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學術界涌進股股清風，從破“四唯”到破“五唯”，再到破除“SCI至上”，針對評價機制等方面的突出問題，改革力度不斷加大。

　　近日，教育部印發《關于破除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唯論文”不良導向的若幹意見》，明確要求“十不得”，包括不得將SSCI、CSSCI等論文收錄數、引用率和影響因子等指標與資源分配、物質獎勵、績效工資等簡單掛鉤，防止高額獎勵論文等。

　　SCI即“科學引文索引”，有近60年的歷史，其姊妹版SSCI就是“社會科學引文索引”，都是美國科學資訊研究所研制的文獻索引係統，被全世界廣泛使用。1989年，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推出“中國科學引文數據庫”，這是我國第一個引文數據庫，相當于“中國版SCI”。

　　1997年底，南京大學資訊管理係(現資訊管理學院)提出，要研制中國自己的SSCI。1998年，南大組建了蘇新寧教授主持的項目團隊，2000年5月，第一版《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在北京發布。

　　從提出破除“SCI至上”、破“五唯”，再到“十不得”，都意在打破學術界的“出身論”，以本領論英雄。作為CSSCI的最初設計者，蘇新寧如何看待學術評價領域種種改革，CSSCI背後又有哪些故事？

2016年，蘇新寧教授訪問美國華盛頓大學。受訪者供圖

　　靠“化緣”做出第一版CSSCI

　　“我做CSSCI有三個初衷，一是促進學術研究，二是加強學術管理，三是開展學術評價。”説到這裏，蘇新寧嘆了口氣，“哪知道，學術界後來就認一個學術評價。”

　　據他回憶，中國大陸引進SCI可追溯至20世紀80年代末，“當時南京大學率先提出接受SCI評價體係，此後，全國高校中，南京大學在SCI連續7年論文發表第一、連續8年論文引用第一。”

　　“那時候中國科研力量弱，期刊水準低，SCI甚至還沒有收錄中國的期刊，我們需要借鑒國外的學術平臺，來提升自己的影響力，但現在不一樣了。”蘇新寧認為，“必須建立我們自己的平臺，打造我們自己的頂級學術期刊。”

　　“如果説過去幾十年學術界是‘走出去’，現在是‘引進來’的時候了。”他説，“我們應當努力把好論文發在中國期刊上，把自己的期刊水準弄上去，把優秀成果留在國內，讓中國期刊而不是中國論文去影響國外，不能以‘走向世界’‘國際化’為借口，把好東西送出去，讓大量的優秀成果外流。”

　　回首初創CSSCI的1997年，時任南大資訊管理係主任鄒志仁即將退休，他和時任南大圖書館常務副館長的楊克義一起找到蘇新寧，提出“做一件能填補國內空白的事”。

　　“我的想法是，當時國家在自然科學領域已經有了中科院研制的引文數據庫，但社會科學還沒有引文索引，文科的論文成果還有待規范，很多文章缺失參考文獻、摘要，有些甚至沒有作者單位，用的還是筆名。”蘇新寧説，“他倆年紀已經大了，最後商量，決定這件事交給我來做。”

　　1998年，CSSCI正式在南大立項。蘇新寧把前期工作分為三步，第一步是觀察和分析SCI，第二步去北京調研當時其他幾家學術數據庫，了解同行的進展和差異，第三步才開始嘗試。

　　“我的初衷是，CSSCI的設計起點要比其他數據庫高，要兼具科學研究、科技管理和學術評價三種功能。”但由于早期開發經費不足，學校給的錢只夠買設備，“那是1998年，有買設備的錢就不錯了，我們買了十來臺，但後續還是沒有錢，沒辦法，只能去借。”

　　沒錢給學生，蘇新寧就從自己的科研經費裏給研究生發每月200元的助研費，為了項目能繼續下去，還陸續向圖書館借了近百萬元。香港科技大學也和南大簽訂共同研制開發協議，支援了50萬元港幣，並先期支付25萬元。就這樣，靠“化緣”，CSSCI頑強地撐過了“襁褓期”。

　　轉折點發生在1999年，教育部領導來南京大學調研，對CSSCI很感興趣。“學校社會科學處處長要我去匯報，但找不到人，就把電話打到了家裏，等我下午回家的時候才知道，那時人家已經到另一所高校了，我就急忙趕過去。”

　　因為準備倉促，教育部領導提出10天後再演示CSSCI，蘇新寧帶著3名研究生三天三夜沒睡覺，做好了演示係統，圓滿完成匯報任務，為他們爭取到教育部重大項目奠定了基礎。

　　2000年，南京大學成立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同年5月，第一版《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新聞發布會在北京舉行，宣告CSSCI正式誕生。

　　意外進入無聲世界，卻成就學術上的“命運交響曲”

　　20年來，CSSCI收錄了包括法學、管理學、經濟學、歷史學、政治學等在內的25個大類、500多種學術期刊。基于CSSCI平臺，蘇新寧也推出了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圖書三份影響力報告，共計500多萬字。

　　2012年，蘇新寧被教育部評為長江學者特聘教授，這是國內情報學界首次有人入選。2014年以來，他已獲得三個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今年又獲得了第二屆全國創新爭先獎。他説，自己現在已經沒有當初三天三夜不睡覺的精力，更多把精力放在帶領團隊、培養新人上。

　　可謂功成名就的蘇新寧還有鮮為人知的曲折。一次手術意外，讓正值學術壯年的他失去了聽覺。

　　時隔多年，蘇新寧仍清晰地記得手術那天是2004年4月28日。

　　“第二天早上我起床刷牙，打開水龍頭，瞬間發現自己聽不到水聲了。”蘇新寧趕緊讓家人聯繫主刀醫生，但對方已經休假外出，等假期後復診為時已晚。

　　“當時是夏天，我就站在大太陽底下，看天空都是黑的。”蘇新寧説，“聽不見別人説話，也不知道自己説得對不對，對一名教師來説，這是致命的打擊。”

　　除了絕對的寂靜，還有無盡的耳鳴。“那感覺就像站在飛機發動機下面，原來耳聾不僅是聽不見，還會有巨響。”那段時間，蘇新寧曾冒出過“死了算，真不想活了”的想法，家人、同事、學生們心急如焚，大家輪流值班，保證24小時有人陪伴。

　　為了防止自己做出不理智的舉動，蘇新寧第一次注冊了QQ號，買了2只視頻攝像頭，其中一只送給朋友，到朋友家安裝好，“我對朋友説，太太出門上班，你就開視頻，咱倆打過招呼以後就各幹各的。”

　　“沒有耳朵，我還有眼睛和手。”在大家的鼓勵下，3個月後，蘇新寧重新站在了講臺前。為了防止講錯話説錯字，他讓前排學生隨時用手勢提醒自己，一堂課下來常常汗流浹背，幾次差點虛脫。

　　和學生無聲交流的兩年裏，蘇新寧承受著巨大的生理和精神壓力，堅持指導了7名博士生和7名碩士生。

　　事故發生後，蘇新寧有幾個月沒敢回家見父母。“當時父母已經八十多歲，不能讓他們知道我耳朵壞了，雖然我會讀唇語，知道他們在説什麼，但時間長了還是會露餡，比如他們在背後叫我，我卻沒反應，只能説自己太忙太累了，想去睡會兒，睡醒了就趕緊走。”

　　2005年，蘇新寧裝上了人工耳蝸，在家人和學生們的幫助下逐漸恢復了聽力。

　　“回首那段日子，耳朵壞了是我的財富。”蘇新寧説，“首先我經歷了人生中最沉重的打擊，而且挺過來了，現在看都不算什麼；第二，自己在最困難的時候感受到了組織的溫暖，學校、學院都在關心我；第三，耳聾給了我奇妙的體驗，你知道嗎，耳鳴有時會突變成一段好聽的‘交響’曲，我有點明白為什麼貝多芬耳聾後依然能堅持創作。”

　　見記者不相信，蘇新寧説，他曾經把自己“聽到”的曲調哼出來給朋友聽，大家也覺得“蘇新寧怎麼突然有音樂細胞了”，但其實，蘇新寧是欣賞不了音樂的，因為聲音是連續的模擬信號，而人工耳蝸是把模擬信號轉化為離散的數字信號，所以並不能轉化為樂曲。

　　“無聲世界讓我能夠靜下心來做學問，早上起來以後我會特意不戴人工耳蝸，雖然什麼都聽不見，但是工作效率提高了，沒人打擾，別人打電話來我也不知道。”蘇新寧説。

　　從2002年到2011年，整整十年，蘇新寧最終完成了《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影響力報告》三部曲，其中大量工作是在他失聰後完成的。時任《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主編的龍協濤，把這些成果比作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

　　推動情報學從資訊管理領域回歸

　　今年11月，已經65歲的蘇新寧第三次拿下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這次，他關注的是“面向國家戰略的情報學教育和發展研究”。他説，“是時候讓情報從資訊管理領域回歸了。”

　　資訊、知識、情報，三者的區別在哪裏？天上有一塊烏雲，這是資訊；如果你沒有知識，只會覺得天空發暗，有了知識，就知道烏雲意味著要下雨，但這個知識對決策的支援作用很小。情報則是根據雲層的情況判斷什麼時候會下雨，它和資訊的區別就在于能否輔助決策。這個“烏雲説”，是蘇新寧已經在課堂上講了20多年的經典案例。

　　完成了學術三部曲後，蘇新寧把更多精力放在思考學科的未來上。在教育部第四輪學科評估中，南京大學資訊管理學院的情報學被評為A+，作為學院的首席專家，蘇新寧感到，要推動情報學向更高層次、更寬領域發展。

　　其實，在我國高校，情報學關注的並不是軍事情報，而是科技情報。

　　“科技情報曾對我國發展起到過非常重要的作用。”蘇新寧介紹，1956年，中科院成立情報研究室，後來成為中國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恢復高考後，情報學作為一個學科開始招生，“那時候談的都是科技情報。”

　　但到了20世紀90年代，隨著全球掀起信息化浪潮，國內情報學界認為，要將情報拓展到資訊的范疇，從以往研究各類科技文獻，向資訊情報發展，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92年9月，中國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更名為中國科學技術資訊研究所。

　　“在高校，圖書館學、情報學與檔案管理這些專業，已大多改為資訊管理或者資訊資源管理。1998年專業目錄調整之後，情報學作為本科專業就沒有了。”蘇新寧説，如今，情報學界更多在做資訊管理，很多本學科的青年學者，研究的區塊鏈、人工智慧、深度學習等，其實這些屬于其他科學，“感覺就像自家地裏卻種的是別人的種子。”

　　為什麼現在要重提情報學？“因為隨著技術的不斷發展，資訊的獲取變得容易，對決策的輔助作用也變小了。我們不僅要有資訊，還必須有足夠的知識和判斷才能形成情報。”蘇新寧説，“以前講科技情報，以後情報要真正為國家安全與發展戰略服務，科技情報要和軍事、安全、經濟、生態、醫學健康等情報融合，發展‘大情報’科學，增強情報學對國家發展的促進作用。”

　　“我們最希望聽到人家説‘這不可能’。200年前，有誰想到還能把幾噸重的鐵疙瘩送上天，誰又知道後來有了飛機、火箭？”蘇新寧説，“不可能就意味著有可能。為國家做‘瞭望者’，這是我們作為情報學人的使命。” （記者陳席元）

　　新聞連結：

　　教育部“十不得”劍指“唯論文”問題

　　CSSCI“始作俑者”怎麼看“破除SCI至上”

　　“唯論文”是高校評價體係的痼疾 “十不得”能否根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