認為，在這種背景下，選民面臨“選誰都一樣爛”的窘迫境地，這導致美國總統選舉越來越無意義、無方向和娛樂化。

　　在這場“政治狂歡”中，一些人追求“觀戰者”的即時滿足和賭徒心態，一些人利用“指數”玩商業套路，更多人迷失在充斥着繁雜甚至虛假信息的“指數叢林”中。

　　待選舉結果塵埃落定，“狂歡”結束滿地狼藉，美國又將從“指數叢林”走向“叢林法則”的老路——為了確保自己一直坐在餐桌上，以民主和人權等名義發動或者介入戰爭、濫施制裁、在他國煽動劇變等等。“在國際體系中，如果你不在餐桌上，就可能會在菜單上。”——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第60屆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的發言，言猶在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