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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與引領——董其昌與明末清初畫壇
2019-01-22 08:44:42 來源: 中國美術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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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淩利中

  晚明傑出的上海籍書畫大家董其昌(1555—1636),集前人之大成,融會貫通,洞察時弊,及時且明智地提出劃分“南北宗”的畫學審美觀,並在實踐中加以充分印證,創中國文人畫理論史上又一高峰。董氏拈出“筆墨”論,昭示“筆性”論,翻開了文人畫創作的新篇章,亦造就了其于畫史上自出機杼、承上啟下的重大歷史意義。

【明】董其昌 秋興八景圖冊之二 上海博物館藏

【明】董其昌 秋興八景圖冊之六 上海博物館藏

  董其昌所處的明末畫壇,面臨並需解決的主要有以下四大問題:一是反思吳門畫派及其後續的局限;二為總結浙派及其末流之失;三需擺脫史無前例藝術商品化的巨大衝擊;四是需從藝術史發展高度梳理前代畫史,並尋求出超越的理論。盡管此時“吳門畫派”之深厚傳統,依然是一個重要淵源,但客觀上,諸遺民畫家之成就,在很大程度上都離不開對董其昌畫學思想的繼承,並造就了以八大、王原祁、石濤、吳歷等為代表的一批大家,達到了又一高峰。無論是以集傳統之大成、注重在筆墨中實現心境與表現的四王(如本展中王原祁《倣高克恭雲山圖》軸),還是“搜盡奇峰打草稿”、注重以天地為師的石濤、弘仁(如本展《新安六家山水圖》卷),以及金陵諸家等,大都是對“筆墨論”各取所需式的個性化演繹與創造。如龔賢發展了董氏積墨法(如本展《木葉丹黃圖》軸);惲壽平疏簡了董氏筆墨,筆性高潔,空靈高逸(如本展《倣古山水圖》冊“毗陵半園唐氏所藏董宗伯小冊”);吳歷親受王時敏指導得南宗正脈,又融以實境另辟蹊徑等等(如本展《湖天春色圖》軸)。

  本文欲指出的一個畫史現象,即明末清初之畫壇,無論是吳門、松江、婁東、新安,還是金陵、武林、姑孰等地,在時局動蕩的朝代更替之際,隨著遺民間往來更為密切,涌現出各畫派互動之潮流。這種現象肇自晚明,如:浙派健將金陵畫家蔣嵩之子蔣乾棄乃父畫風不顧,全以吳門畫風為宗;而吳門張宏卻受金陵畫家影響,欲以實境改造纖弱筆墨,作品亦有為董其昌入目鑒賞者。這種趨勢至清初可謂更為突出,若追溯各家各派之傳統淵源,多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情形。

  與張宏類似的吳門畫家沈顥,所作山水尤得沈周雋永筆法,自稱“家石翁”,為吳門後續中堅。據其自述,萬歷三十七年(1609),與陳繼儒拜訪于董氏寶鼎齋,時受畫藝教誨(題陳繼儒《山川出雲圖》卷,故宮博物院藏),晚年又專注整理畫理。其題跋中透露極多,如曾聆聽董其昌暢談古代筆法,並作記錄:“北苑、巨然,善用渾墨、積墨、飛墨、焦墨、破(墨)五種家法。”(同上),又如順治十八年(1661)題葉欣《山水圖》冊:“玄宰謂予王右丞有韻文無聲詩,直從禪悟中來,七破蒲團,不獨人功詣極也。故夙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竟空隔陰之迷,渲墨吮毫,政其養攝聖胎處也。”留下了大量第一手董氏畫學史料,其情形如冒襄(1611—1693)康熙十九年(1680)《行書董其昌畫旨》冊、高士奇題董氏《山水畫稿》冊,兩冊皆屬傳世較早的節錄《畫旨》墨跡。

  對新安畫派影響極大者倪瓚,以及在融合黃山實景漸成風尚過程中,往來于吳門、新安間的詹景鳳,嘉定程嘉燧(1565—1643)無疑亦甚為重要。程氏原籍歙縣,僑居嘉定,早年受吳門畫風影響頗深,與沈周凝練磊落之筆性尤合,此後其上溯倪瓚,參融黃山實境,形成了勁健簡括、氣象清疏之風格,亦為受董氏影響者之一。

  孟陽于倪氏畫作多有收藏,且時有透露:“倪雲林畫似陶韋詩,所謂淡而味深,雘而實腴,今人罕知其妙。余家藏《霜林遠岫》《秋溪迭嶂》,皆第一神逸名跡。”(崇禎三年(1630)《倣倪山水圖》扇,上海博物館藏)程氏少時,董其昌曾過其家“索觀倪雲林《霜林遠岫》”(《偈庵集》卷二),更是引以得意。程氏與黃山,可謂鄉緣、畫緣兼有之。據《十百齋書畫錄》錄其《方舟話雨圖》頁透露:崇禎十四年(1641),程氏遊黃山,自桐廬至榆村,宿新店,下富陽。其作品,身後已為清初新安畫家關注,如康熙二十一年(1682)鄭旼《高岡遠眺圖》頁(上海博物館藏)“嘗見程孟陽……偶然摹此,神理不隔,不覺與蕭君尺木(蕭雲從)長歌朗發”。倪瓚與黃山,係新安畫家藝術兩大源泉。程氏之畫風與畫學追求,于彼時彼地能得到共鳴,恐非偶然。

  而一生以董其昌畫學思想為藝術追求的查士標,于新安畫家中頗具代表。其畫尤重元人,且為闡述與發揚董氏畫學的重要實踐者之一。難能可貴的是,查氏不泥于古,于宋元諸家中,找到最為契合自己秉性的小米雲山、倪瓚作為生發點,並參融宋元各家,形成了蕭疏明潔、簡淡清潤的獨特風格。其逝後不到三年,石濤題于鄭旼《倣倪瓚獅子林圖》卷(上海博物館藏)曾評:“余故追思昔時師倪者,漸江名勝,人稱獨步。梅壑(查士標)、允凝(江注)諸輩猶效之。”可見其沉迷倪瓚,推動了清初新安畫家的風氣。

  又如武林藍瑛,早年亦受董其昌影響,如其29歲所作《溪山秋色圖》卷(天津博物館藏)。中年後,通過廣泛交遊,如楊文驄、孫克弘等,尤于諸鑒藏大家如張覲宸等處觀宋元名畫極多(其題跋透露很多),遂上溯宋元,尤于黃公望情有獨鐘,自謂學之“四十余年”(《倣大癡山水圖》卷,尤倫斯夫婦舊藏),終不為董氏畫學所囿,兼容南北,自成一家。不僅獲陳繼儒“謂子久化身作怪”之賞,亦為董其昌認同,曰“筆墨紛飛”(董元行題,同上)。而籍貫會稽,活動于武林的姚允在(1624—1641間有作品),亦為清初畫壇互動潮流健將之一。“簡叔初學于田叔(藍瑛),中年筆力過之,名譽大噪”(龔賢題姚氏《倣江參山水圖》卷),後流寓秦淮,對金陵諸家産生了極大的影響。如與籍貫金陵、寓居吳門的蔣乾形成鮮明對照的雲間葉欣,選擇金陵作為其藝術探索的滋生蒙養之地,其山水近師姚允在,參以金陵地貌氣候,形成了淡遠靜謐的獨特畫風。若追溯上述各家淵源,董其昌之身影若隱若現。

  有關董其昌的研究課題,空間十分廣泛,從某種意義上而言,其難度與復雜性不亞于甚至超越于趙孟頫之相關研究。希冀上博舉辦的此次董其昌展,及相關學術研討,能成為董其昌研究的一個新起點。倘有可能,甚至可能將其列為中國畫史中的一門“董學”,猶如文學史之“紅學”(《紅樓夢》研究),皆為中國傳統文化之經典學問之一。

  (作者係上海博物館書畫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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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錯】 責任編輯: 邢賀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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