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紅色教育取得豐碩成果、紅色教育基地遍地開花的同時，也暴露出一些問題：有的基地教學內容乏善可陳，教育效果不理想；有的基地對紅色資源研究不足，好資源難以講出好故事，甚至出現將野史外傳當歷史事實介紹的情況；有的地方紅色教育各自為政，形不成合力，甚至發生惡性競爭……這些問題使紅色教育的效果打了折扣，甚至産生負面效果。

黨員幹部接受紅色教育 張博文 攝

　　數量增加快，品質提升慢，警惕成為“低級紅”

　　目前，紅色教育主要分為兩種形式。一種是以先進人物及群體的紀念物、標誌物為載體，通過參觀紀念館、遺址等紅色教育基地，學習、了解先進事跡，進行精神洗禮和理想信念教育。這類教育一般時間較短，不需開班上課。

　　另一種則依托專業紅色教育培訓基地，以培訓班、學習班等形式，為全國各地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國企、高校等提供紅色教育和相關拓展活動。基地可根據對象人數及具體培訓需求定制課程、提供個性化教育方案，並配有相對完善的教學場所和食宿設施，相對專業。

　　半月談記者調查了解到，許多紅色教育培訓基地對幹部群眾理想信念教育産生積極影響，但仍有一些紅色教育培訓基地存在培訓形式呆板、培訓供給與培訓需求脫節等問題。比如，有的紅色教育培訓基地內容多為靜態陳列，多是一人講多人聽，體驗感、參與感較弱。同時，一些紅色教育培訓往往只是普及簡單的歷史知識，教學內容與現實意義關聯不大，培訓供給與培訓需求脫節。

　　紅色教育培訓基地教學內容參差不齊、史實宣講亟待把關，已成為一些紅色教育培訓基地面臨的突出問題。為了叫響名片，一些教育基地刻意拔高自己，將野史外傳當作歷史事實來宣傳介紹。

　　一些紅色教育培訓基地對黨史研究不深刻，甚至將歷史事實與相關文藝作品混為一談，將文藝作品刻畫的人物故事充作革命史實。還有一些本與革命歷史無關的景區，為了吸引遊客，硬是制造出“紅色景區”，讓人難以信服。

　　“我們的黨員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水準較高，用小説、故事怎能真正讓他們産生共鳴？”黨史專家、重慶市地方史研究會會長周勇説。

　　教學、研究雙不足，好資源難以講出好故事

　　半月談記者發現，一些地方建有高標準的紀念碑和陳列館，但解説員只能將墻上的解説詞背誦一遍，一旦來參觀的人問得深入點，解説員就説不清原由。

　　“全市能夠從事紅色教育專題培訓的教師相對比較缺乏，數量上難以滿足培訓需求。”寧夏固原市文旅部門相關負責人説。

　　“我們的講解員現場講解沒問題，生動性、感染力都很強，但在理論素養上肯定還有進一步加強的空間。”重慶紅岩聯線文化發展管理中心相關負責人説，領導幹部政治素養、理論水準高，給他們講課如果沒有深度，啟發效果肯定不好。

　　近幾年，紅色教育培訓受到高度重視，培訓需求井噴式發展，許多紅色教育基地的硬體上來了，但教學、研究等“軟件”卻未能及時跟上。一些教育基地啟用專業知識相對不足、照本宣科的工作人員，學員反映效果平平。

　　在一些規模較小的紅色教育基地，師資數量不足、名師少、年齡斷層等問題普遍；地方性、特色化的教材數量少，課程只會講簡單故事，不會做理論提升；缺乏激勵機制，教師積極性不高。

　　研究能力弱也是問題一樁。黨史、軍史都需要專業的研究人員考證挖掘，而各地黨史研究室、地方志辦公室行政化、機關化程度高，往往不能提供足夠的研究支撐。這造成一種後果：個別紅色教育基地借著地方黨史缺少上級權威部門認定、規范的空子，自説自話，高調誇大本地在歷史上的地位。

　　山東省海陽市委組織部副部長林森説，海陽地雷戰精神有著豐富的文化積淀，但黨校中能講好地方黨史的人不多，難以做深度課程開發。“如果有更高層次的專家指導帶動，我們的教育培訓將更加自信、成熟。”海陽市文化和旅遊局局長、黨組書記趙中國説。

　　即使是像紅岩這樣在全國紅色教育培訓基地中相對規范、領先的基地，也存在研究力量不足的短板。“在課程開發、理論研究方面，紅岩有自己的專家隊伍，與一般紅色教育培訓基地相比有優勢，但與專業科研機構相比還有不足。”重慶紅岩聯線文化發展管理中心相關負責人説，這是紅色教育培訓基地普遍面臨的難題。該中心通過與重慶市委黨校、部分高校合作，開發了47門課程，效果雖然不錯，但仍有改進的空間。

　　旱澇不均、缺乏聯動，惡性競爭露頭

　　隨著紅色教育基地不斷涌現，旱澇不均的現象開始出現。知名紅色教育基地供不應求，提前預約都有難度，名氣小的則“門前冷落車馬稀”。

　　基層幹部透露，重點紅色教育基地多在中央和地方相關項目資金傾斜的基礎上發展起來，運營維護還算順暢。一些小規模的教育基地所處地理位置較偏，基礎設施普遍薄弱，僅能維持基本運轉，缺乏滿足現代紅色教育培訓需求的設施，延伸服務幾同空白。

　　西部某黨校教務處處長介紹，據初步統計，該省區大概有110多個點可以作為紅色教育基地去挖掘，但有的地方去的人多，有的地方只立了紀念碑。

　　一些地方的紅色教育基地尚未形成整體效益，各説各話。即使是同一主題的紅色資源，也是各地挖掘亮點，各自為政，導致“有點沒線，有線沒面”。比如，多個紅色教育基地分屬不同縣管理，相互之間難以協同，打造不出精品線路。

　　西部某地紅色資源保護利用、挖掘研究、宣傳推介均由市縣兩級文化旅遊局一個科室負責，紅色教育培訓師資隊伍建設管理、課程教材開發等由該市市委黨校承擔，而紅色教育現場教學基地建設管理又由教學基地所在的景區管理部門負責，這些職責分屬不同職能部門，缺乏統籌推進紅色教育培訓的體制機制。

　　“統籌整合方面確實存在問題，現在縣裏面只能做縣裏面的內容，地域之間的條塊分割很嚴重，行政管理體制壁壘也體現在教育基地建設上。”東部某市委組織部長表示，部門互動才能發揮規模效應，因此應從制度層面進行引導、規范，打通地市、省域之間的阻隔。

　　缺乏聯動也引發惡性競爭的苗頭。比如，長徵橫跨十幾個省份，多省份圍繞長徵精神建設了多個紅色教育基地。“講長徵精神可以，但要講得準確，不能過分強調這裏或那裏是最重要的。”西部某紅色教育培訓基地負責人説，一些地方為了自身發展，過分拔高自己所在地在長徵中的地位；還有一些地方用財力拼地位，多出錢、多建場館，以此誇大當地的革命貢獻。（記者 陳國洲 于瑤 李偉 徐海波 閆祥嶺 譚暢 刊于《半月談》2020年第22期）

【糾錯】

責任編輯： 詹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