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10月13日電 題：破解“一粒藥”之困——從“三醫聯動”改革看三批國家藥品集採

　　新華社記者屈婷

　　部分藥品開出“地板價”、品質和療效類似的藥品“同臺競爭”、一些中選藥品銷量增長超三倍……歷時近兩年、共計三批國家組織的藥品集中採購，留下太多歷史性的瞬間。

　　從“4+7”局部試點到常態化運作，從政府和聯採辦的“雙層架構”到相關部委的“整合效應”，國家藥品集採制度正成為“三醫聯動”改革的突破口，加快破解藥價虛高、以藥養醫等“一粒藥”之困。

　　讓百姓得實惠：112個品種的藥品平均降價54%

　　治療B型肝炎的一線藥物——替諾福韋酯和恩替卡韋曾經價格高昂，最初每人每年花費在1.3萬元到1.8萬元間。2019年，國家醫保部門通過集中採購，使這兩種藥物的價格下降，每人每年花費200多元。

　　這一通過大幅度降價提高病毒性肝炎治療可及性的改革經驗，得到世界衛生組織、國際衛生專家的高度讚賞，多次作為全球公共衛生治理的成功案例被介紹、推廣。

　　國家醫療保障局局長胡靜林説，集中帶量採購改革是藥品招採機制上的重大創新。“帶量”是整個改革的核心，是回歸招採本義的關鍵。“帶量”確保中選藥品直接進醫院，順利被使用，而以往“招採分離”，中選了還不一定被採購，患者只能“望藥興嘆”。

　　數據顯示，三批國家藥品集採共中選112個品種，藥價平均降幅54%。按約定採購量測算，每年費用從659億元下降到120億元，節約539億元。按報銷比例60%計算，可為患者節省216億元，為醫保基金節省323億元。

　　除了看得見的“真金白銀”，國家藥品集採還通過讓過評倣制藥快速投入臨床，帶動同病種藥品價格的全面下降，通過市場競爭使高價原研藥降價促銷，為各地探索門診統籌、提高慢病重病報銷比例騰挪出空間，有力支撐了創新藥醫保準入談判工作，間接擴大用藥保障范圍，有力提高了用藥品質和保障水準。

　　“集中帶量採購是一場廣泛、深刻的利益調整，關鍵是有黨中央、國務院的堅強領導，帶領我們把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胡靜林説，我們將保持定力、堅持信心，在更大范圍內匯聚共識，堅定不移地把這項工作推進下去。

　　讓藥企吃下“定心丸”：疫情期間銷量穩定，回款速度快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醫藥企業銷售額普遍大幅下滑，但集中帶量採購中選産品始終維持穩定購銷和及時回款，可謂一顆強有力的“定心丸”。從5月份起，第一批擴圍採購品種的訂單已超過疫情前的水準。

　　數據顯示，兩批集採落地以來，中選産品採購進度快于預期，醫療機構回款時間大幅縮短。這對維持企業現金流、促進復産達産發揮了重要作用。近期産生的第三批國家集採中選結果公布後，股市反應平穩，開標當天倣制藥板塊跑贏大盤，説明市場認可度也越來越高。

　　更為重要的是，集中帶量採購還深刻改變了醫藥行業生態，推動醫藥企業更重視行銷轉型和研發創新。

　　重點企業數據表明，一些中選企業銷售費用佔營業收入比例從40%下降到5%至10%左右；一些過評倣制藥對原研藥實現有效替代；一些中選藥企大幅增加研發投入。

　　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胡善聯教授説，在過去“量價脫鉤、招採分離”採購方式下，低價中標藥品由于沒有所謂銷售費用空間而導致“降價死”，難以實現藥價有效回歸合理水準。如今，集採通過以量換價、確保使用，明確藥企市場預期，使其不必再為藥品進醫院而做各種行銷工作，降低銷售費用，真正擠掉了藥價虛高空間。

　　為公立醫院改革“騰空間”：需“三醫聯動”發揮改革合力

　　“一粒藥”不同于普通商品，關係到群眾生命健康安全。如何讓政府監管和市場活力共同發揮作用，避免“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答案就是機制創新。

　　從“4+7”試點、試點擴圍到如今的常態化運作，我國藥品集採機制創造性地建立了“政府組織、聯盟採購、平臺操作”的模式，設立政府和聯採辦“雙層架構”，體現了政策制定和具體操作相分離的思路，形成了企業自願參與、自主競爭的市場發現價格機制。

　　國家藥品集採涉及多個方面，需要“三醫聯動”發揮改革合力。比如，藥品採購離不開醫保部門統籌醫保支付、貨款結算等配套措施；中選品種的使用需要衛健部門指導公立醫院落實改革任務；中選品種的質量監督檢查需要藥監部門推進品質和療效一致性評價工作等。

　　對于因合理使用中選藥品後節約的醫保資金費用，國家醫保局還作出突破性的規定：按不高于50%的比例直接留用給醫療機構。如北京“4+7”試點後，發放了結余留用資金8.2億元，惠及1460家醫療機構。

　　胡善聯説，國家藥品集採砍斷了藥品銷售與醫生處方權之間的直接利益關係，有利于臨床合理用藥，規范處方行為，凈化行醫環境。同時，配套執行的醫保資金結余留用政策，不僅調動了醫療機構參與集採的積極性，也為理順醫療服務價格體係、做好健康促進工作騰出空間。這些都有助于進一步深化公立醫療機構改革，促使其回歸公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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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林經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