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學習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
何毅亭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三大組成部分之一，對馬克思主義政黨的事業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恩格斯指出：無産階級政黨的“全部理論來自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列寧認為：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理論“最深刻、最全面、最詳盡的證明和運用”。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面對極其復雜的國內外經濟形勢，面對紛繁多樣的經濟現象，學習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和方法論，有利于我們掌握科學的經濟分析方法，認識經濟運動過程，把握社會經濟發展規律，提高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能力，更好回答我國經濟發展的理論和實踐問題。”
中國共産黨對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探索，始于新中國成立後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創立形成理論于改革開放新時期以鄧小平同志等人為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豐富發展理論于黨的十八大之後以習近平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就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最新成果。這一思想是新時代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的理論結晶，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面臨的國內外環境發生深刻復雜變化。從國外看，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金融危機衝擊後的世界經濟深陷大蕭條而不能自拔，國際貿易低迷，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國家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盛行，我國發展面臨著不穩定性不確定性增加的世界。從國內看，一方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經濟發展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品質發展階段，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另一方面，由于多方面原因，國內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産能過剩矛盾突出，工業品價格下降，金融風險隱患增多，中國經濟發展面臨“三期疊加”，進入新常態。面對新時代的新矛盾新問題，中國經濟該去向何處，迫切需要給予全局性、戰略性、前瞻性回答。正是在這樣的國際國內大背景下，習近平總書記以馬克思主義的深刻洞察力、敏銳判斷力、理論創造力，深刻把握中國與世界發展大勢，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對世界經濟大勢和中國經濟形勢做出科學判斷，創造性地提出一係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創立形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用的新發展理念為主要內容，明確提出：堅持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確保我國經濟發展的社會主義方向；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增強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堅持適應把握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推動經濟高品質發展；堅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係；堅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堅持構建以國內大迴圈為主體、國內國際雙迴圈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明確我國經濟現代化的路徑選擇；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堅定走生産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發展道路；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建設更高水準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堅持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促進經濟全球化健康發展；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堅持正確的工作策略和方法，突出目標導向、問題導向和係統觀念等等，是一個內涵豐富、思想精深、理論深厚的科學思想體係，為新時代中國經濟和現代化建設指明瞭前進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這裏需要特別闡述的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同中國經濟發展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理論飛躍，是指引我國經濟高品質發展、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行動指南，具有鮮明的政治性、人民性、科學性、實踐性、開放性、民族性這六個理論品格。
政治性。政治性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根本品質，集中體現為“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和“堅持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關于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全部理論和實踐的主題，任何時候都不能偏離這個主題；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任務是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堅持和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制度，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援、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推動各種所有制經濟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他特別強調：“我們是在中國共産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大前提下發展市場經濟，什麼時候都不能忘了‘社會主義’這個定語。之所以説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要堅持我們的制度優越性，有效防范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弊端。我們要堅持辯證法、兩點論，繼續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上下功夫，把兩方面優勢都發揮好，既要‘有效的市場’，也要‘有為的政府’，努力在實踐中破解這道經濟學上的世界性難題。”關于堅持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國共産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經濟工作是中心工作，黨的領導當然要在中心工作中得到充分體現。”他反覆強調，“能不能駕馭好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能不能保持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從根本上講取決于黨在經濟社會發展中領導核心作用發揮得好不好。”在領導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我們黨能夠綜合運用政治領導力、思想引領力、群眾組織力、社會號召力，充分發揮統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有效集中資源和調動各方面積極性，充分發揮“全國一盤棋”和“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顯著優勢，把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按勞分配與按要素分配、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有機結合，實現各種體制機制和要素的優勢互補與係統整合，形成推動發展的強大合力，從而推動我國經濟朝著更高品質、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的方向發展。實踐已經證明並將繼續證明，堅持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確保我國經濟發展的社會主義方向，既是我國創造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的制勝關鍵，也是今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的根本保證。
人民性。人民性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最首要的理論品格。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未來社會，“生産將以所有的人富裕為目的”。因此，《資本論》被奉為工人階級的“聖經”。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人民性品格，不僅鮮明提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根本立場，而且闡明瞭一係列實現這一發展思想的理念、方針和政策。習近平總書記鮮明指出，“人民是我們黨執政的最深厚基礎和最大底氣。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這既是我們黨領導現代化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也是新發展理念的‘根’和‘魂’。只有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用，才會有正確的發展觀、現代化觀。”他還指出：“實現共同富裕不僅是經濟問題，而且是關係黨的執政基礎的重大政治問題。”部署經濟工作、制定經濟政策、推動經濟發展都要牢牢堅持這個根本立場，不斷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無論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高品質發展，還是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高水準動態平衡，根本都是為更好滿足人民群眾美好生活需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也要緊緊依靠人民。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深刻闡明瞭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推動改革發展實踐的根本動力。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改革開放在認識和實踐上的每一次突破和發展，改革開放中每一個新生事物的産生和發展，改革開放每一個方面經驗的創造和積累，無不來自億萬人民的實踐和智慧。”他強調，在新發展階段，要更加注重全面調動人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為各行業各方面的勞動者、企業家、創新人才、各級幹部創造更好發揮作用的舞臺和環境。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人民性品格，既鮮明回答了我們的發展是著眼于物的發展還是人的發展問題，又鮮明回答了這個發展是為少數人的發展還是絕大多數人的發展問題，從而更加明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根本目的是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充分體現了我們黨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使命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責任擔當。
科學性。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最終目的就是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因此它的科學性品格集中體現在通過生産力和生産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運動分析，揭示人類社會發展等一係列客觀規律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不僅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揭示的生産力與生産關係的矛盾運動規律、商品生産的價值規律、社會再生産實現規律、資本周轉與迴圈規律等人類社會發展規律，而且遵循、運用和體現了共産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其他經濟社會發展規律。比如，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用的新發展理念，就是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和發展要求，對科學發展的經濟規律、可持續發展的自然規律、包容性發展的社會規律等的進一步豐富和發展，是科學引領中國經濟高品質發展必須遵循的“指揮棒”。又比如，經濟發展新常態和不能簡單以生産總值論英雄的理念，也是從經濟增長的周期性規律出發得出的科學判斷。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説不能簡單以生産總值論英雄，既包括對正確開展經濟工作的要求，也包括正確判斷經濟形勢的要求。不是經濟發展速度高一點，形勢就‘好得很’，也不是經濟發展速度下來一點，形勢就‘糟得很’。經濟發展速度有升有降是正常的，經濟不波動不符合經濟發展規律。”再比如，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同樣是從對市場經濟運作規律的深刻把握中得出的。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市場經濟本質上就是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經濟。”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遵循這條規律，著力解決市場體係不完善、政府幹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問題。正是由于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深刻揭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規律，科學分析新時代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呈現的新變化、新特點和新格局，因而在這一科學理論指導下我國能夠在國內外發展環境發生復雜深刻變化的條件下，準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推動經濟發展劈波斬浪、行穩致遠，取得舉世矚目成就。
實踐性。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實踐性品格，集中體現在它的問題導向和對實踐中如何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産力這個根本性問題的回答上。《資本論》是在深入研究和科學回答英國這個最典型的資本主義社會發展中出現的各種問題而寫成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也是在破解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後面臨的大量新矛盾新問題中形成並不斷豐富發展的。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只能在實踐中豐富和發展，又要經受實踐的檢驗，進而指導實踐。”“我們要立足我國國情和我們的發展實踐，深入研究世界經濟和我國經濟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揭示新特點新規律，提煉和總結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的規律性成果，把實踐經驗上升為係統化的經濟學説。”關于中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論斷，就是習近平總書記根據國際金融危機後世界經濟發生的重大變化、出現的一係列新問題和國內經濟發展面臨的“四降一升”現狀而提出的。他強調，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正是基于這一實踐邏輯的認識，他創造性提出了新發展理念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新舉措。對于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習近平總書記認為：“在當前保護主義上升、世界經濟低迷、全球市場萎縮的外部環境下，我們必須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充分發揮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優勢，逐步形成以國內大迴圈為主體、國內國際雙迴圈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他強調，“構建新發展格局最本質的特徵是實現高水準的自立自強，必須更強調自主創新。”“要塑造我國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重視以國際迴圈提升國內大迴圈效率和水準，改善我國生産要素品質和配置水準，推動我國産業轉型升級。”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源于實踐又進一步指導實踐，並在指導實踐中不斷豐富發展。在這一思想指引下，我國堅持深化改革開放，主動適應把握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有效化解“三期疊加”帶來的問題和矛盾，有力推動經濟發展品質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有效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使我國經濟發展品質和效益躍升了一個大臺階。
開放性。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開放性品格，主要體現為它相容並包，批判地合理吸收資産階級經濟學和其他經濟學流派中反映社會化大生産一般規律的各種學説。馬克思在撰寫《資本論》的過程中不僅從威廉·配第、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等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説中汲取理論營養，而且大膽借鑒聖西門、傅立葉等法國空想社會主義學説的合理內核，創造性轉化和運用德國古典哲學中唯物和辯證的方法。這種開放性理論品格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中得到充分繼承和體現。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形成和豐富發展，不僅科學繼承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毛澤東經濟思想以及包含在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經濟思想中的“理論精髓”，而且廣泛借鑒了現代西方經濟學中的有益成分。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要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指導，總結和提煉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經驗，同時借鑒西方經濟學的有益成分。”“我們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和方法論，並不排斥國外經濟理論的合理成分。西方經濟學關于金融、價格、貨幣、市場、競爭、貿易、匯率、産業、企業、增長、管理等方面的知識，有反映社會化大生産和市場經濟一般規律的一面，要注意借鑒。”當然，對國外特別是西方經濟學，我們要堅持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對其中反映資本主義制度屬性、價值觀念的內容，對其中具有西方意識形態色彩的內容，不能照抄照搬。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這種開放性、包容性、創新性的科學理論品格，使其既立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實踐、注重解決中國發展中面臨的實際問題，又充分吸收國外經濟理論的優秀成果、借鑒各國經濟發展的有益經驗，展現出強大的理論創新活力和實踐引領能力。
民族性。中國是一個有著五千年文明史、14億多人口的發展中大國，改革開放後又實行前無古人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作為指導和引領這樣一個超大規模經濟體穩健發展的指導思想，必然有著鮮明的民族性品格，這主要體現為它始終堅持文化自信，重視吸收中華優秀傳統經濟思想。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獨特的文化傳統，獨特的歷史命運，獨特的國情，注定了中國必然走適合自己特點的發展道路。”因此，“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國，需要對我國歷史和傳統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對我國古代治國理政的探索和智慧進行積極總結”，“圍繞我國和世界發展面臨的重大問題，著力提出能夠體現中國立場、中國智慧、中國價值的理念、主張、方案”。習近平總書記經常引用《道德經》《論語》《管子》《易經》《呂氏春秋》《禮記》《鹽鐵論》《尚書》《中庸》等中華傳統經典中的著述來分析解釋當前的經濟問題，這不僅是對中華優秀傳統經濟思想的繼承和弘揚，更飽含著“以史鑒今、資政育人”的高超智慧。比如《孟子》中有“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強調國家治理的成功主要取決于執政者是否施仁政、合民心，反映了“以民為本”“立君為民”的價值觀，這也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中“人民性”的重要源流。中國傳統經濟思想強調避免因貧富差距過大而導致社會動亂，主張均衡社會財富。《論語》指出，“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這種共同富裕的觀念也體現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共用發展觀念中。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既注重從中華傳統文化幾千年孕育的優秀經濟思想、積淀的豐富治國理政經驗中汲取營養，更注重對中華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因而使這一思想不僅具有深厚的傳統文化底蘊和鮮明的民族性特質，而且更順應歷史發展規律、更符合廣大人民群眾的文化認同，從而為引領新時代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凝聚起廣泛社會共識、提供了強大內生動力。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具有的這些優秀理論品格，使它能夠創造性地回答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經典作家未曾涉足、前輩先人未曾預見、西方經濟理論無法解決的一係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使它能夠深刻回答事關我國經濟發展全局的一係列方向性、根本性、戰略性問題，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注入新的內涵，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更加成熟定型，開拓了21世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從而成為引領我們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強大思想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