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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開紐約B面:幾十年不變的貧困
2018-03-11 08:29:02 來源: 解放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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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約每日新聞大廈是紐約市地標建築之一,坐落于曼哈頓最繁忙的中城東42街,位置大約在聯合國總部和中央車站之間的中點上。在大堂裏的巨形地球儀旁邊,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出現一個特別的募捐箱——回收任何未過期且不易變質的食品。

  比這更令人驚訝的是募捐箱上的海報:一個啃著青蘋果的大腦袋兒童,上面寫著“紐約市每年有130萬人面臨饑餓,每4名兒童中幾乎就有1人”。

  城市越富為何窮人越多

  根據紐約大學弗曼研究中心2017年發布的報告,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紐約市的貧困率一直高于全美平均水平,保持在19%—21%之間。2011年到2015年之間的數據顯示,800多萬紐約人中有170萬處在貧困線以下。其中,兒童和老人的貧困率在紐約市尤為突出:兒童貧困率高達30%,全美平均為22%;貧困老人的比率則比全美平均值翻一番。更吊詭的現象是,在美國的大城市都會區,貧困率反而更高。在金融危機後的2011年,紐約有將近一半人口屬于窮人或接近貧窮。

  2014年的美國聯邦“貧困線”標準為4人家庭(2名成人+2名17歲以下的孩子)年收入低于2.4萬美元。事實上,在生活成本高企的紐約,有研究表明家庭年收入需要達到7萬美元才能負擔得起房租和生活必需品。

  紐約貧困率為何幾十年居高不下?這個謎一樣的問題,答案也很難一言蔽之。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正是美國經濟第二次“衰落”的轉折點,此後美國的國際經濟地位明顯下降。紐約市立大學柏魯克分校教授托馬斯·緬恩指出,這一時期開始的這種轉變,使得那些低技能的貧窮勞動力得到好工作的機會大大縮減,進而導致福利大幅下降。研究紐約流浪漢對策的緬恩説,從那時開始,美國的貧困問題已“不再有特效藥”。

  但是,十多年前發表在美國《經濟觀點雜志》上的一篇論文卻指出,近幾十年來的數據表明,美國宏觀經濟的變化對貧困率水平影響甚微。“關鍵問題是,貧困率居高不下還與收入中位數的滯漲以及貧富差距擴大有關。”論文結語暗示貧困難解決,更多是壞政策而不是壞經濟的結果。

  然而,這兩種歸因都回避了一個美國社會結構的變量——移民。美國吸納的移民中,佔最大比例的是來自周邊説西班牙語的拉美國家。《華盛頓郵報》一篇文章提供的數據指出,在1990年至2016年期間,全國貧困人口從3360萬增加到4060萬,西語裔人口在這700萬的增幅中佔了近四分之三。

  在1999年至2008年間,美國貧困名單新增180萬名兒童,移民問題中心報告顯示其中45%是新移民。“我們不是在生活,我們只是幸存下來。”“我3個月前遷徙到這個國家,認為會過得好些,但我發現這裏一樣貧窮。我想逃避,好在這裏有食物救濟。”這是一篇2015年的新聞報道裏兩個移民家庭主婦的哀嘆。

  社會公益機構幫困補位

  開篇提到的食品回收由一家叫“城市豐收”的公益組織運作,《紐約每日新聞》是他們的合作方之一。像這樣發放免費食品的救助項目,是紐約市一些貧困地區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30多年前,“城市豐收”的創始人發現一家餐館用土豆皮做菜,卻把去皮後的土豆扔進垃圾箱,于是她開始發起向附近餐館回收“無用”食材的行動。現在,“城市豐收”的食品來源除了個人捐贈,還搭建了從農場、生産商到集市、餐館的回收係統。外聯事務負責人薩曼莎·帕克表示,通過全國性非盈利公益機構“喂養美國”,“我們從西部的加州,甚至加拿大,獲得新鮮農産品和其他營養食品。”

  這些募集來的食品通過兩種渠道發放。“我們為500多個社區食品項目提供食物,而這些項目再將食物分發給貧困居民。”帕克女士説,“同時我們在紐約市有9個流動集市,全都開在公共房屋社區(紐約市政府運營的廉租房)。”流動集市每月在周末開放兩次,廉租房居民按家庭人口免費領取不同份額的果蔬和食品。

  帕克提到的500多個社區食品項目中,紐約公共食倉是較有代表性的機構之一。公共食倉位于中央公園北端的東哈萊姆。

  以東96街為界,很難想象,在彈丸之地的曼哈頓還存在這樣一片房價洼地。離最繁華的中城不過10來分鐘車程,東哈萊姆的街頭卻滿是蕭瑟之氣。罕有光鮮的商業設施,有的只是舊雜貨店、簡陋的小餐館,炸雞店和便利店品牌在此地自成一統。窗戶密密匝匝的深褐色大型公寓樓之間,常見非洲裔青年三五成群聚在空曠的社區公園一角。

  這裏是整個城市失業率最高的地區,也是幫困設施的集中地——8個無家可歸者收容所、36個毒品酒精戒斷設施以及37個心理健康治療所。

  和東哈萊姆隔著哈萊姆河相望的布朗克斯區,同樣以非洲裔和拉丁裔居民為主,在紐約州、市兩級都是兒童貧困率最高的地區,6歲以下兒童超過兩成處于極度貧困狀態。布朗克斯的東南片,是垃圾處理場、刑事犯拘留所和政府廉租樓的集中地。街上,身形肥胖和饑腸轆轆的人比比皆是,兩者都是貧困的典型特徵。更糟糕的是,研究發現新千年以來,這些高犯罪率社區更成了窮人扎堆的地方,低收入家庭的密度和貧困程度都有加劇的趨勢。

  免費食物需求逐年增加

  建于1980年的紐約公共食倉除了提供免費食物,還可以在裏面免費淋浴、理發和使用自動洗衣機。運營資金來自紐約市健保部門的撥款,也有私人和基金的捐助。

  公共食倉周一到周五供應堂食早餐,一、三、五還能在這裏吃到晚餐。來這裏的人們只需要提供生日信息,就能辦理一張帶有芯片的卡,即使無家可歸的流浪者也可以申請。工作人員會專門給流浪者準備無需烹飪的食品包。

  領取食品的倉庫周三到周六開放,甚至可以在網上下單。上午11時不到,在一樓像銀行大堂的大平層裏,三四十名衣著簡陋的人坐在椅子上等待,大多數是非洲裔和西語裔居民。食品項目主管安德雷·湯普森説,這些客人已經通過平板電腦裏的目錄完成“點單”,領取食物的數量取決于家裏有幾口人。

  二樓有點像超市或菜市場,糧食、奶制品、果蔬和小零食分裝在疊起來的塑料盒裏。“把提貨區和等候區分開,使用網絡下單,不僅提高效率,更讓受助者保持尊嚴。”湯普森説,“這裏每天平均要接待兩三百人,最多時達到400人。最遠有從史泰登島過來的。”

  經過數十年發展,紐約的社會扶貧體係越來越成熟,但面對日益龐大的需求,服務提供方仍在不斷補位。“我們原本預計食物需求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減少,但事實恰恰相反,需求每年都在增加。”公共食倉項目發展部門的梅麗塔·格林麗芙説。

  政府幾度改革仍在摸索

  除了不斷完善和擴張的社會求助組織,政府在治理貧困方面如何作為?

  聯邦政府層面,美國對低收入家庭孩子提供經濟援助的AFDC 計劃(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曾施行半個多世紀。直到1996年,AFDC被更嚴格的貧困家庭臨時援助計劃 TANF(Temporary Assistance for Needy Families)取代。對于AFDC的批評,集中在變相鼓勵生孩子、阻礙女性就業。與AFDC 相比,TANF的最大變化在于鼓勵通過就業脫貧。法案規定,個人一生中接受福利援助的上限為60個月(相當于5年),且必須在接受援助後24個月內找到工作。

  這一以就業為導向的福利改革政策在紐約實施了很多年。據緬恩介紹,數年前,紐約現任市長德布拉西奧發起新的改革。在布隆伯格時期,市政府向技能培訓機構購買服務,是按接受培訓的人數支付費用。現在改為按受培訓人員的“表現”付費:受訓人員必須就業,培訓機構才能獲得額外的“人頭費”。

  “新政策以成就為導向。”緬恩在調研過程中發現,一些培訓機構更喜歡這種基于“表現”的績效,因為“表現”越好,就能獲得更多政府撥款。不過,也有一名開設計算機培訓機構的華人老板私下表示,新政下的再就業培訓審核比以前嚴格很多,招生受到不小影響。

  在緬恩的調研中,德布拉西奧的顧問班克斯對他説,在以前的一刀切政策下,“如果你申請福利,政府不關心你的問題是什麼,你只要去工作就行,通常是那些低技能低價值的工作。”過去30年,作為法律援助代表,班克斯一直為紐約貧困者的福利和政府打官司。“現在,我們首先要問福利申請者——你需要學習英語嗎?你需要高中文憑嗎?你想學習這種或那種技能嗎?然後仔細評估。”

  由于牽涉到很多程序和法律的更改,新政策真正開始啟動只是最近的事。“是否奏效仍有待觀察,但坦率地説,我對此仍有疑慮。”關于福利和貧困問題,不管採用怎樣的政策,“我更願意管理它,而不是直接解決問題。”在採訪最後,緬恩重復了自己的觀點。(李夢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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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錯】 責任編輯: 李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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