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期背景下，以科技創新、數智化發展和産業升級為核心的新質生産力已成為推動産業變革的主導力量。隨着全球化競爭加劇和技術迭代加速，構建現代化産業體系不僅關乎國家經濟安全和競爭力，更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戰略支點。新質生産力如何賦能現代化産業體系建設，旨在深入分析其內涵特徵、驅動機制及實踐路徑，揭示科技創新在重塑産業結構、提升産業鏈韌性中的關鍵作用。

  在當今全球科技革命和産業升級的交匯點，中國正加速構建現代化産業體系，以適應新時代高質量發展的時代需求。新質生産力作為數字經濟、人工智能、綠色技術等先進要素的集合，已成為驅動産業轉型升級的核心引擎，其深度融合正解決傳統産業體系中效率低、創新弱、可持續性差等結構性挑戰。隨着國際競爭日趨激烈，以科技自主創新為核心的現代化産業建設不僅是國家戰略的重中之重，更是實現經濟穩增長、提升國際話語權的關鍵路徑。

  深入研究新質生産力驅動現代化産業體系建設，不僅是理論創新的富礦，更是實踐突破的關鍵。理論上，該研究將填補現有經濟學和管理學中關於新型生産力與産業體系關聯的不足，構建系統性分析框架，推動學界對新質概念的內涵與外延的全面探討。實踐中，研究成果可為政府部門制定産業優化、創新激勵政策提供決策依據，同時為企業數字化轉型、智能製造升級提供行動指南，助力打造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現代化産業生態系統。這不僅有助於落實新發展理念，還將為全球産業治理貢獻中國智慧，引領可持續、包容性的經濟復蘇浪潮。

  邁向産業現代化的征程中，我國産業體系仍存在諸多結構性與深層次的矛盾與挑戰，制約着發展質量的整體躍升。具體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特別是新舊動能轉換的瓶頸，已成為發展質量實現整體躍升的關鍵制約。

  一是部分核心技術與關鍵環節受制於人。一些産業鏈的關鍵核心技術、高端生産裝備、核心基礎零部件和材料存在明顯短板，對外依存度過高，尤其是在半導體、先進工業軟體、精密儀器、生物醫藥研發等戰略性領域，“卡脖子”問題依然突出，産業安全面臨風險，國際競爭優勢受到削弱。這種技術瓶頸嚴重限制了産業體系自主可控能力的提升和高附加值環節的掌控。

  二是産業鏈韌性與安全水平亟待提升。全球産業鏈、供應鏈深度重構，地緣政治衝突加劇了不確定性，部分地區産業鏈外遷趨勢顯現。同時，國內産業鏈條存在局部斷裂、堵點風險，“大而不強”的特徵顯著，上下游協同不緊密，部分環節抗風險能力弱，對突發外部衝擊（如自然災害、貿易壁壘）的應對能力不足，供應鏈的穩定性、安全性面臨嚴峻考驗。

  三是數字化轉型深度與廣度存在瓶頸。雖然産業數字化轉型如火如荼，但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突出。一方面，龍頭企業數字化智能化程度較高，但大量中小企業囿於資金、技術、人才匱乏，數字技術應用不足、層次淺，難以實現全鏈條、多環節的系統性轉型，數據孤島效應依然存在。另一方面，支撐數字化轉型的新型基礎設施（如工業互聯網&&、高質量算力中心、高速泛在通信網絡等）在區域布局、供給能力和覆蓋深度上仍需加強，5G、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術的深度應用潛力尚未充分釋放。

  四是綠色低碳轉型壓力與成本投入挑戰並存。 “雙碳”目標對産業發展提出了剛性約束，傳統高能耗、高排放行業面臨巨大的綠色改造和升級壓力。低碳、零碳技術成本高昂，短期內難以大規模推廣，綠色工藝和材料替代面臨經濟性考驗。同時，構建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産業鏈、供應鏈體系，需要統籌産業布局、資源投入和政策協同，推動難度大、周期長，對企業運營成本和區域經濟結構轉型構成現實挑戰。

  此外，高端複合型人才缺口、亟待完善適應新質生産力發展的制度環境與治理體系、以及尚需精準協同的産業政策，共同制約着現代化産業體系建設的進程與效能。這些挑戰相互交織，形成了制約我國産業體系向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方向發展的複雜約束環境，迫切需要通過創新驅動，特別是發展新質生産力，來尋求突破與賦能。

  以數字化、智能化、綠色化為代表的前沿技術集群，是驅動新質生産力的主導力量。它們不僅為現代化産業體系的構建提供了基礎支撐，更通過深度融合與廣泛應用，注入了根本性的升級動能。

  新質生産力賦能現代化産業體系的具體實踐路徑體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夯實新質生産力發展的核心技術支撐。現代化産業體系的基石是先進、可靠、自主可控的底層技術供給。這要求大力發展新一代信息技術（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雲計算）、生物製造、先進材料、綠色能源等前沿科技與未來産業。通過強化基礎研究、突破關鍵核心技術、建設共性技術&&，為産業鏈整體躍升提供堅實的技術底座，實現生産過程的高效化、智能化與柔性化。

  二是帶動新質生産力引領産業智能融合。賦能的核心在於將新技術深度融入産業全鏈條、全流程。推動“智改數轉網聯”全方位覆蓋，運用智能製造技術革新傳統生産方式，重塑供應鏈管理和産品服務模式；利用工業互聯網&&貫通研發、製造、服務各環節數據，促進産業間資源優化配置和價值鏈高效協同；通過“數實融合”，催生新業態、新模式，實現三次産業在數字化驅動下的交叉滲透與深度融合，形成更具韌性、更高效率的現代産業生態。

  三是依託制度創新優化新質生産力發展環境。新技術、新産業的蓬勃發展離不開適配的制度土壤。關鍵在於深化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改革，着力培育引進高精尖缺人才和複合型數字工匠。同時，營造鼓勵創新的市場氛圍和法治環境，完善知識産權保護，建立適應新質生産力的標準體系和市場准入規則。探索更具彈性的監管模式，通過財稅、金融等政策工具精準引導資源向科技前沿領域傾斜，為新質生産力的擴散應用掃除體制機制障礙。

  四是暢通“産學研用金”協同與高水平開放創新。激活新質生産力的關鍵在於打通創新與應用之間的壁壘。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推動高校、科研院所與企業深度協作，共建創新聯合體和新型研發機構，加速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産力。鼓勵風險投資等金融活水注入科技型企業。在堅持自主創新的同時，積極參與全球技術治理與標準制定，深度融入國際創新網絡，有策略地開展國際合作，充分利用全球創新資源，在開放競爭中提升現代化産業體系的國際競爭力和引領地位。

  展望未來，新質生産力在驅動産業體系變革時將面臨新技術融合的複雜性與倫理規範等問題。後續研究可拓展到新興領域（如量子計算賦能製造智能化），深化政策協同機制設計，並加強國際合作以應對全球産業變局。最終，這將助力構建更加開放、包容的創新生態，支撐全球可持續發展目標。（徐健 王婧 黃蓓）

  [作者徐健係兵團開放大學黨委委員，副校長，北京大學經濟學博士後；本文係兵團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基金號：24ZD02）階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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