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李 蓉
1929年春天的一天，正在莫斯科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的劉伯承看到了兩本從國內傳來的油印小冊子，上面刊載了毛澤東1928年10月為湘贛邊區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所寫的決議和毛澤東11月寫給中共中央的報告。劉伯承看完後激動不已。他拿著這兩本小冊子,興衝衝地來找左權和屈武。他一邊念著文章,一邊深有感慨地説:我真想現在就回國,上井岡山和毛澤東、朱德一起去戰鬥！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紅色政權居然能在白色恐怖的隙縫中生存下來,這確實是偉大的創造,是東方的奇跡,是中國革命的希望之光，這也是井岡山精神放射出來的光芒！
井岡山精神醞釀于開辟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鬥爭實踐
中國共産黨從成立之初，就將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幸福作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1927年9月9日，在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敗後，以毛澤東為書記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敵委員會領導了著名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這是中國共産黨繼八一南昌起義之後，英勇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繼續堅持反帝反封建的中國革命鬥爭的又一重大舉措，也是落實和貫徹八七會議確立的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總方針的具體行動。
秋收起義開始後，起義軍先後佔領了醴陵、瀏陽縣城和一些集鎮，但卻遭到了遠比自己強大的反革命軍隊的抵抗，加上兵力分散、對敵情估計不足、缺乏作戰經驗等，起義軍遭受很大損失。毛澤東決定改變攻打長沙的計劃，命令部隊迅速到瀏陽文家市集中。面對敵強我弱的實際情況，毛澤東主張起義軍放棄攻打長沙的原定計劃，向南轉移到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山區，以尋找落腳點，保存和發展革命的力量。前委會議經過激烈爭論，通過了毛澤東的意見。于是，起義軍撤離湘東地區，向南轉移。部隊繼續南下到達蓮花縣的甘家村。部隊冒雨攻克了蓮花縣城，砸開了監獄，營救出被捕的70多名革命群眾。
秋收起義失利後，起義軍中黨的組織不健全，思想混亂，缺乏彈藥，沒有給養，傷病員也沒法安置。在這種困難情況下，9月29日，起義軍來到江西永新三灣村時只剩下六七百人。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前敵委員會擴大會議，決定對部隊進行改編，將原來的一個師縮編為一個團，使部隊更精幹；同時將黨支部建在連上，班、排有小組，連以上設黨代表，營、團建立黨委；還在連以上建立各級士兵委員會，實行民主制度，在政治上官兵平等。這就是從組織上確立黨對軍隊的領導，使部隊獲得了新生。三灣改編後，部隊出現了新面貌。
10月初，部隊來到江西寧岡縣古城，毛澤東召開前委擴大會議，初步總結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的經驗教訓，研究建立根據地和對井岡山地區的農民武裝袁文才、王佐採取團結改造方針等問題。這樣，秋收起義部隊在遭到挫折後，在毛澤東領導下走上了一條在農村建立革命根據地，以保存和發展革命力量的正確道路。這條道路，代表了大革命失敗後中國革命的發展方向，也是中國共産黨人堅持革命、堅定信念、不怕挫折、實事求是闖新路的結果。
井岡山精神形成于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形成和發展的偉大實踐
毛澤東率領工農革命軍在羅霄山脈中段開展遊擊戰爭，革命形勢發展很快。為了加強黨對井岡山鬥爭的領導，以毛澤東為書記的前委先後派出黨員幹部，恢復、整頓和發展各縣的黨組織。寧岡、永新、茶陵、遂川都有了中共縣委，酃縣有了特別區委，蓮花也有了黨組織。寧岡、遂川、茶陵建立了縣工農兵政府。寧岡、茶陵、遂川、永新等縣都有了地方武裝。到1928年2月，中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已初具規模。
毛澤東率兵上了井岡山，黨的臨時中央開始並不讚同，還命令工農革命軍離開井岡山根據地，去支援湘南暴動。毛澤東奉命指揮部隊分三路下山，同時繼續謀劃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鞏固和發展。
當毛澤東率工農革命軍離開後，國民黨軍隊乘虛而入，闖進根據地，進行大肆燒殺。井岡山根據地除茅坪、大小五井、茨坪等地外，被敵佔領一個多月。剛剛建立的井岡山根據地陷入白色恐怖之中。下山後的毛澤東看到湘東群眾運動開展很好，想到茶陵活動，使湘東與湘南聯繫起來。于是毛澤東派毛澤覃率領特務連往湘南與朱德部聯絡；一面領導部隊就地整訓，還分兵各鄉發動群眾，號召貧苦工農團結起來，開展打土豪、建政權、分田地運動。
與此同時，湘南暴動的部隊由于軍閥混戰暫時結束，致使部隊面臨強敵的攻擊。為了保存實力，朱德、陳毅等當機立斷，有計劃地命令部隊撤出湘南，分兩路向井岡山轉移。毛澤東得知這一消息後，也兵分兩路加以接應。湘南暴動部隊經過艱苦轉戰先後到達寧岡礱市。1928年4月下旬，舉行了慶祝兩支部隊勝利會師大會，朱德、毛澤東先後講話，陳毅宣布工農革命軍第四軍（不久改稱工農紅軍第四軍）成立，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和軍委書記。全軍統一實行毛澤東在三灣改編時提出的建軍制度，重申“三大紀律、六項注意”。朱毛會師和紅四軍的成立，在我軍建軍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國民黨反動派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進行了多次“進剿”“會剿”。毛澤東、朱德領導紅軍在人民群眾的支援下開展遊擊戰，給予敵人有力打擊。他們把紅軍和赤衛隊的作戰經驗概括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這對紅軍遊擊戰爭發揮了有效的指導作用。1928年6月23日，紅四軍主力在永新與寧岡邊界的新、老七溪嶺、龍源口一帶，在赤衛隊、暴動隊配合下，經過激烈的戰鬥，殲滅江西國民黨軍隊的一個團，擊潰兩個團，乘勝第三次佔領永新縣城，粉碎了敵人的第四次“進剿”。龍源口大捷後，湘贛邊界工農武裝割據區域發展為包括寧岡、永新、蓮花三個全縣，吉安、安福各一小部，遂川北部和酃縣東南部，面積7千余平方公里，人口65萬。
1928年6月底，湘贛兩省國民黨軍隊商定于7月7日同時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發動“會剿”。這次反“會剿”，由于湖南省委和一部分同志不明瞭當時的形勢，忽視建立根據地中心區域的堅實基礎，在戰略上分兵冒進，結果不僅喪失了對贛敵實施反攻的戰機，反而導致了井岡山根據地大部被敵佔領和第29團的失散。這就是史稱的“八月失敗”。8月下旬，留守井岡山的紅軍在群眾支援下憑險抵抗，取得黃洋界保衛戰的勝利，打破了敵人的第二次“會剿”。9月，毛澤東率部回師井岡山，連續打了幾個勝仗，收復邊界大部分失地，鞏固了以寧岡為中心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
1929年1月，國民黨調集湘贛兩省敵軍6個旅、18個團的兵力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實施第三次“會剿”。紅四軍主力避敵鋒芒，出擊贛南。留守井岡山的彭德懷，因敵我力量懸殊過大，艱難突圍，井岡山根據地失守。4月1日，紅四軍進駐江西瑞金，與井岡山突圍後轉戰贛南的彭德懷率領的紅三十團（即紅五軍主力）會合，在贛南閩西創建新的革命根據地。此時，湘贛邊界的革命鬥爭仍在繼續。在和井岡山相鄰並同時開辟的九隴山軍事根據地，成為以永新為中心的湘贛革命根據地的重要基地。
革命根據地鞏固離不開群眾的支援。如何動員組織群眾？首先是紅軍要贏得群眾的信任和支援。1928年1月25日，毛澤東通過進一步總結群眾工作的經驗，在遂川縣宣布了工農革命軍最早的“六項注意”：還門板，捆鋪草，説話和氣，買賣公平，不拉伕、請來伕子要給錢，不打人不罵人。4月,在沙田集合部隊進行紀律教育，毛澤東宣布和解釋了“三項紀律，六項注意”。三項紀律是：第一，行動聽指揮；第二，不拿工人農民一點東西；第三，打土豪要歸公。“六項注意”是：一、到府板；二、捆鋪草；三、説話和氣；四、買賣公平；五、借東西要還；六、損壞東西要賠。紅軍的嚴明紀律深受工農的歡迎和擁護，極大地密切了軍民關係，也為工農民主政府的建立和各項工作的開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開展土地革命，發動群眾打倒土豪劣紳，開展分田鬥爭，是共産黨領導井岡山人民開展的革命鬥爭。湘贛邊界大多是比較落後的窮鄉僻壤，地主豪紳壓迫剝削嚴重，人民生活困苦。毛澤東親自到永新塘邊村做調查研究。通過深入的社會調查特別是對土地佔有狀況調查，毛澤東認識到“實行土地革命，消滅豪紳階級對農民的封建的剝削”，是中國的民主革命的重要內容。到1928年7月，根據地各縣普遍分配了土地。“八月失敗”時，豪紳地主大肆報復，土地重新被奪了回去。9月以後，紅軍收復了根據地大片失地。在湘贛邊界特委的指導下，各縣以區為單位，對土地進行了一次復查，有的地方還重新分配了土地。1928年12月，毛澤東制定了井岡山《土地法》，明確規定了土地的歸屬和分配辦法。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開展的土地革命，極大地調動和激發了廣大貧苦農民的革命熱情，動搖了反動統治基礎，解放了農村生産力。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官兵一致，紅軍從軍長到士兵都沒有薪餉，每人每天只有5分大洋的油鹽柴菜錢，經常是吃紅米和南瓜。發夥食尾子，二角則一律二角，四角則一律四角，軍長也不例外。為了節省油，毛澤東晚上辦公也只點一根燈芯的油燈。朱德和戰士一樣下山挑糧。共産黨人的這種艱苦奮鬥精神，對紅軍和人民群眾在敵人的嚴密封鎖下克服各種困難，鞏固和發展革命根據地，發揮了重要作用。
井岡山精神跨越時空，值得我們永遠銘記和大力弘揚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開辟，井岡山精神的醞釀、形成，實際上是中國共産黨人在革命鬥爭中不懈奮鬥，突破蘇聯城市為中心模式，探索中國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的一個生動縮影，是中國共産黨人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實際緊密結合的典型范例。井岡山精神和紅船精神、蘇區精神、長徵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一樣，都是中國共産黨的寶貴精神財富。
毛澤東在《井岡山的鬥爭》和《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中指明瞭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以及中國革命政權的實質，總結了井岡山根據地及其他地區建立小塊紅色政權的經驗和教訓，著重分析了中國紅色政權能夠發生、存在的原因和條件，回答了“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問題。毛澤東在井岡山首次提出並闡明瞭“工農武裝割據”的重要思想，得出中國紅色政權能夠繼續存在和發展的結論。
隨著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建立，井岡山的經驗也從1928年初起通過多種途徑在全國各地陸續傳播開來。從1928年1月起，井岡山多次寫長篇報告和派人到中央，詳細匯報創建根據地的具體經過、經驗教訓及鬥爭現狀等；湖南、江西兩省委也多次向中央報告湘贛邊界的情況，使中央對湘贛邊界的鬥爭由不滿意、指責到肯定、讚揚。1928年4月，中共中央籌備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時，專門給朱毛紅軍兩個代表名額。1928年6月4日，中共中央給朱德、毛澤東並紅四軍前委的信中指出“你們轉戰數千裏與反動勢力奮鬥，中央對于你們在這種刻苦的勞頓的生活中而能努力不懈的工作甚為欣慰”。1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共産國際的報告中稱：“惟朱毛在湘贛邊境所影響之贛西數縣土地革命確實深入了群眾”。以後，中央在給湘鄂贛、四川、福建、左右江等地黨組織的指示、信件、主辦的黨報、黨刊及全國性的會議上，多次提及井岡山、朱毛領導的紅四軍，號召各地向井岡山學習，不同程度地推介了井岡山經驗。
各地注意學習井岡山的經驗。正是因為劉志丹等共産黨人既學習井岡山等其他根據地的經驗，也注意吸取其教訓，才逐漸取得了鬥爭的主動權，打開了陜甘邊革命鬥爭的新局面，以後才成為土地革命戰爭後期碩果僅存的革命根據地，成為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長徵的落腳點和八路軍抗日的出發點。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井岡山是中國革命的搖籃。井岡山鬥爭的偉大實踐，對中國革命道路的探索和抉擇、對中國共産黨和人民軍隊成長具有關鍵意義。井岡山時期留給我們最為寶貴的財富，就是跨越時空的井岡山精神。井岡山精神，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堅定信念、艱苦奮鬥，實事求是、敢闖新路，依靠群眾、勇于勝利。”中國共産黨在百年風雨中走過，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歷史留下了深刻的啟示，井岡山精神跨越時空值得我們永遠銘記和大力弘揚。（作者：原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