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鬱症患者背後的“燃燈者”

　　抑鬱症患者背後涌現越來越多的支援者，來自患者或家屬以及專業從業者

　　28歲的演員尚于博人生最後一個決定，是從樓頂一躍而下。站在樓頂時，他跟好友通了一個電話。他説他在觀景，眼前一片很美的景色。粉絲們議論紛紛的時候，媽媽毛愛珍焦急地想要對全世界解釋，我的孩子是病了，是不由自己決定地病了。

　　一年後的同一天，中國首家關注精神健康和抑鬱症防治宣傳的基金會成立，創始人正是毛愛珍。在國內，精神心理領域醫療端和資訊端的供給仍處于早期階段，社群求生通道閉塞，這是任可的判斷。走出抑鬱症的“小黑屋”後，她創立了已有6萬抑鬱症患者和家屬的線上社群。

　　10月10日是精神衛生日。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目前世界范圍內預計有超過3億人飽受抑鬱症的困擾。據估算，2019年，中國泛抑鬱人數超過9500萬人。在每年約有100萬人自殺的龐大患者群體背後，如今已涌現出越來越多的支援者。這些為小黑屋點燃燈火的人，有的是抑鬱症患者或家屬，有的是專業的從業者。

　　這是一種比身體疾病更易沾染“恥感”的疾病。在中國，只有不到10%的患者接受了相關的藥物治療。萌生過自殺念頭的任可，不能忍受抑鬱症成為“死亡”的緣由；她社群裏的患者，為了到醫院取藥，對單位編造出痛經、拔智齒、為家裏的貓做絕育等眾多理由。

　　毛愛珍一直記得一個畫面：去世兩年前，尚于博第一次在去往片場的車裏，對媽媽提及自己“可能”患了抑鬱症。隨即他趕快説，已經吃了藥，好了。他彎起眼睛，對媽媽笑。

　　朋友

　　在那段無法描述的絕望日子裏，是她的朋友抓住了她。告別“重度抑鬱”的確診單後，任可建立了6萬抑鬱症患者和家屬的線上社群。

　　任可覺得自己痊愈了，並且兩年沒有復發。

　　如今她手機裏有上百個微信群，無數消息不時涌入。有人“曬”出自己的診斷證明，有人展示正在吃的藥物，有人咨詢藥物的副作用，有人糾結下次去醫院取藥要想什麼借口向單位請假。

　　“抑鬱研究所”是一個擁有大約6萬抑鬱症患者和家屬的線上社群。兩年前，任可以“所長任有病”的身份，建立了這個交流互助平臺，主要議題包括日常用藥、互助交流、線上陪伴等。

　　“抱團取暖，相互治愈”是平臺的初創希望。這曾經是任可很需要的。2017年，任可拿到了北京安定醫院“重度抑鬱症和嚴重自殺傾向”的確診單。她形容像被一桶黑油漆，從頭到腳淋透。

　　每天手裏如握著一塊燒紅的炭，卻無法扔掉。任可幾乎沒有辦法開啟新一天的任何事情，呼吸、喝水、穿衣服都讓她感到負累；不敢辭職，努力扮演朋友圈裏得體的成年人。

　　確診後的春節團圓飯，她無法自抑地流下淚水。“我沒有你這樣的女兒。”父親看到了確診單，指著任可説。

　　“如果不能跳樓的話，要窗戶有什麼用？”她常常想起美劇《梅爾羅斯》裏面的這句話。可是相比因重度抑鬱症而自殺，任可更希望經歷車禍，或是在出差的飛機上遭遇失事，似乎這些才是“體面”的離開方式。

　　任可説，在那段無法描述的絕望日子裏，是她的朋友抓住了她，她如同感受到了社會支援的“網”。兩年前，她開始著手建立線上社群。她的抑鬱日記在病友群裏被反覆轉發，她想讓病友知道有哪些出口和方式是可以嘗試的，期待自己一手組建的“網”，能兜住更多的人。

　　兒子離世後，“幫助更多人”也同樣成了毛愛珍的責任。

　　尚于博的手機裏存著一條短信。2011年，尚于博為一位塵肺病人捐贈衣物，並在箱子裏藏了兩千塊錢，寄出去後他給經紀人彭珊發短信説，“幫到趙文海我很開心，以後凡是有這樣的資訊，你轉給我，我要幫助更多的人。”

　　毛愛珍説，孩子的離開，提醒她關注這個龐大卻不被人關注的群體。這或許是她這輩子的使命。

　　媽媽

　　兒子去世一年後。毛愛珍創立了全國首個普及抑鬱症知識相關的基金會。那一天兒子來到夢裏緊緊抱住她，似乎在感謝她做的一切。

　　尚于博去世後，媽媽毛愛珍才發現兒子擁有另一條不為人知的時間線。

　　2011年7月中旬，新戲殺青的尚于博帶父母到歐洲旅行。在瑞士爬山時，尚于博在前面唱著歌，轉身看著幸福的父母，歪頭開玩笑，“我有那麼好嗎？”

　　9月30日，和父母一同到北京昌平郊遊，尚于博拍了很多野生遊魚的活潑照片。

　　10月2日上午，尚于博到西寧參加川藏自駕遊，飛機落地媽媽毛愛珍收到短信：放心，已到西寧，我愛你！

　　10月23日中午，尚于博跟毛愛珍説，有3部戲找他拍，但他拿不定主意，母子倆反覆討論，最後還是抓鬮做了決定。

　　10月24日下午，毛愛珍開車送兒子到電視劇《瑤山大剿匪》首映發布會，臨分別，捋了捋兒子額前的頭髮，目送他走進演播廳。

　　10月25日中午，尚于博站在了樓頂，跟好友的電話裏他説，“我在觀景，我看到一片很美的景色。”

　　毛愛珍後來才看到2009年尚于博的病歷。“近一個月睡不著覺，情緒焦慮，有抑鬱狀態”。拍戲時總犯困、記不清臺詞、注意力難以集中。藥物副作用開始出現，鏡頭裏自己的臉越來越浮腫。

　　他開車去機場，途中一度迷路，甚至開進了玉米地裏。

　　帶父母歐洲旅行前，尚于博抑鬱症復發，此後四個月不斷加劇。

　　9月20日，尚于博本應到經紀人彭珊家裏參加派對，卻拐到另一個小區，上了頂層。突然清醒後怕，卻怕父母擔心，對這事只字未提。

　　10月初與好友自駕西寧遊，在青海貴德的溫泉裏，尚于博躁鬱症發作，開心得哈哈大笑，大喊“我好了！我好了！”。

　　10月23日，兒子來找毛愛珍決定選擇哪一部新戲合作，那時他已經重度症狀發作，無法做出任何決定。

　　10月25日，28歲的尚于博做了人生的最後一個決定。

　　媽媽創業的時間線，從一年後開始。

　　2012年10月25日，尚于博去世一周年，中國首家關注精神健康和抑鬱症防治宣傳的基金會——北京尚善公益基金會成立，毛愛珍擔任理事長。那天，兒子來到夢裏，緊緊抱住她，似乎在感謝她所做的一切。

　　毛愛珍遇見了很多同伴。

　　2014年參與拍攝時，毛愛珍遇見了經受過重度抑鬱症折磨的張進。作為媒體工作者，張進將自己的治病經歷寫成《渡過》幾部書，並組織成立了患者互助組織。第二年，看過報道的杭州抑鬱症患者母親愛咪在一次活動上來主動認識，並在此後發起“鬱金香陽光會”，幫助更多患者走出困境。

　　毛愛珍看來，目前抑鬱症還存在知曉率低、就診率低的問題，要不斷加強抑鬱症知識的宣傳。

　　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統計，全球預計有超過3億人飽受抑鬱症困擾。2019年，中國泛抑鬱人數超過9500萬人，成為心理健康問題“重災區”之一。

　　近年來，公眾對抑鬱症的關注提高很多。任可看到，網抑雲、喪文化、社交恐懼等常常出現在微博超話、豆瓣小組裏，有人會在評論區“challenge”：你真的抑鬱嗎？現在的年輕人怎麼一到晚上就抑鬱？

　　前兩年，我國最早的公立精神專科醫院——北京安定醫院日門診量為2000，如今已突破了5000，抑鬱症的號源供不應求，哪怕是普通號，放出不久也會被橫掃一空。

　　醫者

　　沙莎從不覺得自己的患者危險，病房裏最高頻率的一句話是，“你能不能陪我待一會兒？”然而治療者也會悲傷、難過、恐懼，他們也要避免“卷入”。

　　這是一種相當難解，又容易沾染“恥感”的疾病。在安定醫院當了15年精神科醫生，執業時間越長，沙莎越為抑鬱症的復雜感到驚奇。

　　作為抑鬱症治療中心的病房主任，沙莎接觸過各種各樣的抑鬱症患者，有深陷焦慮、試圖與孩子一同自殺的新手媽媽，有興趣淡漠、閉門三年不出的青年男性，也有頻繁自我傷害的少女，長期失眠、情緒失控的媒體工作者。

　　心理學大體可分為兩個領域，精神科醫生負責診斷、開具處方、住院治療等，心理治療師則傾向于心理咨詢、情緒疏導、精神分析等。前者專注症狀，後者則關注患者的經歷與感受。復雜病例從兩個視角共同推進，有時能更快找到最優解。

　　沙莎兼具了雙重身份。有時她是精神科醫生，為患者下診斷、開處方、提供住院治療；有時是心理治療師，傾聽來訪者的創傷，幫助他們分析和理解自己的動機與人格。

　　她發現，往往知曉和接受自己患有精神疾病，願意前往醫院就診的患者，都能獲得有效的治療，媽媽回歸平靜，孩子接受奶瓶，青年人重拾正常的工作能力。但還有更多人因缺乏知識或忌憚外界的異樣眼光，無法尋求醫療支援。

　　當外界以異樣的眼光看待抑鬱症，抑鬱患者也很難以平常心對待自己的疾病。沙莎曾作為心理學專家參加一期節目錄制。節目開始前有人笑著問她，抑鬱症患者天天想著自殺，你和他們待一塊不難受嗎？我就很健康，可我身邊有人特別想死，他們太瘋狂了。

　　她忍了一下，沒忍住，説，您大概對抑鬱有誤解，抑鬱不等同于瘋狂自殺。

　　類似的問題沙莎被問過無數次。她會試圖解釋，構成抑鬱的不是極端行為，而是各種復雜的症狀。

　　大多數時間沙莎都待在封閉病房中，管理六十多位抑鬱及雙相情感障礙等心境障礙患者。對于精神科封閉病房，外界充滿緊張、危險、瘋狂的遐想，而在她眼中，這裏住著的是一群無時無刻不在承受疾病折磨的人。她説，我從不覺得我的患者危險，相反他們非常痛苦，是很脆弱的。

　　她經常要處理病情急性發作的情況。當痛苦無法緩解時，患者會吞藥、撞墻、通過一切手段自傷，她要在極短的時間內通過藥物治療等手段讓患者回歸平靜。但哪怕是急病發作，患者試圖傷害的也多是自己、而非他人。

　　更多時候，患者表現出的是無助。在焦慮、害怕、忍不住想死的念頭涌來時，沙莎的病房裏最常出現的一句話是，“你能不能陪我待一會兒？”

　　做心理治療，會不會成為一個情緒垃圾桶，被過載的負面資訊傷害？北京回龍觀醫院的心理治療師李玖菊，經歷過許多次這樣的提問。在她看來，心理治療師也會有悲傷、難過、恐懼，尤其是不夠成熟的年輕治療師，總避免不了經歷被來訪者“卷入”的情形，所以心理治療師需要專業的訓練，理論培訓，做個人分析，案例督導等。

　　李玖菊剛剛從業時，有一次失敗的心理治療經歷。一位年輕小夥為了接受更好教育，從小被寄養在北京的親戚家。心理治療一開始很順利，突然，他請求李玖菊摸一摸自己的頭。

　　李玖菊感受到了冒犯，她拒絕了，治療停止。小夥子離開治療室便摔碎了窗臺上的一個花盆，嘗試用碎片自殺，未遂，血流了一地。

　　李玖菊申請了督導。督導師問她，他的要求是出于什麼？你的聯想是什麼？通過分析後，她意識到，當時的對方，退行到一個渴求母愛的幼童，而不是一個提出了性化要求的成年男性。

　　從業多年後，李玖菊感受到，這份工作讓她能夠理解很多行為和情緒背後的原因。以前，身邊人的負面情緒會影響到她，現在，她可以平和地理解，冷靜地幫助對方接受和消化情緒。

　　孩子

　　有時李玖菊嘗試將年輕的患者從原生家庭中“抽離”出來，代替他們無法正確扮演好角色的父母，提供一段安全的依賴關係，這種特殊關係最長持續了13年。

　　李玖菊覺得心理治療像一個安全屋，裏面放著一面鏡子。

　　在她的“安全屋”裏不斷來去的，多數是症狀各異的抑鬱症青少年。強迫、厭學、抑鬱、厭食、成癮、自傷、自殺……她一天要接待五六位訪客，工作日程以分鐘來排期。

　　李玖菊接診過很多青少年，他們備受精神心理問題折磨。“他們的抑鬱像一種無聲的吶喊，背後隱藏著被看見、被接受、被愛的渴求。”

　　低齡化是近年抑鬱症發病的明顯趨勢。在任可的手機裏，就有十余個“休學群”，都是因為抑鬱症暫時休學的孩子，覆蓋了小學到大學、少年至青年所有學齡和年齡段，休學時間從幾個月到整年，她還單獨為家長建了群。

　　沙莎有一位13歲患者秦月月（化名），從小學習競技游泳，老師對她極為嚴厲，她內心壓抑了許多憤怒和不滿。她嘗試過吞藥、吞各種物體、跳樓自殺，以此“攻擊”外界，從周圍驚慌的反饋中尋找快感。同病房有小姑娘出院，她還會裝作關心地用語言傷害對方，“你不怕出院後他們會看不起你、欺負你嗎？”

　　醫護們花時間切斷她從“攻擊性”中獲取快感的回路；告訴她規則，什麼不被允許、什麼會被限制、什麼能得到鼓勵。三個月治療後，秦月月不再試圖操控和撒謊，會向沙莎坦白自己偷偷吞了東西。出院時，她在留給病房的寄語上寫道：要敢于説真話，即使可能不好聽。

　　在李玖菊看來，應對青少年抑鬱，光靠醫療手段還遠遠不夠。

　　有時候，患者需要從個人治療拓展到家庭治療。還有時候，李玖菊會嘗試將年輕的患者從原生家庭中“抽離”出來，甚至代替他們無法正確扮演好角色的父母，提供一段安全的依賴關係。她經歷的這種特殊關係，最長持續了13年。

　　13年中，李玖菊多次嘗試和患者林紅（化名）的母親談話。林紅是李玖菊從業以來接觸的第一個抑鬱症患者。她在一個破碎的家庭中長大，母親將夫妻離異的原因歸結為女兒的降生。四五歲時，有一次，母親跪在她身前，一邊斥責林紅帶來悲劇，一邊給她磕頭。

　　每當接受心理治療，林紅的狀態就會好轉，但回到原本的家庭環境中，抑鬱又會復發。林紅的母親不同意一起接受治療，李玖菊就利用談話，引導她意識到自己的動機和情緒，幫助她自我察覺和療愈。

　　十多年過去，母女倆的情況都有所好轉。這場漫長的心理治療“長跑”持續至今，林紅已有一年不再向李玖菊尋求幫助。

　　去年起，李玖菊開始參與到北京市婦幼保健協會的兒童心理早期發展的工作中，幫助北京各區婦幼保健院兒童心理疾病的預防，早期識別和幹預更加規范化。她希望在不久的將來，當孩子還是胎兒，父母們就可以在婦幼保健院的心理健康中心學習如何支援、互動、理解，建立健全的親子關係，幫助越來越多的孩子能在更加健康的家庭環境中長大。

　　另一個現象也令李玖菊欣慰。近幾年短期的心理治療在不斷增加，越來越多輕症或未達到疾病程度的青少年前來求助，外界對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視程度，有了明顯的提升。

　　希望

　　“希望人們能像接受感冒一樣接受抑鬱”，有一天再也不會有抑鬱症患者因為病恥感，而結束自己的生命。

　　毛愛珍今年65歲了。兒子離世第9個年頭，致力于抑鬱症防治知識宣傳的第8年。她覺得自己的工作已經看到了曙光。

　　今年9月，國家衛生健康委辦公廳發布了《探索抑鬱症防治特色服務工作方案》，確定試點地區到2022年，公眾對抑鬱症防治知識知曉率達80%，抑鬱症就診率提升50%，治療率提高30%，非精神專科醫院醫師對抑鬱症識別率提升50%。

　　這意味著，更多抑鬱症患者能夠被“認出”，及早接受專業的治療。

　　作為專業醫師，沙莎並不認為外界需要對抑鬱症有專業程度的掌握，但她覺得有時候人們需要再多一點“實用”的知識。她接診過一位從事媒體行業的抑鬱患者。她的症狀看似並不典型，表現為記憶力減退、反應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身體機能的變化，令她無法正常完成工作，沙莎為她開了藥，很快，她回歸了正常的工作狀態。

　　不久後，這位患者領來一個同事，對方的表現是長期失眠，經常一夜只能睡兩個小時，由此帶來精神萎靡、脾氣暴躁，影響到家庭關係。沙莎問診發現，後者的抑鬱程度比前者還要深，給予用藥治療後，也獲得了明顯好轉。

　　“現代人工作的強度大，長期忍受壓力，反而容易將不良的身體和精神狀態視為尋常，很多人不會聯想到抑鬱症。”沙莎説。有研究表明，即便近年來抑鬱就診率升高，絕大多數患者仍未獲得醫療幫助，公眾對其的認知程度仍待提高。

　　沙莎最想看到的是，有一天人們能像接受感冒一樣接受抑鬱，像包容軀體疾病患者一樣善待抑鬱症患者。在自己情緒出現問題時，願意尋求精神科醫生的評估和心理治療師的陪伴。“讓這種‘高級配置’，變成觸手可及的‘基礎配置’。”

　　任可越來越意識到，抑鬱就像是情緒流感，它會傳染也會流動，像感冒或者過敏一樣，它一定會出現在我們的生命裏，我們要學會去接納抑鬱情緒，要防止從情緒發展成疾病。

　　任可懷抱著一個希望。穿越時間，站在未來的5年、10年甚至20年，她能在某一個場合，跟大家做一個分享。她會説，你們知道嗎？10年前我們還會因為抑鬱症而有病恥感，很多患者甚至會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現在再也沒有這種事了。（記者 戴軒 姜慧梓 馬瑾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