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廣州1月26日電 題：從“省港”到“灣區”：大珠三角的百年“紅色足跡”
記者鄧瑞璇
位于廣州越秀南路東園橫路3號的省港罷工委員會舊址（1月21日攝）。新華社發（林曉蕾 攝）
廣州市越秀南路東園橫路3號，一座紅色的小樓靜靜矗立在高樓間。
這裏曾經是清末廣東水師提督李準的花園別墅。96年前，為支援上海人民五卅反帝愛國運動，一場轟轟烈烈的罷工運動席卷廣州和香港兩地，它的領導機構——省港罷工委員會就駐扎在這裏。
《省港罷工工人代表大會第一百次紀念冊》（資料照片）。新華社發
1925年6月，五卅慘案後，中共中央廣州臨時委員會和中共廣東區委指派鄧中夏、蘇兆徵等5人組成黨團，到香港組織罷工。6月中旬，中共廣東區委又指定馮菊坡、陳延年等6人組成黨團，負責發動廣州洋務工人罷工和組織接待香港罷工工人。
6月19日，香港的海員、電車、印務等工會首先宣布罷工，其他工會隨即響應。罷工工人不顧英帝國主義者的阻撓和威脅，回到廣東各地。廣州沙基慘案的發生，更進一步激起中國人民的民族義憤，更多的工人加入罷工行列。
“省港工人運動是一家，兩地工人互動聯繫一直非常密切。”省港大罷工紀念館副研究員馮惠説。
第一批到達東江遊擊區的文化人士合影（資料照片）。新華社發
為有效地領導罷工，中華全國總工會和中共廣東區委成立省港罷工工人代表大會和罷工委員會，作為罷工的最高議事機關和最高執行機關。
這場大罷工持續了16個月，參與人數達到25萬人。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省港工人團結一致，積極參加反對帝國主義和軍閥的鬥爭，為廣東革命根據地的統一作出重要的貢獻，成為廣州革命政府的有力支柱。
這是罷工工人憑證（資料照片）。新華社發
波瀾壯闊的省港大罷工，是中國共産黨成立之初領導中國革命運動的重要實踐。其時間之長、規模之大、組織之嚴密，在中國工人運動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工人運動史上也屬罕見。
如今，省港罷工委員會舊址之上，已建立起了省港大罷工紀念館。它見證著更多的工人加入中國共産黨的隊伍，成為黨最堅實可靠的階級基礎；見證著中國共産黨迅速壯大，成為凝聚人心、擎起反帝民族解放鬥爭旗幟的偉大政黨；見證著黨的領導下，包含港澳在內的大珠三角地區走向解放和發展的“紅色足跡”。
廣州珠江兩岸景觀（2019年3月3日攝，無人機照片）。新華社記者 鄧華 攝
1941年12月，日軍侵佔香港。大批知名愛國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和國際友人被困，面臨日寇搜捕，處境危險。緊急關頭，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南方局領導下，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廣東黨組織及其領導的東江抗日遊擊隊等通力合作，組織營救。
這場空前的秘密大營救歷時6個多月，通過海路和陸路兩條秘密交通線，何香凝、柳亞子、梁漱溟、茅盾、鄒韜奮……許多著名文化界人士和愛國民主人士得以安全撤離。
這是2020年9月12日拍攝的港珠澳大橋（無人機全景照片）。新華社記者 陳曄華 攝
最終從港九地區營救出文化界人士和愛國民主人士共300多人，連同其他方面人士共800多人，還接應了2000多名到內地參加抗戰的愛國青年。茅盾稱之為“抗戰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夏衍感慨“這是真正的肝膽相照，生死與共”。
珠江水浩浩蕩蕩，奔流匯入伶仃洋。曾見證國家民族百年沉浮的大珠三角地區，在黨的領導下，又書寫了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的新篇章。
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深圳前海蛇口片區（2020年9月15日攝）。新華社記者 陳曄華 攝
1980年，在黨中央統籌部署下，深圳、珠海經濟特區成立，“春天的故事”在這裏唱響。
深圳市樂安居商業有限公司董事長張慶傑還記得，每天一大早騎車到30公里外的蛇口碼頭進貨，再騎回羅湖販賣的場景。“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羅湖遍地都是可以做的生意。”他説。
位于改革開放前沿的廣東與港澳聯繫愈發密切，大珠三角地區開始成為全球最重要的制造和貿易重鎮。
這是廣州城市新中軸線珠江新城和珠江兩岸全景照片（2019年6月8日攝，無人機照片）。新華社記者 劉大偉 攝
201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開啟了大灣區建設這一國家戰略。世界級城市群、國際科技創新中心、“一帶一路”建設重要支撐、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圈……新的時代勝景在這裏展現。
“舉全省之力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和深圳先行示范區建設，推動廣州、深圳‘雙城’聯動，充分激發‘雙區’建設的整體效應、集聚效應、協同效應、戰略效應、輻射引領效應。”2021年的廣東省政府工作報告如是説。
從“省港”到“灣區”，近百年來，大珠三角的一枚枚“紅色足跡”，見證了中國共産黨引領全國人民走向繁榮富強的奮鬥歷程，伴奏著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動人足音。
2020年10月8日拍攝的深圳蛇口（無人機全景照片）。新華社記者 毛思倩 攝
2020年9月14日在深圳福田拍攝的深圳河沿岸風光（無人機全景照片）。新華社記者 毛思倩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