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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前,在敵機轟炸中發稿的新華社編輯部
2020-10-23 15:00:09 來源: 新華每日電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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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11月,在陳伯堅首批隨軍入朝後不久,新華社以林麟為組長,李耐因、徐熊任記者的九兵團記者組隨軍入朝,並在冰天雪地和戰火紛飛中採寫了第二次戰役東線作戰的通訊報道。

  1951年1月下旬,新華社特派國內部軍事組組長普金入朝,建立新華社志願軍總分社,由志願軍政治部宣傳部副部長李唯一兼任社長,普金任專職副社長,是總分社的實際負責人。

  “新華社進駐的礦洞坑道很長,還是兩層的,每層高和寬都有約2米,有的地方還有一塊較大的空地。編輯部在上層,下層是機要。洞中生活不見天日,又十分潮濕,‘嘀嗒嘀嗒’的滲水聲,被大家戲稱為‘水簾洞’。特別是空氣不好,還曾發生過有害氣體溢出致使兩位同志昏厥,幸好被及時發現抬出洞外,才保住性命。”

  朝鮮戰場的環境十分艱苦,志願軍總分社的編輯部常年設在陰暗潮濕的山洞裏,駐地附近幾次遭到敵機轟炸、掃射。圖為總分社何友、李健華、孫大文等同志在山洞內學習。

  在抗美援朝戰爭中,一直在總分社擔任編輯工作的朱承修此前回憶:“從踏上朝鮮國土直到停戰,新華社記者們的工作、生活都與防空密切相關。中國人民志願軍總部駐地隨戰線變化曾多次搬家,直到1951年4月搬到平安南道的檜倉,就再也沒有動過。檜倉是一個規模不小的金礦,山上多條被採空的礦洞和綿長的坑道成了防空好處所,也是我們工作、住宿的地方。”

  從入朝後到1952年上半年,大家每天只吃兩頓飯,夥房在山下,大家輪流下山打飯。一次下山打飯,一枚啞彈讓朱承修逃過一劫。

  “那天9時多,當我拎著一桶飯一桶菜上到半山腰時,兩架黑乎乎的‘野馬式’飛機突然低飛著衝過來。我把兩個桶一放,就滾到旁邊排水溝的草叢裏。”朱承修眼見著飛機上的機槍手朝自己射擊,子彈從頭頂飛過,還沒等人跑開,又有兩架飛機呼嘯而來,發射的一枚火箭彈就落在離他20來步的山坡上。“火箭彈竟然沒有爆炸,我趕緊拎桶上山。那次,政治部駐地山溝裏共落了20多枚炸彈。後來,司令部派工兵扛走了那枚細長的火箭彈。”

  抗美援朝時期新華社前線記者與空軍英雄張積慧的合影,前排右起為蘇群、謝芝麟、張積慧、曾思明、劉紫池、殷步實;二排右起為丁德潤、崔佳山;三排右起為閻吾、徐熊、朱承修。

  他記憶中的又一次危險時刻,是1952年的8月5日。

  那時,工兵在洞外為總分社蓋起了兩個掩蔽部,洞對面一個由機要室專用,洞口一個是編輯辦公的地方,“掩蔽部用一塊塊厚大的石塊壘起作墻,門窗貼上白紙透光,大家白天晚上都在那裏工作。”

  一天晚上9時左右,一架美軍B-29轟炸機投下的炸彈突然在離掩蔽部幾米的空地上爆炸,窗戶紙被震成碎片,蠟燭被震滅,桌上的稿紙飛了一地,大家馬上飛奔進洞。

  “同事丁德潤和我坐在最裏面,要把地上的稿紙一張張摸起來。當我最後進洞時,第二批炸彈掀起的泥土石塊就打在我們背上。洞裏冬暖夏涼,夏天也要披棉襖,當時幸虧有棉衣在身。”

  朱承修回憶,進洞後大家點起蠟燭看稿,頭頂不斷傳來爆炸聲,有點兒像打悶雷,燭火也被震得飄動起來。直到第二天,大家才發現掩蔽部外被炸出一個大坑,但只損失了一個破臉盆。同志們説:“如果那炸彈不是偏了幾米,總社就得重新派人來接替我們的工作了。”

  新華社志願軍總分社的很多工作人員都有過同炸彈、機槍子彈擦肩而過的經歷。一次,機要組組長連培生回安東,由于坐在一輛吉普的最後排,人太擠,兩腳只能翹在車外。結果中途遇空襲,一梭子彈下來,只覺得腳一震,下車疏散時感覺走路不對勁,才發現一只鞋的後跟被打掉了。

  1951年抗美援朝第5次戰役期間,新華社記者李耐因隨軍(26軍)採訪,經常露營,寫稿子也常是在樹下、路邊或臨時搭起的棚子裏。這是記者李耐因(右)在臨時搭起的防空棚下,向軍隊參謀人員請教戰況。

  盡管工作生活條件異常危險艱苦,與敵機周旋是常態,新華社志願軍總分社專職副社長普金對大家的要求依舊嚴格。“業務上要求編輯尊重記者的勞動,戰地採訪,每一篇稿件都來之不易,‘槍斃’稿件是大事,要盡量挽救。”朱承修回憶。不少稿件都是大家一起研究探討,一商量就是一兩個小時,“稿子編得不好,馬上就被打回來”。(記者 強曉玲、張博令)

【糾錯】 責任編輯: 徐宙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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