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培勇:中國經濟新發展階段“新”在何處?

發表於:2021-12-30 14:18:56

  12月28日-29日,由新華網主辦,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聯合主辦,新華網思客、人文清華承辦的“2021新華網思客年會”在北京以線上論壇的形式舉行,本次年會聚焦“中國經濟的下一程:新格局新優勢 新篇章”。中國社科院副院長高培勇出席並發表主旨演講。高培勇認為,在新發展階段做好經濟工作必須要統籌好發展與安全,我國宏觀政策的配置將越來越和微觀基礎緊密對接,越來越和市場主體深度融合。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高培勇出席“2021新華網思客年會”並發表主旨演講。

  以下為主要演講內容:

  今天會議的主題是中國經濟的下一程,所謂下一程肯定是相對於上一程而言的,我們現在所説的下一程,實際上指的是進入新發展階段的中國經濟。

  與以往相比,進入新發展階段的中國經濟究竟有何不同?首先,我們都知道新發展階段,是在我們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後,進而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這樣的階段,這體現出新發展階段的一個突出變化——發展目標變了。過去我們的發展目標或者在進入新發展階段之前的發展目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新發展階段的發展目標則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顯然,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是站在了更高的歷史起點上,追求更高的發展目標,用老百姓的話講,就是要去“摸更高的房樑”。

  第二,新發展階段的發展環境發生了深刻複雜變化。這些變化深刻在哪?複雜在什麼地方?集中到一點,就是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顯著增加。因此,新發展階段也是一個不穩定性、不平衡性顯著增加的階段。

  第三,新發展階段仍然屬於重要的戰略機遇期,但是無論是機遇還是挑戰都與既往不同。以前當我們談論機遇時,常説機遇相對容易把握;當我們談論挑戰時,常説挑戰相對容易識別。進入新發展階段後,我們必須認識到,無論是機遇還是挑戰,把握和識別的難度都在顯著的增加。

  不難看出,新發展階段最基本、最深刻也是最關鍵的變化,就是安全的意義在凸顯。在新發展階段做好經濟工作,必須要統籌發展和安全,安全是發展的前提,發展是安全的保障。

  既然統籌發展安全如此重要,那麼統籌之道何在?在我看來,凡事都要“一竿子插到底”,從最基礎的層面做起。進入新發展階段,中國要統籌發展和安全,顯然要從具有統籌發展安全基礎意義的市場主體做起。

  要統籌好市場主體的發展和安全,就要凡事都着眼於市場主體,扎根於市場主體。圍繞着市場主體而轉,才可能做得紮實。

  為什麼是市場主體?很多人把市場主體等同於企業,其實這兩者不是一回事,我們通常所説的企業指的是法人,而市場主體除了法人之外,還包括自然人,也就是包括個體工商戶和農民的專業合作社。

  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幾乎每個月都會發布市場主體的統計數字,同時也會公布企業統計數字。截至今年的10月份,全國約有1.5億市場主體和4600萬家企業。如此大的數字差距,主要由1億個體工商戶和200多萬的農民專業合作社所填充。

  以前的宏觀經濟分析和配置,往往是圍着企業轉,但説到底企業只不過是GDP創造的主要源泉,並非所有源泉。從統籌發展安全的最基礎、最具發展和安全意義的角度出發,做好經濟工作必須從 GDP創造的主要來源拓展延伸到GDP創造的所有來源;關注視角也要從以企業為主拓展到個體工商戶,也包括農民專業合作社在內的所有市場主體。這個重大變化,既是發生在進入新發展階段這樣一個時間節點上,更是基於統籌發展安全、做好宏觀經濟政策配置的戰略考量。

  變化具體體現在哪些方面?首先,自2020年以來,每當提到經濟工作時,我們經常提到的是六穩和六保,這兩者間存在深刻的內在邏輯關係。

  比如六保,六保是保居民就業、保基本民生、保市場主體、保糧食能源安全,保産業鏈供應鏈穩定,保基層運轉。六保之間存在從屬關係,前三保相對於後三保更具基礎意義。前三保指的是保居民就業,保基本民生,保市場主體,其中的“牛鼻子”是保市場主體,只有保住了市場主體,才能保住就業,只有保住了就業才能保住基本民生。因為沒有就業就沒有收入,沒有收入何談基本民生?只要保住了市場主體,保住了就業,保住了基本民生,就保住了中國經濟的基本盤。這樣的一種內在邏輯關係的梳理和確立,為我們2020年到2021年,連續兩年的經濟恢復性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過去兩年,特別是2021年,我們就是這樣一路走來的。還有一個基本事實是,過去一年多來,我們宏觀經濟政策的配置只圍繞着市場主體轉的。過去談宏觀經濟政策,往往只談宏觀總量,比如就業多少、物價多少、增長率多少、國際收支怎樣。現在談宏觀經濟政策,我們更注重扎根、圍繞並緊扣市場主體實施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着眼於市場主體這個根基來澆水施肥,可以説是越來越成為宏觀經濟政策配置上的一道全新景觀。

  舉個大家特別關注的例子,談到財政政策時,總是談到減稅降費,那麼新發展階段的減稅降費政策與以往有何不同?最大的不同點就是圍繞“為市場主體降成本”而布局推進。減稅降費給誰減給誰降?這一兩年我們特別強調把市場主體作為減稅降費的對象,這是相對於過去非常突出的變化。減稅降費減什麼降什麼?過去減的往往是所得性的稅,比如個人所得稅和公司所得稅。為什麼要以所得性的稅費作為減稅的主要對象?因為所得性的稅費和需求距離最短。給居民減了稅和費,他們的可支配收入增加,可以立刻增加消費;給企業減了公司所得稅,它的稅後利潤增加從而增加投資,因此它是奔着擴大社會總需求去的。而作為這一兩年的減稅降費的主要稅種和費種,一是增值稅,二是社保費。社保費也好,增值稅也好,都不屬於所得稅的稅和費,而屬於生産經營環節的稅費。生産經營環節的稅和費處在市場主體的成本核算環節,而不在利潤的分配環節,這是和過去一個非常大的不同。

  第三,以往減稅降費一般都是階段性地減和降。有個名詞叫“逆周期調節”,指的是對衝性的一種效應。凡是對衝性的效應,一定是階段性的,也就是説今年減了明年不一定減,或今明兩年減,後年就不一定減。但這一兩年的減稅降費大家注意,無論是增值稅還是社保費,都沒有設立減降的時間界限,這主要是因為它不是通過政策調整的辦法來實施,而是通過制度變革的途徑來落地的。

  舉凡制度變革,往往具有長期性、穩定性的特點。無論增值稅還是社保費,從它減降的那一天起,就是奔着一種長期實施下去,具有可持續效應的目標來安排的。為什麼要這樣變?顯然新發展階段的發展環境和發展條件的變化是基礎,雖然統籌發展和安全戰略考量是一個指引。

  貨幣政策也是如此的,現在關於穩健的貨幣政策提法是“靈活精準、合理適度”。這種穩健的貨幣政策與以往相比有哪些不同?一是把服務實體經濟放在特別突出的位置,將服務實體經濟作為重要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二是無論是保持流動性的合理充裕,還是保持宏觀杠桿率的基本穩定,亦或是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都是奔着進一步解決中小微企業的融資難題而去。再比如綜合運用降準降息和再貸款手段也好,創新直達實體經濟的貨幣政策也罷,還有大型商業銀行普惠小微企業貸款增長30%的安排,這些舉措都是基於小微企業融資更便利,綜合融資成本穩中有降的考量而推出的。這反映了一個非常突出的變化,就是我們宏觀政策的配置,它越來越和微觀基礎緊密對接,越來越和微觀政策深度融合。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經濟政策的布局上有一個特別新的提法,那就是微觀政策要持續激發市場主體活力。把微觀政策擺到整個經濟政策布局這樣一個層面上,加以提出,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新變化。微觀政策幹什麼用?就要圍繞着市場主體這個中心,激發市場主體的活力。以往我們經濟工作談到經濟政策布局的時候,往往關注的是宏觀政策層面,但今天圍繞着2022年的經濟工作進行部署和布局時,把微觀政策納入視野,而且給微觀政策一個明確的定位,就是要激發市場主體的活力。我想這是一個非同小可的信號,它意味着2022年及今後一個更長的時期內,我們國家的經濟政策的布局,或者説是宏觀政策的布局,將越來越清晰地呈現一種新的態勢,那就是宏觀政策和微觀政策深度融合。

  融合的基點在哪?那就是市場主體!宏觀政策和微觀政策圍繞着市場主體這個經濟發展的根基,圍繞着市場主體這樣一個GDP創造的源泉,實行深度融合,為培養市場主體活力而持續發力。

  我認為在堅持穩字當頭,穩中有進總基調的前提之下,無論是繼續做好六穩六保工作,持續改善民生,還是着力穩定宏觀經濟大盤,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保持社會大局穩定,也無論是聚焦提升效能,更加注重精準可持續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還是聚焦靈活適度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而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都要繼續以市場主體為中心,把經濟工作和宏觀政策配置的着力點和着重點扎根於市場主體。我想這既是我們在過去兩年當中中國經濟發展的一條基本經驗,也是一條基本的規律。展望2022年以及更長的一段時間,我們當然要循着這樣一個基本的前行方向繼續前行。

監製:唐心怡

編輯:周佳苗

校對:郭建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