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萬別讓人知道是我説的。”“別寫進去啊，咱可是兄弟，我才跟你説這些的。”“領導可能嘴上不説，但會給我小鞋穿。”

　　如今，“不提名字”已經成為不少幹部打開心扉講真話的前提。記者採訪發現，幹部在面臨各類採訪或詢問時，不管主題是正面還是負面，都希望能在事後的新聞報道或者調研報告中隱去名字。在基層，幹部“匿名化”傾向正在加劇。

　　“不管內容是正面還是負面，都別提名字”

　　半月談記者在東部某省份採訪，隨機找到一名鄉鎮幹部，了解農村文化設施建設情況。記下這位幹部的姓名職務，半月談記者寫稿時，地方卻來商量：先別提這位鄉鎮幹部的名字，要在稿件裏突出當地鎮長。

　　半月談記者不禁感到詫異，因為這是一篇反映正面典型的稿件，按理説，採訪哪名幹部，就寫哪名幹部的名字。然而事實是，即使涉及正面典型的採訪報道，也存在一些基層幹部姓名被“頂替”、被“匿名”的現象。

　　在報道東部某地經濟發展時，半月談記者採訪了當地自然資源局、文化和旅遊局等多位局長，採訪完後，地方宣傳部門負責人卻“提醒”半月談記者：“盡量不要出現局長的名字，全部換成相關負責人。”

　　原來，宣傳部門擔心個別領導會因為多了誰或少了誰的名字而“有意見”，故保險起見，所有人的名字都不出現。

　　而當基層幹部接受媒體的調研採訪，特別是涉及困難和問題時，更不敢公開表達意見。不久前，半月談記者在朋友圈轉發了一篇關于少數地方統計數據“摻水”的報道，一位縣長很快留言“上面層層加碼，基層情況確實如此”，不到一分鐘，這條評論就被火速刪掉了。

　　出于保護受訪者的需要，半月談記者往往會尊重受訪者的“匿名”請求。報道刊發後，不少基層幹部紛紛點讚，認為寫到了大家的心坎上，但敢在朋友圈轉發的寥寥無幾，個別幹部一時興起評論幾句，也會連忙刪去以防有人對號入座。

　　然而，當半月談記者過一段時間再次見到匿名受訪者，問起原有痛點、問題解決得如何時，往往會得到“還不是和過去一樣”的喪氣回答。

　　就這樣，一種新的治理悖論漸漸形成——越是需要解決的問題，越需要匿名反映；越是匿名反映，問題往往越難得到及時有效的解決。長此以往，基層幹部期待落空，變得“無力吐槽”，甚至“佛係萬歲”。

　　幹部“匿名化”折射基層治理兩個困局

　　幹部尤其是基層幹部接受採訪時，往往希望隱去名字，以“相關幹部”或“相關工作人員”自稱；也有一些基層幹部姓名被頂替。或主動、或被動“匿名”，折射出當前基層治理的兩個困局。

　　一是問責泛化，擔心被追責。“提意見就像迎風吐口水，吐自己一臉。”一位基層幹部無奈地説，面對問題時，提意見的人很可能變成“接鍋俠”，誰反映問題誰解決問題。一旦具名反映的問題引發關注，當事人及相關責任人難免會被問責，且面臨問責泛化、加重的風險。

　　中部某市一位組工幹部透露，當地在處理一起引起輿論強烈關注的熱點事件時，一位上任僅3天、與事件毫無瓜葛的分管領導被追究領導責任，他認為這樣處理不公平，幫忙從中解釋，結果被上級批評不講政治，差點兒也受到處分。

　　一些基層幹部表示，同一個問題，單位內部核查發現後，整改即可；問題被捅到上級，引來調查組，反映問題的幹部因自曝家醜，很容易被“晾起來”；一旦反映到媒體，引發社會關注，首要工作是應付輿論，整改反成了次要任務，涉事幹部輕則背負處分，重則罷官免職。如實具名反映問題，成為基層幹部最不願選擇的一種方式。

　　二是評價機制不健全，情願被頂替。做出成績時，地方大多強調“都是領導重視、各級關心的結果，領導能力強”等等，把功勞推給領導；當問到自己做了哪些工作時，普通幹部紛紛擺手，“咱就是個幹活的，不值一提，別寫我名字了”。

　　一些基層幹部表示，由于缺乏日常的考核評價標準，幹好幹壞取決于主要領導的評價。工作中，既不能搶領導“風頭”，還要千方百計把“功勞”全部算到領導頭上，給領導“爭光”。

　　山東大學社會學教授王忠武説，基層幹部遭遇“匿名”，容易打擊他們幹事創業的積極性。“明明是自己完成了工作，卻在工作總結或對外宣傳上移花接木，這樣容易讓幹部寒心。”

　　此外，也有一些基層幹部表示，一切按部就班就意味著“等、靠、要”，在一些光鮮政績的背後，不排除是踩著政策紅線幹上去的。基層幹部對事情的來龍去脈心知肚明，甚至親自參與了其中可能存在的違規行為，一旦正面典型經不住時間考驗，事後被曝出問題，參與幹部就難辭其咎。

　　不應對“匿名化”現象熟視無睹

　　山西大學社會學教授邢媛等受訪專家表示，無論是反映問題時的不敢具名，還是凸顯領導作用的被頂替，均應引起重視，不能對“匿名化”現象熟視無睹，要在深入剖析症結的基礎上，採取針對性措施，加強基層治理能力建設。

　　一方面，基層應樹立“反映問題的落腳點是為了解決問題”的正確觀念，對于具有普遍性的問題，各地應主動對號入座，加強調研，摸清本地區本部門現狀，不能等到具體問題暴露出來再緊急處理。

　　不久前，中部地區一名市直事業單位一改過去面對面聽取意見建議的辦法，採取匿名方式，在內部發起問卷調查，徵集幹部職工對于巡視整改的意見建議，這種方式受到職工廣泛好評。

　　另一方面，上級在安排工作任務時，要麼已經有了具體要求，一些文件甚至直接管到了合作社、村民小組，除了執行文件，留給基層的空間並不大；要麼存在政策盲點，需要基層突破現有規定進行探索，但這也為踩紅線埋下了隱患，把功勞歸于領導的同時，也把責任一並送了過去。

　　專家建議，基層幹部是基層治理的參與者和實踐者，在落實各項政策措施的同時，應鼓勵基層幹部根據實際情況創造性開展工作，在強調結果導向的同時，完善事中評價，讓基層幹部有更多獲得感。（記者 梁曉飛 楊文 邵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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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焦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