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西安9月25日電題：全運觀察：“業余選手”奪冠之後
——全運會小眾項目中的社會力量
新華社記者
“業余選手”奪冠！在第十四屆全運會的山地自行車賽場，貴州輪跡自行車運動俱樂部的米久江戰勝衛冕冠軍呂先景奪得男子越野賽金牌，這讓人們將目光投向這項小眾運動的同時，也不禁開始暢想：社會力量辦體育已到了收獲成果的時候？這一樣本是否能夠在其他項目上復制？在諸多從民間走向競技舞臺的新興、小眾項目上，社會力量是否可以發揮更大作用？
解剖“輪跡”樣本
記者查閱本屆全運會秩序冊發現，除輪跡俱樂部外，還有Feng Racing、羚銳制藥等車隊，以及以個人身份參賽的運動員。
米久江的教練、輪跡俱樂部負責人陸正虎介紹：“自上屆全運會開始，國家體育總局已經允許社會俱樂部和個人參加全運會山地自行車項目。”他認為，這主要是由于山地自行車項目的優秀運動員有一大部分集中在各職業俱樂部。
“叫我們業余隊其實不準確，可能應該叫職業俱樂部。”陸正虎説，“我們的訓練、保障，都是參照專業隊進行的，除了科研差一些。”他説，像俱樂部此次拿到季軍的大學生陳科宇，冬訓最多一天要騎行200公里，七八個小時不停。米久江則是從2016年開始便全身心投入訓練比賽。
俱樂部車隊能在訓練專業性上有保證，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自行車項目的市場化程度較高。
“自行車運動在我國普及度廣，我們運動員的比賽機會比體制內的專業運動員還要多。疫情之前，商業賽事一周在全國各地能有五六場，隊員還得挑著去。”陸正虎説，“也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才能‘養活’高水準選手，因為俱樂部結余資金較少，運動員的收入還是依賴賽事獎金。”
此次全運會上，輪跡俱樂部被納入貴州省代表團進行保障。這是因為俱樂部和貴州省體育局2018年就簽訂了聯合組隊協議。體育局保障俱樂部外出參賽、訓練的食住行等基本經費和部分器材費用，俱樂部負責主抓訓練。
這份協議規定，俱樂部培養的運動員可以選擇留在俱樂部，也可以選擇去專業隊；已有五人做出了選擇，他們仍在俱樂部訓練。
不過，在身份上，俱樂部車手和省區市代表團運動員還是存在區別。
在我國，運動員每年都要在國家體育總局的係統內完成注冊工作，這關係到運動員的身份歸屬認定，關係到國家隊運動員輸送單位認定，也直接關係到俱樂部這樣的社會力量能否獨立組隊參加全運會。根據《第十四屆全國運動會運動員代表資格規定》，“院校、俱樂部的注冊運動員可以通過雙重注冊的形式代表省、自治區、直轄市、新疆生産建設兵團、行業體協參加十四運會”。而輪跡的車手們只在俱樂部名下進行了注冊。對此，省體育局並沒有表示異議。
“如果注冊在省隊名下，他們就參加不了商業賽事了，商業賽事一般要求是‘業余選手’，或者專業運動員退役滿兩年後才能參加。”陸正虎介紹。也是由于米、陳二人只在俱樂部名下注冊過，出現在全運會上的便是“貴州輪跡自行車運動俱樂部”，而非“貴州隊”。
“但我們也不同于本屆全運會中其他俱樂部或者個人，我們還是屬于貴州代表團。”陸正虎強調説。
俱樂部與全運會：能不能上誰説了算？
俱樂部隊伍成功“打卡”全運會，更像是由山地自行車項目市場發育程度、體制內外隊伍競技水準、俱樂部與主管部門意願和特定的運動員注冊規則促成的一例個案，在其他一些新興項目中似乎沒有被復制。而影響俱樂部能否出現在全運會舞臺上的，有以上幾個變數，也有項目從業者、管理者對全運會性質界定的因素。
本屆全運會秩序冊上，除了山地自行車、鐵人三項和棒球之外，其他競賽項目運動員中未再見到直接代表俱樂部、高校，或以個人名義參賽的選手。事實上，攀岩、滑板等新興項目中，不乏出身“草根”的運動員。
一名全運會組委會官員對記者透露，直接影響俱樂部名字能不能出現在全運會上的是注冊制度。
“十四運會的規定是，如果運動員不能在俱樂部名下注冊，那麼他（她）就不能代表俱樂部參加全運會。”他説，能否注冊的決定權在各省級體育主管部門。
“每個省（區市），或者火車頭這樣的行業體協，只有一個注冊賬號，由省（區市）體育局管理。省隊的運動員就直接注冊上去了，有一些隊伍採取省隊俱樂部合辦的形式，如果體育局同意的話，是可以以俱樂部的形式注冊的。”
根據這位不願具名人士透露，各省（區市）決定是否同意俱樂部注冊的考慮因素，包括俱樂部是否專業實力夠強、是否能夠通過市場養活自己，也包括與省裏的合作關係是否密切。
“男足就有很多用本省職業俱樂部梯隊參加全運會的例子，省裏也自然會給這些俱樂部注冊權，並且是雙重注冊，這是合作緊密，並且俱樂部專業實力和運營能力都相對成熟的例子。”
而一些新興項目的俱樂部，有些仍停留在“愛好者俱樂部”的階段，即愛好者來俱樂部裏玩一玩；業內沒有成體係的商業賽事支撐運動員維持生計和高品質的訓練，“這樣的俱樂部和行業生態，可能省級的體育管理部門是不信任它能持續培養高水準人才的”。
比如，攀岩界的多名人士都認同，雖然在中國最早從事和推廣攀岩運動的是高校和社會力量，但目前中國攀岩的職業化程度仍不高。中國攀岩在速度項目上取得的成績，也是在攀岩被確認入奧、項目被納入舉國體制保障體係、國家體育總局啟動了跨界跨項並與各地共建國訓隊之後取得的。而在人才培養周期更長的難度、攀石等項目上，從俱樂部成長起來的潘愚非、張悅彤等國內名將，雖然能在全運會上摘金，但在國際賽場上的競爭力仍然不夠。
小輪車項目的發展也印證了這一點。山東小輪車隊主教練朱延介紹，2017年全運會時，該項目才允許社會俱樂部參賽。但由于國內的小輪車場地大多集中在專業隊的訓練中心，不像國外作為社區的公共設施存在，更少有市場化的賽事舉辦，因此項目普及率不高，少有社會俱樂部選手能達到全運會參賽標準。
記者詢問了幾家向省級隊輸送隊員的攀岩俱樂部負責人，他們均表示，在自己的認知裏，全運會就應該以省（區市）隊為單位參加。一名俱樂部負責人還説：“有的項目，運動員以什麼身份參賽區別不大。項目社會化程度高，各省隊選材還是得從俱樂部裏來，而且高水準的教練員有一大部分目前暫時都還在俱樂部，雙方形成共建機制，最後覆蓋的還是同一批運動員。”
而本屆全運會滑板競賽委員會的一名成員也表示，隨著滑板入奧並成為全運會正式競賽項目，俱樂部選手在競技舞臺上可能會慢慢變成“陪跑”的角色，俱樂部入全運會意義不大。
“滑板的街頭氣質不會變，産業鏈條也可以很長，俱樂部是這個生態裏非常重要的單位。但從競技角度而言，全運會畢竟是全國競技體育比拼的最高舞臺。”他説。
傳統體制與社會力量：人才培養如何聯動
陸正虎依舊認為，假以時日，商業俱樂部和賽事體係，會成為中國山地自行車人才培養的主流渠道。但許多人認為這種觀點未免太過樂觀。
“中國的山地自行車在國際上確實沒什麼成績，一直走産業化的路子還是可以的。但是想出成績，專業隊的建設必不可少。”一名全運會官員私下對記者説。
也有人持另外的看法。一位專業賽事從業者直言，全運會競賽項目的未來走向也要從群眾體育、體育産業、項目文化、後備人才培養等多個方面考慮。
據了解，2017年天津全運會，鐵人三項向業余選手敞開大門。與輪跡俱樂部中被大眾稱為“業余”但實則在總局係統中注冊過的運動員不同，當時參加鐵三的是真正未注冊過的運動員。組委會為參賽設置了一個成績門檻，未注冊的業余選手李鵬程便獲得了參賽資格。但在本屆全運會上，已經沒有這類未注冊選手的身影了。
這位從業者認為，賽事係統開放後，只要你成績達到一定的門檻，非注冊運動員也可以參加專業組比賽，應該不要再區分專業和業余。水準高的，去參加奧運會、亞運會這樣的比賽；其他的參加分齡組的普通比賽，從組別上分就行了。
對于小眾項目而言，如何打造自己的人才基礎一直是令人頭疼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絕大部分從業者都認為社會力量的參與非常重要。
“一個項目的發展肯定需要人口基數上去，俱樂部就是在做這種推廣和普及，也是在構建市場化的生態，打好金字塔基。”青島岩舞者攀岩運動俱樂部總經理、中國登山協會青少年委員會委員楊健説。
而承擔了江蘇隊全運會攀岩U16組競賽任務的劉常忠攀岩俱樂部創始人劉常忠認為，在青少年運動員培養階段，俱樂部與專業隊相比有更多優勢。
“專業隊選材看天賦，進隊之後猛練，教練可能沒有時間去照顧你的情緒。而市場化俱樂部是要照顧客戶體驗的，鼓勵、激發孩子的興趣，客戶才留得住。這個過程裏，可能也培養出了孩子的興趣，以及家長的信任。”他説，熱愛與否，可能就會影響到青少年運動員未來是否選擇繼續走上競技之路，以及在遇到瓶頸時能否堅持、延長自己的運動壽命。
在開放辦體育、吸引社會力量辦體育、舉國體制與市場機制相結合等改革思路的推動下，體制內與社會化力量聯合建設競技隊伍正在形成潮流。中國鐵人三項運動協會秘書長陳笑然認為，這是中國不同于外國純市場化路徑的一條路。目前，鐵三協會正與省級、市級共建鐵人三項俱樂部，由政府部門為俱樂部背書，也在高校中開設鐵三運動學院等。而國家體育總局與地方共建的11支國訓隊中，就有依托重慶壁虎王攀岩俱樂部組成的重慶隊、以廣州市國王攀岩俱樂部為班底組成的廣東隊等。
此外，中攀聯賽開展三年來，也已有七支社會俱樂部隊登上舞臺。而像“輪跡”這樣的省區級、地市級的共建項目也在各地開展起來。
不過，合作之中尚有諸多操作細節需要理順。某俱樂部工作人員直言：“説實話，很難！很多細節需要雙方再磨合。比如，我們理解體制內錢管得嚴，但這些新項目一般都費器材，報銷裝備費不行、場地費不行，很多款項我們都提前墊付了。”另外，反興奮劑工作大多數俱樂部也沒有能力承擔，“運動員可以訓練在俱樂部，但餐飲不能也在俱樂部，應該按照保障體制內運動員的方式採購食材、定制食譜。”
陸正虎的輪跡俱樂部通過讚助解決了經費問題：“一輛自行車十幾萬，體育局的賬確實很難解決。體育局解決我們出去比賽的食住行，還有訓練的一些基本費用。”
此外，處于起步階段的小眾、冷門項目中，俱樂部的發展目標和省級體育局的短期競技目標間便可能産生分歧，另一名俱樂部負責人説：“長期來看，我們想沉下心來培育市場，做基礎青少年培訓。”他説，如果成為頂著市隊、省隊名頭一個比賽接一個比賽打的“外包服務提供商”，“那就幹不了了，項目的未來不是這麼搞的”，“突然之間拿到成績”是不現實的。
再者，如何打通社會力量培養的運動員通往競技體育金字塔尖的通道？
劉常忠和楊健都承認，自己的俱樂部裏有一些好苗子，在升學和當專業攀岩運動員之間選擇了前者，或者最起碼選擇了依靠攀岩特招升入高校。
“這就不僅僅是俱樂部面臨的問題了，青少年運動員不管是在體校、學校還是社會機構裏培養，最後都要面臨這個‘體教結合’的終極問題。”劉常忠説，“如果只是給孩子培養一個愛好，為這個市場增加一個參與者，那愛好者模式的俱樂部沒有問題。舉國體制肯定還是出成績最快的，但如果真想靠俱樂部模式達到金字塔尖，也就是培養出來能打奧運會的選手，那俱樂部的運作模式肯定要改，保障、科技、職業化，方方面面都要再改革。”（記者樹文、王沁鷗、張澤偉、李浩、王浩宇、雷肖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