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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家衛國筆為槍 抗美援朝戰場上的新華社記者
2020-10-23 07:38:57 來源: 新華每日電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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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年前,朝鮮戰爭爆發,在這場二戰結束後最大規模的國際戰爭中,新華社作為唯一在中國人民志願軍中建立分支機構的國內新聞單位,共派出了100多位記者、編輯及工作人員赴朝

  耳邊是隆隆的炮聲,頭頂是美軍偵察機,手中的筆仍在紙上沙沙作響。通過設在“水簾洞”裏的前線編輯部,新華社發出大量的消息、通訊和述評,國內民眾得以了解戰爭形勢,國際社會得以聽到來自中國的聲音

  志願軍戰歌歌詞是他們“發現” 的;羅盛教、邱少雲、黃繼光等“英雄兒女”是他們“發掘”的;有記者甚至還臨危指揮了戰鬥……

  他們記錄報道那段氣壯山河的英雄史詩,將生死置之度外。他們有的入朝24小時就犧牲了,有的在停戰協議剛簽署後不久倒下了。7位新華社新聞工作者永遠留在異國的土地上

  70年彈指一揮間,追思從未遠去,讓我們走近朝鮮戰場上這群塑造 “最可愛的人”的新聞工作者,走近這支以筆為槍保家衛國的“筆墨勁旅”

  抗美援朝時期,新華社先後派出大批記者赴朝參加新聞報道工作,圖為新華社志願軍總分社部分記者在朝鮮戰地合影。前排右起:普金、高向明、何友、陳伯堅、于逢源、朱承修、劉爾寧、何日紅;後排右起:崔佳山、劉紫池、殷步實、戴煌、蘇群、李方詩、王玉章、成一、徐熊、紀兆璞、曾思明、謝芝麟、丁德潤、路雲、李翼振。

  “新華社朝鮮北部某地七日電……共和國人民軍最近在朝鮮西北部的作戰中取得了重要勝利。在此次作戰時期,有中國人民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志願部隊的組成,這個志願部隊在人民軍總司令部統一指揮之下,和人民軍一道參加了作戰。

  在中國人民志願部隊的參加之下,人民軍在溫井、雲山一帶擊潰了李承晚匪軍第二軍團四個師及美軍一部,迫使該方面美國侵略軍及李承晚匪軍逃至清川江以南。”

  這是1950年11月7日,新華社播發的志願軍入朝作戰第一條電訊,也是10月19日志願軍入朝作戰後,我國第一次公開披露志願軍參戰情況的戰報。

  “新華社這篇《朝人民軍在中國志願部隊援助之下已在朝鮮西北部取得重要勝利》電訊消息一出,即成為國際上最大的新聞頭條,給了包括美國在內的‘聯合國軍’各參戰國極大震動。11月8日,《人民日報》在一版頭條刊登。”

  在新華社社史館二樓的展廳裏,除了上述文字,還擺放著當年電文的手寫原稿,戰地記者的筆記本、記者證,以及獲得的各種軍功獎章,還有戰場上用過的電文發報機……

  在北京佟麟閣路新華社大院的這座古建築裏,不僅陳列著當年新華社記者奔赴抗美援朝戰場的相關文物史料,更有刻在烈士墻上的雕像和不朽的名字。

  總喜歡過來轉轉看看的朱承修老人,如今身體已大不如前,面對新華社後輩記者的採訪,90歲的他,思緒沉浸在70年前的崢嶸歲月中。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新華社先後派出陳伯堅等50多名記者、編輯赴朝,組建了新華社志願軍總分社及其分支機構。這是新華社歷史上首次向國外大規模派出記者採訪報道。

  “在整個抗美援朝戰爭中,新華社是唯一從總部到各兵團有係統機構的對外報道單位,另一個新聞機構《志願軍報》是部隊內部報紙。”朱承修在回憶文章中寫道。

  據不完全統計,僅在1951年和1952年兩年中,新華社志願軍總分社共向總社發回消息、通訊、述評約1000篇,平均每月發稿40多篇。

  新華社記者奔赴前線,將生死置之度外,用筆和鏡頭記錄那段氣壯山河的英雄史詩。新華社發自朝鮮的一條條電文,真實報道了中國人民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取得的重大勝利,反映了戰爭的進程和基本形勢,揭露了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本質及其失敗,廣為傳播志願軍戰士舍生忘死、浴血奮戰的英雄事跡,始終感召、鼓舞和激勵著出徵戰士和國內各族人民同仇敵愾、萬眾一心的愛國情懷,直至最終贏得抗美援朝戰爭的偉大勝利。

  “新華社關于上甘嶺戰役報道,採寫播發的黃繼光、楊根思、邱少雲、羅盛教等英雄人物報道在國內外産生了重要影響。”新華社新聞研究所高級編輯萬京華,1994年開始從事新華社社史研究,其中包括抗美援朝報道相關研究。她説,“新華社在朝鮮參加抗美援朝新聞報道工作的除志願軍總分社外,還包括平壤分社,以及在開城談判期間參加我方代表團新聞處工作和中國記者團的人員,此外還有從事對外、攝影報道的記者。同時,新華社還分批派出許多報務員、機要員、譯電員等赴朝鮮前線工作。”

  在朝鮮戰場上,新華社每一位工作人員都經歷了生與死的考驗,其中7位新聞工作者犧牲,100多位記者、編輯和報務、機要人員獲得了朝鮮二級國旗勳章、三級國旗勳章和軍功獎章。

  1992年10月,時任新華社總編室副總編輯的朱承修重返朝鮮檜倉,專程到中國人民志願軍烈士陵園,為與自己同批入朝的郭普民、高健飛,以及後來犧牲的劉鳴等烈士獻上鮮花,深深鞠躬,並長久佇立。朱承修説:“在那寂靜幽深的山谷裏,眼望長眠朝鮮戰場的同事們,那是一種難言的情感……”

  70年彈指一揮間,追思從未遠去,讓我們走近朝鮮戰場上這群塑造“最可愛的人”的新聞工作者,走近這支以筆為槍保家衛國的“筆墨勁旅”。

  “紀念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年主題展覽”中,展出的《中國人民志願軍戰歌》手稿。新華每日電訊記者劉小草攝

  “戰歌”是這樣唱響的

  《中國人民志願軍戰歌》歌詞出自新華社的報道

  “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

  1951年8月,朱承修和新華社其他記者編輯,像大多數志願軍戰士一樣,就是唱著這支《中國人民志願軍戰歌》奔赴朝鮮戰場的。而這支激昂鏗鏘、動人心魄的“戰歌”,正是源于新華社的一篇報道,採寫這篇報道的是首位隨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採訪的新華社記者陳伯堅。

  1950年9月,美軍在朝鮮仁川登陸,大舉越過三八線,把戰火燒到鴨綠江,悍然轟炸了我國境內的一些村莊。

  此時,作為新華社資深記者,陳伯堅已從新華社三野總分社調到總社軍事組工作。10月2日,新華社社長陳克寒找陳伯堅談話,告知由于形勢的發展,組織要派他到東北邊防部隊。

  10月12日,陳伯堅從北京啟程經沈陽前往安東(今丹東),到剛剛組建的中國人民志願軍政治部報到。

  期間,在某炮兵部隊戰前動員的採訪中,連隊墻報上一首表現“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詩引起陳伯堅的注意,他趕緊抄在筆記本上,在文字上略做了修改,如原文中“邁過鴨綠江”,改為“跨過鴨綠江”;“中華好兒女”改為“中國好兒女”;“打敗美國野心狼”改為“打敗美帝野心狼”等。

  很快,應朝鮮政府請求,中國決定“抗美援朝,保家衛國”。

  10月中旬,陳伯堅隨彭德懷率領的中國人民志願軍部隊跨過鴨綠江,進入朝鮮戰場,進行戰地報道。此前在安東部隊採訪記下的那首詩,始終縈繞在陳伯堅心頭。

  1950年10月,中國人民志願軍跨過鴨綠江,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新華社記者陳伯堅、林麟、李耐因、徐熊等先後隨軍入朝,進行前線採訪報道。

  “新華社朝鮮北部某地二十五日電 ‘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保和平,衛祖國,就是保家鄉!中國好兒女,齊心團結緊,抗美援朝鮮,打敗美帝野心狼!’——這是記者在前線上的中國人民志願部隊中聽到的廣泛流傳著的一首詩……”

  1950年11月25日,新華社播發了陳伯堅的戰地通訊《在朝鮮戰場上的中國人民志願部隊》,文章的開頭他引用了自己曾抄錄的那首詩。次日,《人民日報》刊登題目為《記中國人民志願軍部隊幾個戰士的談話》,並將這首詩編排在報紙醒目位置。

陳伯堅的戰地通訊《記中國人民志願軍部隊幾個戰士的談話》。

  報道播出後感動了無數國人,著名音樂家周巍峙當即為這首詩譜了曲,定名為《中國人民志願軍戰歌》。由于當時報道中並未提及詩的作者,也未署記者名,“戰歌”發表初期,詞作者署為“志願軍戰士”。

  “1951年3月,陳伯堅從朝鮮戰場回國休整,總政的工作人員找到他,説要把這首歌曲獲獎的一筆獎金發給他。”陳伯堅的夫人胡修亞生前曾對前去採訪的萬京華説。

  原來,工作人員在查詢歌詞作者時,聽當時正在北京的新華社平壤分社社長劉桂梁説,作者可能是陳伯堅,“因為他曾在安東聽陳伯堅當面誦讀過此詩。”陳伯堅聽後趕緊向來人説明,自己不是詩歌作者,“真正的作者是某炮兵部隊的連指導員,但部隊番號和姓名已不記得了。”正是根據陳伯堅提供的線索,後來有關部門終于找到了這首詩的原作者麻扶搖。

  敵機下的總分社

  敵人扔下的炸彈離新華社編輯部只有幾米之遙

  “1950年11月,在陳伯堅首批隨軍入朝後不久,新華社以林麟為組長,李耐因、徐熊任記者的九兵團記者組隨軍入朝,並在冰天雪地和戰火紛飛中採寫了第二次戰役東線作戰的通訊報道。”

  “1951年1月下旬,新華社特派國內部軍事組組長普金入朝,建立新華社志願軍總分社,由志願軍政治部宣傳部副部長李唯一兼任社長,普金任專職副社長,是總分社的實際負責人。”

  “新華社進駐的礦洞坑道很長,還是兩層的,每層高和寬都有約2米,有的地方還有一塊較大的空地。編輯部在上層,下層是機要。洞中生活不見天日,又十分潮濕,‘嘀嗒嘀嗒’的滲水聲,被大家戲稱為‘水簾洞’。特別是空氣不好,還曾發生過有害氣體溢出致使兩位同志昏厥,幸好被及時發現抬出洞外,才保住性命。”

  朝鮮戰場的環境十分艱苦,志願軍總分社的編輯部常年設在陰暗潮濕的山洞裏,駐地附近幾次遭到敵機轟炸、掃射。圖為總分社何友、李健華、孫大文等同志在山洞內學習。

  在抗美援朝戰爭中,一直在總分社擔任編輯工作的朱承修此前回憶,“從踏上朝鮮國土直到停戰,新華社記者們的工作、生活都與防空密切相關。中國人民志願軍總部駐地隨戰線變化曾多次搬家,直到1951年4月搬到平安南道的檜倉,就再也沒有動過。檜倉是一個規模不小的金礦,山上多條被採空的礦洞和綿長的坑道成了防空好處所,也是我們工作、住宿的地方。”

  從入朝後到1952年上半年,大家每天只吃兩頓飯,夥房在山下,大家輪流下山打飯。一次下山打飯,一枚啞彈讓朱承修逃過一劫。

  “那天9時多,當我拎著一桶飯一桶菜上到半山腰時,兩架黑乎乎的‘野馬式’飛機突然低飛著衝過來。我把兩個桶一放,就滾到旁邊排水溝的草叢裏。”朱承修眼見著飛機上的機槍手朝自己射擊,子彈從頭頂飛過,還沒等人跑開,又有兩架飛機呼嘯而來,發射的一枚火箭彈就落在離他20來步的山坡上。“火箭彈竟然沒有爆炸,我趕緊拎桶上山。那次,政治部駐地山溝裏共落了20多枚炸彈。後來,司令部派工兵扛走了那枚細長的火箭彈。”

  抗美援朝時期新華社前線記者與空軍英雄張積慧的合影,前排右起為蘇群、謝芝麟、張積慧、曾思明、劉紫池、殷步實;二排右起為丁德潤、崔佳山;三排右起為閻吾、徐熊、朱承修。

  他記憶中的又一次危險時刻,是1952年的8月5日。

  那時,工兵在洞外為總分社蓋起了兩個掩蔽部,洞對面一個由機要室專用,洞口一個是編輯辦公的地方,“掩蔽部用一塊塊厚大的石塊壘起作墻,門窗貼上白紙透光,大家白天晚上都在那裏工作。”

  一天晚上9時左右,一架美軍B-29轟炸機投下的炸彈突然在離掩蔽部幾米的空地上爆炸,窗戶紙被震成碎片,蠟燭被震滅,桌上的稿紙飛了一地,大家馬上飛奔進洞。

  “同事丁德潤和我坐在最裏面,要把地上的稿紙一張張摸起來。當我最後進洞時,第二批炸彈掀起的泥土石塊就打在我們背上。洞裏冬暖夏涼,夏天也要披棉襖,當時幸虧有棉衣在身。”

  朱承修回憶,進洞後大家點起蠟燭看稿,頭頂不斷傳來爆炸聲,有點兒像打悶雷,燭火也被震得飄動起來。直到第二天,大家才發現掩蔽部外被炸出一個大坑,但只損失了一個破臉盆。同志們説:“如果那炸彈不是偏了幾米,總社就得重新派人來接替我們的工作了。”

  新華社志願軍總分社的很多工作人員都有過同炸彈、機槍子彈擦肩而過的經歷。一次,機要組組長連培生回安東,由于坐在一輛吉普的最後排,人太擠,兩腳只能翹在車外。結果中途遇空襲,一梭子彈下來,只覺得腳一震,下車疏散時感覺走路不對勁,才發現一只鞋的後跟被打掉了。

  1951年抗美援朝第5次戰役期間,新華社記者李耐因隨軍(26軍)採訪,經常露營,寫稿子也常是在樹下、路邊或臨時搭起的棚子裏。這是記者李耐因(右)在臨時搭起的防空棚下,向軍隊參謀人員請教戰況。

  盡管工作生活條件異常危險艱苦,與敵機周旋是常態,新華社志願軍總分社專職副社長普金對大家的要求依舊嚴格。“業務上要求編輯尊重記者的勞動,戰地採訪,每一篇稿件都來之不易,‘槍斃’稿件是大事,要盡量挽救。”朱承修回憶。不少稿件都是大家一起研究探討,一商量就是一兩個小時,“稿子編得不好,馬上就被打回來”。

  “武記者”臨危指揮戰士殲敵

  著名軍事記者閻吾被誤為是指揮員,“將錯就錯”成功指揮了戰鬥

  “新華社朝鮮前線十三日電 美國騎兵第一師在朝鮮戰場上已經受到過多次的沉重打擊,但是,從來還沒有遭到過像最近一次這樣慘重的殺傷。在范佛裏特的‘秋季攻勢’中,騎一師在西線擔負自鐵原、漣川以西地區北犯的主攻任務,經過了兩個星期的激烈作戰,共被殺傷萬人以上。在戰鬥過程中,該師因傷亡慘重曾補充兵員三次。騎一師被俘的官兵垂頭喪氣地説:‘這是騎一師歷史上最黯淡的日子!’

  ……”

  這是1951年11月13日播發的新華社記者閻吾的通訊名篇《痛殲美軍騎一師》。

閻吾的通訊名篇《痛殲美軍騎一師》。

  被稱為“武記者”的閻吾,以參加戰鬥最多、採寫戰地新聞最多、在前線組織戰役性報道最多,創造了我國軍事新聞史上的三個“之最”。在抗美援朝戰場上,這位著名的軍事記者曾寫下《守衛在漢江前線的志願軍英雄們》《臨津江前線的一個頑強的坑道戰》《“打破疑慮,堅決回祖國”》等軍事新聞名篇。同時,更不可思議的是在戰地採訪中,在指揮員犧牲的情況下,他臨危指揮戰鬥並取得勝利。

  那是在一次隨軍的行動中,部隊與敵遭遇,戰場上指揮員英勇犧牲,而此刻敵軍又一次向我軍撲來,沒有了指揮員,仗還怎麼打?

  情急之下,有戰士看到閻吾身上背著望遠鏡,誤以為他就是指揮員,隨即請求閻吾下命令指揮戰鬥。

  作為戰地記者,閻吾始終跟隨部隊,清楚地了解敵人,也知道部隊的整個作戰意圖,並堅信擊退敵人,就會為後續大軍打開勝利通道,于是毅然指揮部隊投入戰鬥。

新華社軍事記者華山與閻吾(右)在朝鮮前線。

  隨後,戰士們組成戰鬥小組向敵軍衝殺過去,搶佔了山頭陣地。接著閻吾又向部隊首長報告了戰場的最新消息,大部隊迅速趕來,取得了殲滅敵人的勝利。

  “赴朝參戰的新華社記者,不少都有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戰地採訪經驗,他們的骨髓裏始終堅信自己就是一名戰士,在戰火紛飛的朝鮮戰場上,為了完成採訪報道任務,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曾經採訪接觸過不少赴朝記者的萬京華説。

1951年夏新華社記者閻吾(右)、李耐因在開城停戰談判會場帳篷外留影。

  光輝的戰鬥,永遠的電文

  新華社關于上甘嶺戰役的報道,使“上甘嶺”一詞成為英勇無畏、浴血報國的代名詞

  參加過第五次戰役、上甘嶺戰役等報道工作的新華社記者李翼振曾回憶説:“我們的記者下部隊深入採訪,與前線年輕戰士吃住一起,不怕苦累,不顧生死,甚至前進到離敵陣不遠的我軍孤守前沿的哨兵崗位,親切慰問最可愛的戰士。”

  特別是上甘嶺戰役的報道,使“上甘嶺”一詞後來在中國長期成為英勇無畏、浴血報國的代名詞。

上甘嶺戰役期間,國內報紙刊登的新華社部分報道版面。

  採寫了《志願軍在上甘嶺創光輝戰例》等報道的李翼振,曾經參加過淮海、渡江戰役報道,回憶起“上甘嶺”那場空前慘烈的戰鬥,這位老記者曾感慨:“那可真是世界戰爭史上的一大奇跡。敵人雖然擁有飛機、坦克、大炮的絕對優勢,然而,在志願軍將士們的頑強抗擊下,卻難以向前推進半步。上甘嶺成了美國侵略者的‘傷心嶺’。”

  新華社記者王玉章在朝鮮前線採訪的兩年多時間裏,曾到過志願軍的10個軍,朝鮮的東線、中線、西線都去過,他曾在回憶中寫道:“只有深入到戰爭的第一線採訪,同戰士們在一起,同甘苦共生死,才能同戰士們心連心,才能體會到他們的愛國主義、國際主義、革命英雄主義的心胸和情懷,才能體察到他們是以怎樣的積極性、創造性和英勇獻身的精神來戰勝擁有現代化裝備的敵人的。”

  朝鮮戰爭停戰談判期間,戰俘遣返問題一度成為敵我雙方鬥爭的焦點。曾參加過遣俘報道的高向明,是抗美援朝戰場上為數不多的幾位女記者之一。她曾接受採訪説,美方在談判桌上謊稱朝中戰俘“拒絕遣返”,要求實行所謂的“自由遣返”,實際上是要用殘暴手段扣留大批志願軍戰俘。為了揭穿敵人的陰謀,高向明和記者王殊採寫了反映中朝戰俘在戰俘營中為反對美方迫害扣留而進行堅決鬥爭的《美國將軍的供狀》和《虎口余生》等通訊,同敵人的虛假宣傳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後來談判代表團用報道中提到的事實在會議上大力揭露美方強迫扣留我戰俘的陰謀。”

  嚴寒的氣候和惡劣的環境,使一些前線記者染上了疾病。

  新華社記者姜慶肇在大德山採訪時,與部隊戰士們一起住在被稱為“地下長城”的坑道裏。不到10天,他就病倒了,腰直不起來,兩眼模糊看不清東西,經醫生診斷是風濕病和夜盲症,他堅決要求留在團衛生隊治療。

  “就是在治療期間,他仍舊主動向醫護人員了解部隊傷病員情況,並請衛生隊領導同意他每天採訪一兩位傷病員,根據採訪的素材,他趴在兩塊木板拼成的病床上,寫下了反映志願軍戰士從來自祖國的家信中獲得鼓舞和力量的通訊《家信和喜報》。”萬京華説。

  新華社記者徐熊傳染上斑疹傷寒,病倒于戰地,在志願軍戰地醫院搶救下獲生,但有半個多月時間他一直處于昏迷中,在一邊接受治療,一邊向後方醫院轉運,回國休養一段時期之後,他再次入朝參加前線報道工作。

  在前線採訪的新華社戰地記者,體力消耗很大,需要定期回國休整,但由于沒有更多的軍事記者替換,志願軍總分社的很多採編人員都始終堅守在朝鮮,直到停戰才回國。

  不朽的文銘記不朽的名

  黃繼光、邱少雲、楊根思、羅盛教……新華社不少報道名篇被收入教材、拍成電影

  “在朝鮮北部成川郡石田裏寺洞山的南山坡上,有一座新建的墳墓。一個多月,凡是在這座墓前經過的軍民人等,都懷著崇敬的心情走上墓基,憑吊這位埋葬在朝鮮土地上的中國英雄——中國人民志願軍某師偵察連文書羅盛教同志。

  ……”

  這些文字,幾代中國人都不陌生。

  這就是後來被節選入小學語文課本的長篇通訊《不朽的國際主義戰士羅盛教》,記述了一名中國人民志願軍戰士舍身搶救落水朝鮮少年的英雄事跡。

1987年人教版小學《語文》課本中的《羅盛教》一文。

  這篇電文是新華社記者戴煌于1952年2月4日從朝鮮前線發回的報道。

  “1952年1月26日下午,正在平壤附近一個山村裏的志願軍某部駐地採訪的戴煌,接到普金的電話,要他趕往一百幾十裏外的成川郡石田裏,去採訪志願軍戰士羅盛教的犧牲事跡,要求越快越好。”多年前,萬京華曾經在北京寓所採訪了當時健在的戴煌老人。

  “這匹馬老實,你就騎它!”戴煌當年回憶,接到報道通知正是嚴冬,到處冰天雪地,路非常難走,部隊又派不出車。團政委劉玉堂讓戰士牽來一匹不起眼的老白馬對戴煌説。

  就這樣,在經歷了從馬上跌落拖行、徒步翻越雪山,連夜穿行滿是積雪的陡滑山路,這位在抗日戰爭時期就參加革命,曾參加過淮海戰役和渡江戰役採訪報道的新華社記者,在27日夜抵達羅盛教烈士生前所在部隊的駐地。

新華社記者戴煌1952年冬在朝鮮前線。

  採訪期間,戴煌看到,村民們在羅盛教的墓前豎起了一塊五尺多高的墓碑,用朝鮮文寫著:“……生長在朝鮮土地上的人民,都應該永遠地牢記著我們的友人羅盛教同志,學習他偉大的國際主義精神。”

  在翻閱羅盛教生前的日記書信時,戴煌更被烈士生前的一首短詩深深打動,“當我被侵略者的子彈打中以後/希望你不要在我的屍體面前停留/應該繼續勇敢前進/為千萬朝鮮人民和犧牲的同志報仇!”這些生動的素材都被記者引用到稿件中。

  後來,這篇通訊經志願軍總分社編輯朱承修初編,又經過普金改定,用特急電發往北京總社。《不朽的國際主義戰士羅盛教》的報道經新華社播發後,很快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

朝鮮人民寫給羅盛教父母的感謝信。新華每日電訊記者劉小草攝

  像《不朽的國際主義戰士羅盛教》一樣,抗美援朝戰爭中,新華社很多新聞報道在國內外産生了重要影響,上甘嶺等戰役的殘酷和志願軍戰士的忠勇;黃繼光、楊根思、邱少雲、羅盛教等志願軍戰士的英勇事跡,就是通過戰線上新華社記者的一條條生動的電文,一篇篇鮮活的報道,傳回國內抵達讀者而家喻戶曉的。

  1951年和1952年,總社特派記者華山曾先後三次到朝鮮前線採訪。

  “燈光又一閃亮。我也來得及看清了:布滿大炸彈坑的稻田,炸裂的冰棱,黑壓壓一片忙碌的人影:揮鋤的,挑土的,扛著土袋的,……深陷的車轍穿過奔忙的人叢。汽車又在黑暗中顛簸起來。‘這是敵機的重點封鎖區。’團長安靜地説。濫炸政策失敗以後,敵機最近又來一套‘重點轟炸’,幾架‘B二九’一早一晚,集中一點扔下幾百顆大炸彈,硬把周圍的地皮掏爛,炸飛,連路基也給抬跑了。可是汽車來往,只要丈把寬的一條路面。

  工兵一陣突擊道路又通了。

  ……”

  這是1952年5月26日播發,由華山採寫的通訊《萬裏縱橫到處家》。

  1938年就到延安參加革命的華山,是新華社著名的軍事記者,曾任新華社社長的穆青這樣評價華山:“他的才華超過了我們同時代的許多人。”他的短篇文學作品《雞毛信》和新聞特寫《英雄的十月》分別入選小學和中學語文教材。抗日題材的作品《雞毛信》還被改編為同名電影,影響了幾代國人。

電影《雞毛信》海報

  華山的戰地通訊非常善于從整個戰局著眼,通過細致化的文學描寫,以及性格鮮明的人物形象,使人們既能看清戰爭的形勢,又有很強的可讀性。

  “抗美援朝期間,總社和總分社要求前線記者要多寫短小精悍的作品,多寫事實,多寫典型,能精確及時大量地報道,還要加強調查研究,及時發現新情況新問題,採取多種新聞形式進行報道。”萬京華説。

  1952年上甘嶺戰役期間,新華社全面、生動地報道了中國人民志願軍英勇頑強、機智靈活的戰鬥情景,極大地鼓舞了全國軍民“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鬥志。圖為國內報紙刊登的新華社部分報道的版面。

  在1952年10月下旬到12月下旬上甘嶺戰役報道中,由記者石峰、王玉章採寫的《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黃繼光》和通訊員鄭大藩採寫的《偉大的戰士邱少雲》兩篇稿件,分別報道了黃繼光用身體堵住敵人正在發射子彈的槍眼和邱少雲為執行潛伏任務在熊熊烈火中犧牲的事跡,感動了億萬國人。

  而“楊根思英雄排”的事跡報道,無疑是新華社記者華敏“抓住採訪時機,掌握戰報特點,積極完成採寫任務”的一篇出色報道。

新華社記者華敏在朝鮮前線。

  “作為新四軍老戰士,楊根思在解放戰爭時期就曾接受過新華社膠東分社記者華敏的採訪。”萬京華説,楊根思犧牲前,當時華敏正在其所在部隊採訪,兩人還曾交談過。當聽到楊根思壯烈犧牲的消息時,悲痛之余,華敏意識到應該馬上投入採訪報道。他曾説:“如果不抓緊時間採訪戰場目擊者,等傷員轉移後,可能就根本來不及了解詳情,那會貽誤報道時機。”

  華敏當即找到並採訪了戰鬥中負傷的幾位傷員,“他們都是親歷者,目睹了楊根思最後犧牲的壯舉和戰鬥的經過。”

  很快,中國人民志願軍某部三連連長楊根思,抱著炸藥包與敵人同歸于盡的英雄事跡,被華敏寫成了一篇1000多字的通訊。

  “敵人的反撲持續著,一次接著一次,倒下的屍體迅速增加。楊根思的一排人也因英勇傷亡而逐漸減員。敵人多次反擊無效,集中了重炮和B二十九型重轟炸機,將爆炸彈、燒夷彈,甚至汽油,都倒向這座小山頂,他們用成噸的鋼鐵來對付這一排人。

  ……

  當他打出最後一顆子彈時,四十多個敵人已經爬近山頂。在這危急的時刻,楊根思握起了一包十斤重的炸藥,拉響導火索,向敵群衝去。”

  1950年12月24日,新華社發自朝鮮北部的通訊《不朽的楊根思英雄排》播發,在國內外傳播開來,這是中國媒體在朝鮮戰場上首次對外報道楊根思英勇犧牲的事跡。

  後來,電影《英雄兒女》在拍攝時,導演和編劇在對志願軍英雄王成犧牲的細節進行具體構思時,部分取材于楊根思的事跡。

電影《英雄兒女》海報

“紀念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年主題展覽”中,展出的楊根思遺物。新華每日電訊記者劉小草攝

  華敏曾告訴萬京華一個細節:

  在楊根思犧牲前的那幾天,華敏正在以楊根思為連長的某部三連採訪,並與戰士們建立了深厚的友誼。一天晚上,連隊忽然接到戰鬥命令,大家馬上進入作戰準備。根據有關規定,打仗時記者不能直接上前沿陣地。一些戰士來跟華敏道別,“華記者,這一去我們可能就回不來了!”華敏忙鼓勵説:“你們一定要活著回來,我還要報道你們的戰鬥事跡呢。”華敏和楊根思以飯碗相碰,為他和戰士們壯行。隨後,楊根思率領連隊冒著風雪翻山越嶺急行軍前往前沿陣地。

  “報道發出後,連楊根思所在團都還不完全了解他犧牲的具體情況。”萬京華説,“如果不是記者身在前線,和志願軍戰士同甘苦共患難,是很難在這麼短的時間裏將這一消息準確報道出來的。”

  血灑異國疆場

  郭普民、高健飛、劉鳴、周斯傑、樊勳龍、馬自亮、丁明7位新華人為國捐軀

  在朱承修的回憶中,1951年8月,剛剛進入朝鮮戰場的經歷刻骨銘心。

  “8月24日晚上8時,我們乘坐東北軍區派來的全新蘇聯嘎斯卡車,由一個班的警衛戰士護送開往朝鮮。”之前,作為總社從華東總分社抽調志願軍總分社的4名工作人員之一,朱承修一行十幾人先行抵達安東。

  “由于沒有制空權,我們都是晚上趕路,白天找地方休息。公路上每隔一段就布置有哨兵,監聽有無飛機聲音,如有情況,立即鳴槍報警。由于槍聲頻繁,走不多遠就要停車防空。”就在進入朝鮮的第二天夜晚,悲痛的一幕發生了。

  “當時我們汽車正開著大燈猛駛,又一次響起防空槍。司機馬上熄燈,就在車子繼續向前滑行的瞬間,我突然感覺自己被拋了起來,騰雲駕霧似的翻了出去。我立即意識到:翻車了!接著人被摔進一個積水的淺坑裏。胸部和手上壓著行李和器材箱。等我拼命爬起來時,就聽見有人大喊‘救人’。”那是8月25日晚上9點半左右,朱承修記得很清楚。

  借助手電筒的燈光,大家看到乘坐的卡車側翻著,車幫下有兩個人,背著身體,頭部被死死地壓住。“摔倒的人一擁而上,想把車翻過去,大家叫著號子,一次次努力,但車子紋絲不動。”朱承修説,兩位同志就這樣犧牲了。

  由于天色太黑看不清,等站隊點名時大家才知道,被壓的是記者郭普民和一名警衛戰士,另外還有兩名警衛戰士受了重傷。兩位烈士被迅速掩埋在離公路不遠的山坡上,兩塊木板就是他們的墓碑。直到朝鮮停戰後,總分社才把兩位烈士的遺骸遷至檜倉,安葬在中國人民志願軍烈士陵園。

新華社記者郭普民,1951年8月在朝鮮犧牲。

  翻車時,不少人受了傷,朱承修的兩手也腫得厲害。于是大家在附近的老鄉家裏住下,直到9月15日,東北軍區和志願軍總部才派車來接大家去檜倉。

  “同志們向著太陽向著自由,向著光明的路……”

  這天是中秋節,車子一路向南。記者丁德潤和高健飛領頭唱起《光明讚》。朱承修寫道:“當車行一個多小時,經過我們翻車的地方時,月光下我們清清楚楚地看到路邊那兩座墳墓。車裏一片沉寂,大家默默脫帽悼念。”

  抵達檜倉幾天後,高健飛被調去開城。9月24日晚,他乘坐的美國小吉普在接近開城時遭遇空襲,疾駛的車子掉進了一條反坦克溝,高健飛被甩出車外犧牲了,那天是他們入朝整一個月的日子。

新華社記者高健飛,1951年9月在採訪途中犧牲。

  “這麼短的時間就有兩名同志犧牲,這讓我們大家非常痛惜。”朱承修曾感嘆,“高健飛畢業于燕京大學,從北京相識一路同行到前線,他的勤奮刻苦和機敏幹練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停戰後,由普金主持,高健飛的遺骸由開城遷至檜倉志願軍烈士陵園。

  2011年,新華社建社80周年,曾在志願軍總分社工作過的記者李健華捐獻了一個筆記本,它的主人就是在朝鮮戰場上犧牲的年僅24歲的新華社記者高健飛。李健華當時回憶,當年高健飛十分珍惜這個筆記本,本芯用完了,舍不得扔掉,將本皮拆下來,把裁剪好的薄紙加進去繼續使用。

高健飛烈士遺物。新華每日電訊記者劉小草攝

  “新華社朝鮮前線二十八日電 德山裏是朝鮮的一個普通的小村莊。它受到美國侵略者的蹂躪和淩辱,但是,它沒有低頭,它更加勇敢地站立起來,倔強地和美國侵略者鬥爭。

  當美國飛機侵入開城中立區第二次轟炸南日將軍住所的消息傳到村中後,十七歲的高中生、少年團員閔致英暫時丟下了他想做一個文學家的理想,第四次寫下了要求參加人民軍的決心書。

  ……”

  今天,在新華社社史館裏,大家仍能從那本字跡娟秀的筆記本中看到高健飛採寫通訊《倔強的朝鮮人民》一稿中的重要素材。

新華社記者劉鳴,1952年8月寫稿時遇敵機空襲犧牲。

  1952年8月10日,新華社播發了新華社記者劉鳴採寫的通訊《火線一夜話祖國》。其實,這篇通訊發出前8天,劉鳴已經在一次敵機轟炸中壯烈犧牲了。

  “1952年8月2日上午,新華社記者劉鳴正在位于坑道式防空洞內,我志願軍西線某師前線指揮所值班室伏案寫稿,一架敵機飛過該地上空,投下6枚炸彈,其中一枚炸彈在洞頂爆炸,防空洞頓時垮塌,劉鳴在爆炸中犧牲,烈士的鮮血染紅了衣衫,染紅了身邊未完成的稿件。”

新華社記者劉鳴採寫的通訊《火線一夜話祖國》。

  朱承修在《抗美援朝歲月追憶》一文中,記錄了劉鳴犧牲的全過程。直到8月7日,新華社才以朝鮮前線電頭陸續播出了記者劉鳴之前採寫的《美軍第四十五師的命運》《火線一夜話祖國》。

  “他的絕筆,犧牲時正在修改的稿件,未能從掩蔽部的廢墟中搶救出來,和他一起留在了老禿山前線。播出的這兩篇稿件,是他對新華社最後的貢獻。”

新華社記者周斯傑,1953年8月在採訪途中犧牲。

  1953年8月4日上午,新華社記者周斯傑隨聯合觀察小組去東海岸江亭村軍事分界線與對方組員會晤,途中我方一輛卡車觸地雷被炸毀擋在路上,導致後面朝中組員乘坐的車輛無法按時趕到會晤地點,于是有幾個人乘坐前面帶路的一輛吉普車先行前往,周斯傑本來不在那輛吉普車上,但他為了盡快前去採訪和了解情況,在車子開動的時刻躍身跳了上去,車子開出百米左右觸雷爆炸。

  抗美援朝戰爭中,新華社在朝鮮戰場上犧牲的烈士有郭普民、高健飛、劉鳴、周斯傑、樊勳龍、馬自亮、丁明。

  “我這一生,值!”

  “認真工作,認真生活,就是對那些逝去的戰友最好的紀念”

  “志願軍入朝參戰之初,出于戰略上的考慮,中央決定對外不公開發布任何消息。11月7日,第一次戰役結束時,新華社播發電訊稿是首次對外報道志願軍入朝參戰的消息,是毛澤東授意撰寫並由他親自修改審定的。之後不久,毛澤東又對朝鮮戰場的軍事新聞報道提出了一些具體要求,並指出新華社應派記者去朝鮮採訪發電。”

  萬京華介紹,自1951年1月起,志願軍總分社的建立,是新華社朝鮮前線報道工作逐步走向健全體制的開端。此後,新華社總社、地方分社、軍隊分社等陸續有很多記者、編輯及其他工作人員被抽調或隨部隊到朝鮮前線參加新聞報道工作。

  據萬京華介紹,派出之前,有的記者曾參加過短期學習,有的則是直接上了朝鮮前線。據新華社志願軍總分社1953年2月9日的一份總結中表述,報道方面的工作人員基本上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從部隊新華分社調來,有解放戰爭軍事報道工作經驗,做新聞工作至少五年以上的人員;第二類是從地方新華分社調來,有三年以上新聞工作經驗的人員;第三類是從部隊調來臨時擔任新華社報道工作的人員。

  “新華社在朝鮮參加抗美援朝新聞報道工作的,還有從事對外、攝影報道的記者。這兩部分業務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曾分屬國際新聞局和新聞攝影局,1952年2月歸並到新華社,成為對外新聞編輯部和新聞攝影部等。”萬京華説。

  作為新華社微紀錄片《國家相冊》的策劃及講述人,新華社高級編輯陳小波在2008年搶救性地主持了《攝影世界》“口述新華”專欄,裏面對參與抗美援朝的新華社攝影記者有過採訪報道。

  他們中有在朝鮮戰爭爆發後第一時間秘密入朝的攝影記者袁苓、楊溥濤,並在志願軍出國前回到北京,當時新聞攝影局把他們拍的照片發往國外,這也是社會主義陣營發布的第一批朝鮮戰地新聞照片,包括美國在內的全球媒體紛紛採用。“美軍戰俘的家屬還來信讓他們幫忙探聽親人下落。那一次,袁苓、楊溥濤是追隨朝鮮人民軍南下最遠的外國記者。”陳小波説,楊溥濤也是膠片時代新華社攝影記者中留下照片最多的攝影記者之一。

  在“口述新華”裏,入朝三年的攝影記者楚英曾拍攝了《1953年7月,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勝利會師》的照片,他對朝鮮的記憶更多是“寒冷”,“剛進去時是9月份,光有一個棉襖,最冷的時候,連槍炮子彈都運不上去,更別説衣物了,那真是被凍壞了。”

  2009年,躺在北京醫院病床上,帶著氧氣面罩的楚英給“口述新華”在手掌大的卡片上寫下了“忠誠無悔”幾個大字。

  1951年2月入朝,1955年8月回國的袁汝遜,在朝鮮期間拍攝了所在部隊參加的第五次戰役、交換戰俘、中朝友誼、坑道戰、鋼鐵運輸線等照片。

  他説:“最難忘的是1951年5月搶渡臨津江。朝鮮冬天都在零下30攝氏度左右,5月以後開始零下幾度,我們過江不敢脫鞋和褲子,水齊腰深。八一廠的兩個攝影師都不會水,搶渡時他們把機器頂在腦袋上,我扶著他倆,水裏全是冰碴子,到了對岸,褲子已經結冰了。”

  1951年冬,錢嗣傑開著吉普車拉著記者徐熊和李秉衡從朝鮮北部前往開城,在崎嶇的山路間遭遇敵機轟炸,“躲閃中,車被卡在一個巨大的彈坑中動彈不得,我猛一踩油門,汽車騰空而起,繼續猛跑,呼嘯的彈片在火光裏亂飛,爆炸的氣浪在開闊的地上翻滾。沒有別的選擇,我們只有闖過去,中途還不忘拍幾張照片。”

  錢嗣傑,這名曾在“板門店談判”時擔任談判代表團新聞處攝影組組長的新華社著名攝影記者告訴陳小波,“我這一生,值!”

  “戰爭時期,每一張底片都帶著血。”陳小波説,每當自己把老人幾十年前拍的照片拿給他們看時,老人們都會不約而同地説,“比起那些早晨出去中午就再也沒能回來的戰友,能活到今天,已經是賺了。”

  5年前,新華社新聞研究所編輯羅婷因為“口述新華”,曾採訪過參與抗美援朝的新華社老記者們,她説,老前輩們身上那種對待新聞理想的信念與追求,以及知足常樂的人生態度給她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們的新聞是滲透著戰士們鮮血的,是千百萬人民群眾用血汗澆灌出來的。新聞不是個人的聰明才智,也不是個人的財富,更不能成為謀取私利的工具。”成一老人説。

  華敏老人談得最多的是:“作為幸存者,我覺得自己很幸運。”如今已經92歲的錢嗣傑,在之前的採訪中曾對陳小波説:“我想,認真工作,認真生活,就是對那些逝去的戰友最好的紀念。”

  朝鮮停戰後,新華社在志願軍的報道機構于1954年5月相應改為志願軍分社。1956年,志願軍分社撤銷,由新華總社解放軍分社派記者李犁常駐志願軍進行有關報道,直至志願軍部隊1958年全部撤離回國。

  “1996年,新華社新聞研究所與解放軍分社一起舉行志願軍總分社部分老同志座談會,當時來了很多老同志,曾經戰場上的生死戰友再相聚,大家都很激動。”後來,萬京華也到過不少老人家裏去採訪,很多人已不能再出門。

  “等到2010年,新華社再舉行座談會時,能來的老人已經少了很多。有人甚至穿上了曾經的舊軍裝,胸前佩戴上了各種軍功章。”如今,萬京華能聯係到的老人已經沒有幾位了,後來曾任外交部副部長,96歲的王殊老人,今年9月剛剛離世。

  2018年,新華社徵集社史資料和文物,在朝鮮戰場上曾經做過新華社通訊員的賀應芳,將保存的一張新華社志願軍總分社發給她的油印的稿費通知單捐了出來。

  1951年3月從家鄉重慶應徵入伍的賀應芳,是朝鮮戰場上不多的女戰士之一。作為所在部隊的政治部宣傳幹事,她從一開始抄收新華社新聞,到成為通訊員給新華社寫稿子,追隨新華社記者採訪,並在朝鮮的三年間深深地愛上了記者的職業。1954年,回到國內的賀應芳第一時間給新華社人事處寫了求職信,並附上在朝鮮時的戰地報道,就這樣成了一名新華社記者。

  2015年,新華社總編室的朱小燕曾以口述形式採訪過朱承修,她説,總編室工作的年輕人基本上都認識這位關心國家大事和新華社事業發展的老同志,但對于他職業生涯中那些驚心動魄的戰地經歷,卻知之甚少,他也鮮對人講。

  “整個採訪讓我感動、震撼,數次落淚。”朱小燕説,“從朱老身上,讓我深刻地感受到,在新華社歷史上,有一批像朱老這樣的新華人,在黨和國家需要的時候,置生死于度外,冒著硝煙戰火,以手中的筆和鏡頭為武器,為國家和新聞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用生命寫下對祖國和人民的忠誠。對于今天的我們,他們是新華社的寶貴財富和厚重沉淀,是巨人的肩膀。今天我們一起來回憶他們的崢嶸歲月,不僅是銘記,更是弘揚。”(記者強曉玲、張博令;部分圖片來源:新華社社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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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志願軍戰歌》,跨越70年的“強國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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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錯】 責任編輯: 王萌萌
保家衛國筆為槍 抗美援朝戰場上的新華社記者-新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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