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每日新聞大廈是紐約市地標建築之一，坐落于曼哈頓最繁忙的中城東42街，位置大約在聯合國總部和中央車站之間的中點上。在大堂裏的巨形地球儀旁邊，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出現一個特別的募捐箱——回收任何未過期且不易變質的食品。

　　比這更令人驚訝的是募捐箱上的海報：一個啃著青蘋果的大腦袋兒童，上面寫著“紐約市每年有130萬人面臨饑餓，每4名兒童中幾乎就有1人”。

　　城市越富為何窮人越多

　　根據紐約大學弗曼研究中心2017年發布的報告，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紐約市的貧困率一直高于全美平均水準，保持在19%—21%之間。2011年到2015年之間的數據顯示，800多萬紐約人中有170萬處在貧困線以下。其中，兒童和老人的貧困率在紐約市尤為突出：兒童貧困率高達30%，全美平均為22%；貧困老人的比率則比全美平均值翻一番。更吊詭的現象是，在美國的大城市都會區，貧困率反而更高。在金融危機後的2011年，紐約有將近一半人口屬于窮人或接近貧窮。

　　2014年的美國聯邦“貧困線”標準為4人家庭（2名成人+2名17歲以下的孩子）年收入低于2.4萬美元。事實上，在生活成本高企的紐約，有研究表明家庭年收入需要達到7萬美元才能負擔得起房租和生活必需品。

　　紐約貧困率為何幾十年居高不下？這個謎一樣的問題，答案也很難一言蔽之。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正是美國經濟第二次“衰落”的轉折點，此後美國的國際經濟地位明顯下降。紐約市立大學柏魯克分校教授托馬斯·緬恩指出，這一時期開始的這種轉變，使得那些低技能的貧窮勞動力得到好工作的機會大大縮減，進而導致福利大幅下降。研究紐約流浪漢對策的緬恩説，從那時開始，美國的貧困問題已“不再有特效藥”。

　　但是，十多年前發表在美國《經濟觀點雜志》上的一篇論文卻指出，近幾十年來的數據表明，美國宏觀經濟的變化對貧困率水準影響甚微。“關鍵問題是，貧困率居高不下還與收入中位數的滯漲以及貧富差距擴大有關。”論文結語暗示貧困難解決，更多是壞政策而不是壞經濟的結果。

　　然而，這兩種歸因都回避了一個美國社會結構的變數——移民。美國吸納的移民中，佔最大比例的是來自周邊説西班牙語的拉美國家。《華盛頓郵報》一篇文章提供的數據指出，在1990年至2016年期間，全國貧困人口從3360萬增加到4060萬，西語裔人口在這700萬的增幅中佔了近四分之三。

　　在1999年至2008年間，美國貧困名單新增180萬名兒童，移民問題中心報告顯示其中45％是新移民。“我們不是在生活，我們只是幸存下來。”“我3個月前遷徙到這個國家，認為會過得好些，但我發現這裏一樣貧窮。我想逃避，好在這裏有食物救濟。”這是一篇2015年的新聞報道裏兩個移民家庭主婦的哀嘆。

　　社會公益機構幫困補位

　　開篇提到的食品回收由一家叫“城市豐收”的公益組織運作，《紐約每日新聞》是他們的合作方之一。像這樣發放免費食品的救助項目，是紐約市一些貧困地區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30多年前，“城市豐收”的創始人發現一家餐館用馬鈴薯皮做菜，卻把去皮後的馬鈴薯扔進垃圾箱，于是她開始發起向附近餐館回收“無用”食材的行動。現在，“城市豐收”的食品來源除了個人捐贈，還搭建了從農場、生産商到集市、餐館的回收係統。外聯事務負責人薩曼莎·帕克表示，通過全國性非盈利公益機構“餵養美國”，“我們從西部的加州，甚至加拿大，獲得新鮮農産品和其他營養食品。”

　　這些募集來的食品通過兩種渠道發放。“我們為500多個社區食品項目提供食物，而這些項目再將食物分發給貧困居民。”帕克女士説，“同時我們在紐約市有9個流動集市，全都開在公共房屋社區（紐約市政府運營的廉租房）。”流動集市每月在周末開放兩次，廉租房居民按家庭人口免費領取不同份額的果蔬和食品。

　　帕克提到的500多個社區食品項目中，紐約公共食倉是較有代表性的機構之一。公共食倉位于中央公園北端的東哈萊姆。

　　以東96街為界，很難想像，在彈丸之地的曼哈頓還存在這樣一片房價洼地。離最繁華的中城不過10來分鐘車程，東哈萊姆的街頭卻滿是蕭瑟之氣。罕有光鮮的商業設施，有的只是舊雜貨店、簡陋的小餐館，炸雞店和便利店品牌在此地自成一統。窗戶密密匝匝的深褐色大型公寓樓之間，常見非洲裔青年三五成群聚在空曠的社區公園一角。

　　這裏是整個城市失業率最高的地區，也是幫困設施的集中地——8個無家可歸者收容所、36個毒品酒精戒斷設施以及37個心理健康治療所。

　　和東哈萊姆隔著哈萊姆河相望的布朗克斯區，同樣以非洲裔和拉丁裔居民為主，在紐約州、市兩級都是兒童貧困率最高的地區，6歲以下兒童超過兩成處于極度貧困狀態。布朗克斯的東南片，是垃圾處理場、刑事犯拘留所和政府廉租樓的集中地。街上，身形肥胖和饑腸轆轆的人比比皆是，兩者都是貧困的典型特徵。更糟糕的是，研究發現新千年以來，這些高犯罪率社區更成了窮人扎堆的地方，低收入家庭的密度和貧困程度都有加劇的趨勢。

　　免費食物需求逐年增加

　　建于1980年的紐約公共食倉除了提供免費食物，還可以在裏面免費淋浴、理髮和使用自動洗衣機。運營資金來自紐約市健保部門的撥款，也有私人和基金的捐助。

　　公共食倉周一到周五供應堂食早餐，一、三、五還能在這裏吃到晚餐。來這裏的人們只需要提供生日資訊，就能辦理一張帶有晶片的卡，即使無家可歸的流浪者也可以申請。工作人員會專門給流浪者準備無需烹飪的食品包。

　　領取食品的倉庫周三到周六開放，甚至可以在網上下單。上午11時不到，在一樓像銀行大堂的大平層裏，三四十名衣著簡陋的人坐在椅子上等待，大多數是非洲裔和西語裔居民。食品項目主管安德雷·湯普森説，這些客人已經通過平板電腦裏的目錄完成“點單”，領取食物的數量取決于家裏有幾口人。

　　二樓有點像超市或菜市場，糧食、奶制品、果蔬和小零食分裝在疊起來的塑膠盒裏。“把提貨區和等候區分開，使用網絡下單，不僅提高效率，更讓受助者保持尊嚴。”湯普森説，“這裏每天平均要接待兩三百人，最多時達到400人。最遠有從史泰登島過來的。”

　　經過數十年發展，紐約的社會扶貧體係越來越成熟，但面對日益龐大的需求，服務提供方仍在不斷補位。“我們原本預計食物需求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減少，但事實恰恰相反，需求每年都在增加。”公共食倉項目發展部門的梅麗塔·格林麗芙説。

　　政府幾度改革仍在摸索

　　除了不斷完善和擴張的社會求助組織，政府在治理貧困方面如何作為？

　　聯邦政府層面，美國對低收入家庭孩子提供經濟援助的AFDC　計劃（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曾施行半個多世紀。直到1996年，AFDC被更嚴格的貧困家庭臨時援助計劃　TANF（Temporary　Assistance　for Needy　Families）取代。對于AFDC的批評，集中在變相鼓勵生孩子、阻礙女性就業。與AFDC 相比，TANF的最大變化在于鼓勵通過就業脫貧。法案規定，個人一生中接受福利援助的上限為60個月（相當于5年），且必須在接受援助後24個月內找到工作。

　　這一以就業為導向的福利改革政策在紐約實施了很多年。據緬恩介紹，數年前，紐約現任市長德布拉西奧發起新的改革。在布隆伯格時期，市政府向技能培訓機構購買服務，是按接受培訓的人數支付費用。現在改為按受培訓人員的“表現”付費：受訓人員必須就業，培訓機構才能獲得額外的“人頭費”。

　　“新政策以成就為導向。”緬恩在調研過程中發現，一些培訓機構更喜歡這種基于“表現”的績效，因為“表現”越好，就能獲得更多政府撥款。不過，也有一名開設電腦培訓機構的華人老板私下表示，新政下的再就業培訓審核比以前嚴格很多，招生受到不小影響。

　　在緬恩的調研中，德布拉西奧的顧問班克斯對他説，在以前的一刀切政策下，“如果你申請福利，政府不關心你的問題是什麼，你只要去工作就行，通常是那些低技能低價值的工作。”過去30年，作為法律援助代表，班克斯一直為紐約貧困者的福利和政府打官司。“現在，我們首先要問福利申請者——你需要學習英語嗎？你需要高中文憑嗎？你想學習這種或那種技能嗎？然後仔細評估。”

　　由于牽涉到很多程式和法律的更改，新政策真正開始啟動只是最近的事。“是否奏效仍有待觀察，但坦率地説，我對此仍有疑慮。”關于福利和貧困問題，不管採用怎樣的政策，“我更願意管理它，而不是直接解決問題。”在採訪最後，緬恩重復了自己的觀點。（李夢達）

【糾錯】

責任編輯： 李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