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新疆大學一共帶了6個博士生，楊月梅是最後一個。她讀博時，我已經離開新疆了。

　　現在，她的博士論文《胡楊意象研究》成為新疆師範大學的出版資助項目，即將付梓，囑我為序。我沒讀過碩士、博士，但因為《西部：偏遠省份的文學寫作》一書，在2000年獲得第二屆魯迅文學獎的理論評論獎，就有一些大學的學術委員會，為本校的學科建設計劃，找些校外的人兼任教授，&&帶帶碩士、博士。我也未能免俗，在新疆的時候，每年為新疆師範大學、新疆大學帶帶碩博生，直到離開新疆，鞭長莫及，才作罷。

　　天下無無用之地，每個學生都像一塊獨特的土地，包含着千差萬別的孕育、生長和創造可能。所謂導師，能做的其實非常有限。我覺得最重要，就是幫他們從自己出發、不斷深化自我分析。地有地理，土有土性，搞清楚自己這一畝三分地是在什麼地理、水肥、氣候、光熱等條件之中，再經過改善、耕耘、播種、持續不斷的精耕細作、澆水施肥，在最為風調雨順或者即使遭遇極端天氣的情況下，總能長出什麼、長成什麼。南稻北粟，一切從實際出發，久久為功，總會有所收穫。

　　楊月梅的博士論文選題，一開始是我&&選定的，就是研究以國家通用語言文字進行文學創作的少數民族作家，在跨文化寫作中所具有的特點、樣貌和性質，可以和創作少數民族題材的漢族作家作品進行比照分析，揭示在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中，文學創作在交往交流交融中的千變萬化、豐富性與統一性。她已經寫了較長時間，其間不斷和我通電話，討論其中的一些線索、問題和難題，我偶爾回疆時，也會聊論文的事。但電話交流和短暫面談，總很倉促、碎片化，難以系統、深入。我也感到她在細析文本、分寸把握和整體判斷上，有些進退失據。但總覺得，這是一個不斷深研中的動態調整過程，終會梳清捋順，變得熨帖、妥當。

胡楊樹。資料圖

　　有天她來電話，説想換換方向，寫“胡楊意象研究”。我大詫，粗一想，覺得涉及“胡楊意象”的文獻、文化、文學、藝術等領域的材料太分散、零碎、稀薄、不成系統，而且可資借鑒的前述研究幾乎沒有。這就好像別人是在廣袤有序的良田中循環耕作，而她要翻山越嶺、在崎嶇貧瘠的野地裏尋找、採集、拓荒、耕耘，而且“胡楊意象”這樣一個研究主題，很容易弄成“百衲衣”“花花田”，似乎很難寫得深入、統一、專業和學術。但她興致勃勃，好像終於擺脫了長期的困擾，很有決心另起爐灶的樣子。我説那你就試試吧，就幫她粗略分析這個題目可能的範圍、材料、結構和研究價值，以及在外延、內涵的邊界、類型、線索，材料使用上可能存在的問題，如何提高統攝性、整體性等。那之後，我調到中國藝術研究院工作，陷入繁忙不已、無暇抽身的快節奏，很難再有時間和心情關心她論文的事，偶爾她在微信上留語音請教具體問題，我都要費很長時間才能靜下來，慢慢調到她提問的頻道，覺得是那麼遙遠、模糊而細微，要仔細捕捉、費力放大、檢索零亂不已的內存，斷斷續續講一點我的意見供她參考。

　　我有一種憂慮，憂慮她能不能寫好。我不知道這論文最終會是怎樣的形態和成色，最後能不能通過。幾年過去，當我終於看到初稿，我突然有意外的驚喜：真是戈壁灘上建花園，在那樣一片榛莽叢生、人跡罕至的地方，這一畦無中生有的深綠，是那樣耀眼。就我所知，這是第一本研究胡楊意象的書，包括了對胡楊植物學、社會學、文化學、藝術學上的梳理分析，從自然精神的闡述到人文象徵的挖掘，有了千里萬里、尋天搜地、一網打盡的自由縱橫。現在都講跨學科，我以為《胡楊意象研究》就是一次跨學科的嘗試。

　　胡楊這種西北乾旱荒漠之地的英雄樹，現在早已成為廣泛的精神象徵，是該有一本大書，為其立傳存證。楊月梅的研究過程，正是以胡楊之姿、摹大漠精魂的苦苦追尋的過程。我今年真高興，在北京帶的第一個博士生高佳彬的博士論文《中國長城形象研究》，獲得2024年度國家社科基金優秀博士學位論文出版項目資助，而遠處的楊月梅的《胡楊意象研究》又獲得新疆師範大學的出版資助。

　　胡楊和長城，都是不能忘記的。這樣的深度解析和探尋，是有意義的。我期待着，這兩縷墨香，像大漠孤煙，像十萬閃電，劃破瀚海、邊關。（韓子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