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6日下午，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聯繫到梁金博時，他剛完成了一份流調報告的補充，這份流調報告是當天上午公布的北京市海澱區女性確診病例的，共25頁。他回憶説，6月24日晚上8點左右，海澱區疾控中心收到這位病例的陽性報告後立刻開始復核，流調工作同步啟動，6月25日淩晨，復核結果出來，該病例確診，流調工作繼續開展。

　　溯源工作絕不會放過任何一種可能

　　在北京市公布的6月20日確診病例中，一位來自海澱區八裏莊街道的男性病例沒有新發地關聯史，也不是確診患者的密切接觸者。在早期公布的資訊中，似乎無法找到這位病例的感染原因。記者近日採訪到了該病例的流調人員——北京市海澱區疾控中心的梁金博，他揭秘了該病例的流調過程。

　　梁金博説，這位患者很有防范意識，出門都戴口罩，幾乎不去公共場所，外面買的東西和外賣容器都會用酒精消毒，也沒有接觸過確診病例，更沒有去過像新發地這樣的農貿市場。“他當時自己也很納悶，防范意識都這麼強了，怎麼還會被傳染。”梁金博的第一次流調就這樣無功而返。

　　後來，梁金博求助大數據支援，通過大數據結果再去找這位病例核實。在第二次更細致的流調過程中，病例回憶起自己曾去過豐臺區的一個活動室和一個商場，並且在商場裏吃過海鮮，這個商場距新發地六七公里。梁金博馬上請求北京市和豐臺區疾控中心協助調查，對活動室和吃海鮮的商場進行採樣調查，其中商場是重點調查區域。第一天小范圍的溯源採樣結果顯示，在該商場地下超市的一個冰櫃外表發現了新冠病毒弱陽性樣本，活動室沒有發現陽性樣本。

　　“當時還挺興奮的，感覺離找到傳染的源頭更近了一步。”第二天，北京市疾控中心和豐臺區疾控中心進一步開展調查，並擴大採樣，但令人遺憾的是，結果顯示全部為陰性，之前的弱陽性樣本經過復核，結果為陰性。流調的線索到這裏又斷了。

　　在調查豐臺區這家商場的同時，另一個風險較低餐館的溯源工作傳來了好資訊。經過調查發現，這位病例發病前曾在北京郊區的一家餐館和另一名確診病例共同待過十幾分鐘，但是兩人並不認識。至此，梁金博一顆懸著的心算是放下了。

　　梁金博説：“有時候溯源工作就是這樣，傳染源在一些可能性相對較小的地方被發現，所以我們的溯源工作絕不會放過任何一種可能。”（因為這家餐館不在海澱區，流調消息由北京市疾控中心告知梁金博——記者注）

　　1991年出生的梁金博是海澱區疾控中心流調大隊的一名成員，從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他就參與到防控工作中。隨著前段時間疫情的緩和，6月10日，海澱區疾控中心終于從長達半年的“戰時”狀態恢復到了日常的工作節奏，沒想到，6月11日，梁金博就接到了通知，要參與確診病例“西城大爺”在海澱區行動軌跡的調查工作，剛剛緩了一口氣的他又投入到新一輪疫情的防控戰鬥中。

　　一個確診病例背後可能是上百個密切接觸者

　　6月11日，北京市通報新增1例新冠肺炎本地確診病例——“西城大爺”，海澱區疾控中心接到通知，第二天要抽查本區5個農貿市場，其中就包括了後來與多起確診病例相關的玉泉東市場。該市場在海澱區南邊，距離新發地農産品批發市場較近。

　　“6月12日，在開始抽查的第一天，我們就在玉泉東市場發現一位無症狀感染者，于是當天就採取措施，擴大採樣范圍，並在第二天關閉了市場。”梁金博再次回憶起這次發現過程時，語氣裏仍然充滿了興奮。

　　梁金博感慨，能在第一天抽查中發現陽性被檢測者真的非常幸運，當時北京市的其他區都沒有發現，早一天發現就意味著能早一天採取措施，阻斷病毒的傳播，降低人群的感染風險。正如此次疫情防控中的一種説法：“醫療是處理存量，疾控才是控制增量”，這位陽性被檢測者的發現又減少了一分疫情擴散的風險。

　　梁金博主要參與的調查地點是“西城大爺”在海澱區的父母家。6月11日，梁金博和同事分別對“西城大爺”的3位家人進行了咽拭子、血液和糞便標本的採集，又對家裏的馬桶內側、冰箱把手和廚房下水道等近10處環境進行涂抹採樣，共收集了近20個樣本。此外，還要對他們的行程進行詳細調查，不放過任何一個病毒傳播的細節。

　　“西城大爺”提供的38位密切接觸者中，梁金博參與調查的只是一小部分，但他和同事也收集了200多份樣本。

　　梁金博表示，此輪北京疫情進行了更為細致的流調工作，一位確診病例的直接密切接觸者稱為“一密”，普通的流調工作到“一密”就可以結束，此輪北京疫情對“一密”的密切接觸者也要進行流調，被稱為“二密”，“二密”的人數通常是“一密”的三到四倍，所以一位確診病例背後，流調工作者可能要追蹤上百位密切接觸者。

　　梁金博説，流調往往會遇到一些客觀困難，工作不得不暫停，比如病例需要進行醫療救治，密切接觸者在其他行政區域，需要跨部門配合等，當天做不完的話就先寫一份報告交上去，第二天再補充資訊，一般的流調報告至少得改三版，像海澱區玉泉東市場這樣，發生了聚集性疫情的地方，還要再寫匯總流調報告。

　　幕後守護者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才讓梁金博的鄰居、朋友了解了他所從事的工作及其背後的危險性，他也因此受到不少家人、朋友的關心。疫情之前，梁金博的日常工作其實也是在和傳染病打交道，只不過他的工作常常沒被大眾關注。

　　2019年11月，北京市確診兩例由內蒙古自治區來京的輸入型肺鼠疫病例。鼠疫是我國甲類傳染病，肺鼠疫即使經過及時治療，死亡率也接近50%。消息傳開後，一時人心惶惶。在市民的各種恐慌和流言紛飛中，梁金博和同事們已經在第一時間參與了海澱區密切接觸者的追蹤管理和鼠疫病例排查工作，連夜對北京朝陽醫院鼠疫病例的密切接觸者進行調查、核實。聯繫不上的密接人員，他和同事就到府挨家去確認，確保每一位密切接觸者都在管理之中。同時，對海澱區醫療機構進行鼠疫防控的培訓、指導和檢查，提高一線醫務人員發現鼠疫病例的能力。

　　後來，此次鼠疫疫情在北京並沒有進一步擴散，梁金博和同事們所做的這些工作也沒有被公眾知曉。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讓大家意識到傳染病其實並沒有遠離我們的日常生活，病毒潛伏在一些幽暗的角落裏，伺機攻擊人類。梁金博和同事們如同“病毒獵手”，不僅在傳染病爆發時，要尋根溯源地揪出病毒，非“戰時”狀態，他們的日常工作也是和病毒作鬥爭，為守護民眾健康築起一道堅實的防線。

　　梁金博工作的北京市海澱區，中小學雲集，每年去各中小學處理聚集性疫情也是他日常工作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如果一個班級裏兩天內有5位學生體溫在37.5℃以上，便是集中發熱，我們就會去處理。”發熱是眾多傳染病的症狀之一，出現集中發熱後，疾控人員需要去現場處理，甄別出具體原因，預防更嚴重的傳染病進一步傳播。在梁金博的實際工作中，集中發熱以流感更為多見，每年流感季，他們都要處理幾十起由流感引發的聚集性疫情。

　　流感的危害性其實比普通大眾的認知更大。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公布的數據顯示，僅2019年12月，我國感染乙類傳染病流感的人數達到1199771人，死亡16人，而其他丙類傳染病致死人數的總和為2人。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讓20世紀初的西班牙大流感被更多人熟知，據估算，那場流感造成了2500萬-1億人死亡。

　　對流感進行監測，防控流感在校園的進一步爆發，是像梁金博這樣的疾控人員處理流感疫情的主要目的。具體處理時，他們也會對病例進行採樣，調查所有病例的發病、就診過程和流行病學資訊，掌握學校總體發病情況。與此同時，還要指導學校開展消毒工作，下達相關的防控措施，最後形成一份完整的流調報告。採集到樣本以後，開始進行下一步研究，“我們需要實驗室的數據，才能真正給一次聚集性疫情進行定性。如果是流感的話，還要檢測病毒的型別、耐藥性，然後結合其他流感監測數據進行統計和分析，及時掌握流感病毒變異情況和流行的強度”。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讓更多人關注到了像梁金博這樣的幕後守護者，更多政策開始向他們傾斜。今年5月28日通過的2020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有“加快公共衛生人才隊伍建設”的內容。梁金博作為年輕的一線公共衛生從業者，也感受到了政策的變化。據他了解，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疾病預防控制機構的職稱結構比例進行了調整，“以前的名額十分有限，不少人達到了晉升的條件卻不能晉升，這次調整後將會增加很多職稱晉升的機會”。

　　（記者 劉昶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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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