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是兩方面的考慮。一是十九大報告提出的三大攻堅戰，其中有一個攻堅戰是防范化解重大風險。國有企業負債率比較高，這是一個比較重要的風險來源。第二個考慮是過去幾年國有企業負債率穩步上升勢頭沒有得到遏制。所以在這樣的背景下提出這個《指導意見》。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提出了一個目標，把國有企業負債率三年降低兩個百分點，就是從2017年底到2020年底三年降兩個百分點。
這個目標我認為是合情合理，把握住分寸的。三年降低兩個百分點其實並不是那麼激進，應該能夠按期實現。2006年底，我國國有企業負債率是比較高的，接近67%。從2017年初開始我們國有企業負債率實際上是在下降的，到現在已經降到66%以下了。如果是按這樣一個速度來預估，要維持這個趨勢下去，三年降兩個百分點，應該説能做到。
當然也不能説輕輕松松就實現。首先，我們國有企業負債率到2017年底還是66%這樣一個水平，現在也是65.5%左右，這是一個比較高的負債率的水平了，還是處于高風險的狀態，所以一點都不能掉以輕心。
第二， 2017年和2018年上半年為什麼我們國有企業負債率能夠調頭向下是與2017年以來宏觀經濟回暖、內外需回暖是有關很大關係的，是外部環境改善的結果，其實2019年和2020年負債率的速度還能不能這麼快地下降還是要看整體的經濟環境。所以我們國企自身還是要加倍努力，適應外部環境變化，爭取達到下降的目標。

這應該説是這次《指導意見》的亮點，設置了警戒線和重點監管線。我想下一步應該分行業地設立比較合適的預警線和監管線。因為每個行業是不一樣的，光基礎工業就幾十個行業。先把每個行業的平均的資産負債率做一個核算，然後再設立預警線和重點監管線。
依據到底是什麼？為什麼在基準線加5個點或10個點，我想這主要也是根據經驗和現實的狀況來確立的。這是一個比較簡單的標準，不一定完全科學，但是由于它比較簡單就比較好操作，所以分行業來看還是比較重要的。比如説對于房地産企業來説，對貿易類企業來説，可能正常負債率也會比工業企業要高一些，那你就不能完全按照工業企業來，所以分行業還是比較重要的。
從防風險的角度來看，我認為《指導意見》提出的資産負債率預警線和監管線可能是一個重要的標準，但是不能作為唯一的標準。該應該考慮每個企業的資産周轉率。因為有些企業看起來好像資産負債率沒有超過預警線，甚至有些企業的資産負債率還低于基準線，讓人覺得是安全的。但光看這個指標不一定能夠完全説明問題，如果該企業的資産周轉率非常低呢？那麼它即使負債率在預警線以下也可能是風險很大的，所以還是要綜合其他指標來考量。

這個要求的提出是很有針對性的，相當于排查隱患，再一步一步地落實。因為現在70%以上負債率的國有企業還是不少的，個別的應該是在資不抵債的邊緣。所以要對企業進行一個一個地排查，提出有針對性的解決方案和措施還是非常有必要的。
實際上這兩年國家也在積極推進有關的工作，包括補充資本金、市場化、法制化的債轉股、引進戰略投資者等等，但是效果比較有限。所以下一步排查容易，最關鍵的是怎麼樣能夠建立一個內在的、長效的約束機制，讓國有企業不再去盲目地負債，激進地擴張。所以這次文件叫約束機制，重點是必須得是內在的、長效的約束機制。如果做不到的話可能到2020年負債率的確降下來了，但是到了2025年又升得很高，上到67%、68%、69%、70%。所以這個約束機制怎麼建立，可能比僅僅説三年降兩個百分點的負債率更重要。

我覺得國有企業最重要的還是要改革，通過改革提高它的競爭能力和盈利能力。一個企業如果有競爭能力和盈利能力不愁沒有資本金過來，不愁沒有股權投資者進來。很多國有企業老是呼吁國家要補充資本金，覺得債務太高了要補充資本金，那是因為你的競爭能力、盈利能力比較差，沒有人願意去投資，這是一個最重要的問題。
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應該加快推進國有企業深化改革，包括通過混合所有制這種方式來改善國企的股權結構，改善國企的公司治理。通過這些方式建立約束機制，這才是比較長效的。否則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沒有可持續性，病所以我覺得改革最重要，企業沒有比較強大的自我造血功能總是到處化緣，不是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