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護生命之燈渴望收獲尊重

　　“白衣天使”的光榮與夢想

　　編者按

　　今天是第109個國際護士節。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我國醫護工作者英勇無畏、逆行出徵，白衣執甲、不負重托，衝向國內國外疫情防控鬥爭第一線，為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作出重要貢獻，用實際行動踐行了“敬畏生命、救死扶傷、甘于奉獻、大愛無疆”的人道主義精神。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關心愛護廣大護士，把加強護士隊伍建設作為衛生健康事業發展重要的基礎工作來抓，完善激勵機制，宣傳先進典型，支援優秀護士長期從事護理工作。全社會都要理解和支援護士。

　　本報今天推出專題報道，走近“白衣天使”，記錄他們的光榮與夢想，聆聽他們的困惑與心聲，探索如何加強護士隊伍建設，提高護理水準，敬請關注。

　　● 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護士是主力軍，他們為患者提供非常專業的護理，築造了一座堅不可摧的鋼鐵長城，踐行了用生命守護生命的諾言

　　● 雖然護士人數在增長，但護士緊缺的問題長期存在，主要原因包括三個方面：收入和工作量、工作風險不成正比；公眾對護理工作存在認知偏差；從業環境安全保障不足

　　● 未來可以考慮建立護士、助理護士、護工三級護理制度，減輕護士的工作壓力，緩解醫療資源不足的現狀

　　2020年年初，一場新冠肺炎疫情突襲荊楚大地，蔓延波及全國。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14億中國人民眾志成城、團結一心，打響疫情防控的人民戰爭、總體戰、阻擊戰。經過艱苦努力，付出巨大犧牲，疫情防控阻擊戰取得重大戰略成果。

　　這份來之不易的成果離不開衝鋒在前的“白衣天使”的無私奉獻。他們築造了一座抗擊疫情堅不可摧的鋼鐵長城，踐行了用生命守護生命的諾言。相關數據顯示，在4.26萬名支援湖北醫療隊隊員中，護士達2.86萬名，佔了近70%。

　　“在重症和危重症患者的救治過程中，護士是主力軍，他們為患者提供非常專業的護理。”中華護理學會理事長、第43屆南丁格爾獎章獲得者、北京協和醫院護理部主任吳欣娟説。2月7日至27日，她隨北京協和醫院醫療隊在武漢參與新冠肺炎患者救治，親眼目睹了廣大護士在疫情防控阻擊戰中的辛苦付出。

　　據國家衛生健康委醫政醫管局監察專員郭燕紅介紹，在此次新冠肺炎救治工作中，特別是對重症患者的救治工作中，強有力的專業護士力量發揮了重要作用。例如，在重症加強護理或重症監護的單元，護士在重症救治的工作中，需密切觀察患者病情變化，負責維護與患者連接的各項管路的正常運作等，同時還要與醫生積極配合，對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發揮了重要作用。

　　然而，《法制日報》記者採訪發現，目前，這些“白衣天使”仍然面臨同工不同酬、職場晉升慢、職業地位比較低等諸多問題。

　　白夜班連軸轉 工作強度極大

　　醫生的嘴，護士的腿。這是余穎入行之後，護士長告訴她的第一句話。

　　余穎是北京市某三級醫院的手術室護士，她告訴《法制日報》記者：“曾經有名急診室同行計算過，每個護士一天下來要走20000步左右，相當于走了11公里的路；打針輸液轉運病人這些操作，平均一天下來要彎腰200多次。手術室的護士雖然走的路沒有那麼多、彎腰次數沒有那麼多，但承受的壓力與辛苦卻是一樣的。”

　　劉冰是某直轄市精神專科醫院的一名男護士，已經從業13年。這次新冠肺炎疫情讓他的工作更加繁忙。

　　疫情期間，劉冰所在醫院的所有科室的人員都嚴重不足，三人組成一個小組，白班是早上8點到晚上8點，夜班是晚上8點交接後到次日早上8點，中間休息間隔一天，三天一個小迴圈。沒有爆發疫情之前，他們的工作是四天一個小迴圈。

　　“我們沒有節假日，一直迴圈上班。”劉冰説，“下夜班後，一般交接完也就到次日早上9點左右了。”

　　據劉冰介紹，白班和夜班的工作大體一致，只是夜班更辛苦。對于精神科護士來説，他們的工作會更重一些，因為病人更缺乏自理能力，護士必須整夜守護，特別是第二天需要手術的病人，除了要防止其出現意外，他們還要協助病人做好相關的術前準備，例如不喝水、不吃飯等。

　　向真是某省綜合醫院心內科導管室的一名男護士，他在3月底援鄂歸來，目前已經休整好回到了工作崗位。

　　“我們日常安排的白班時間是早上8點到晚上5點，但幾乎沒有準時下班過。”向真説。

　　向真的工作場所主要是手術室，白班和夜班的工作量取決于手術臺數以及復雜程度。白班的手術一般針對于普通門診的患者，例如心臟支架等手術；夜班則主要是面對急診患者，例如心肌梗塞等。白班上到淩晨的情況並不少見。

　　職業風險性高 難獲理解尊重

　　長年站立的工作，或多或少給護士帶來了多種職業病——靜脈血管曲張、頸椎病等。

　　余穎告訴《法制日報》記者，忙碌的時候，連著在手術臺上站七八個小時，走出手術間後胳膊都抬不動，“現在最希望能痛痛快快休個班，睡個好覺”。

　　工作了10年的外科ICU護士陳小紅由于長期抬病人，幾年前就得了腰肌勞損，經常腰部酸痛。此外，由于一年要上近90個夜班，四天一個周期日夜顛倒，陳小紅和同一個科室的許多同事都有不同程度的失眠。

　　同樣，失眠、過敏、免疫力變差等問題也困擾著長期上夜班的男護士劉冰。

　　這些職業病對于護士來説，早已屢見不鮮，他們也相信自己能挺過去，然而職業認可度、護患關係中“自身安全”問題卻是他們目前面臨的“老大難”。

　　“有的病人和家屬甚至直呼護士為‘服務員’，更有患者直接把吃剩下的飯菜倒在地上讓‘服務員’打掃。我們也是‘白衣天使’啊。”余穎説。

　　劉冰對此也深有體會。“在一些人眼裏，護士的職業地位比較低，雖説自己不會覺得護士行業不好，但長期看到異樣眼光後，有時候我都開始懷疑自己是否真的低人一等。”

　　此外，對于在精神科工作的劉冰來説，病人情況的特殊性還增加了工作的風險性。

　　有一天，劉冰正在發藥，一名患有幻聽的男性病人將他當成了仇人，突然開始攻擊他。劉冰的眼角受傷，眼睛周圍全是血。然而，眼睛剛恢復，類似的情況又發生了。新傷加舊傷，劉冰不得不又休息了半個月。

　　“這種感覺特別窩囊，我們不能還手，也沒有任何保護措施，周圍還有很多監視探頭，一旦我們哪裏做得不對，就會被懲罰。”劉冰説。

　　據劉冰介紹，關于被打以後的補償，以前一年內如果被病人打，年末會將床單3件套作為補償；現在的補償多為現金，皮膚挫傷、紅腫淤青補償100元，出血則補償200元。

　　“門診看病要排隊，急診看病也要排隊”“都是急診，憑什麼先給他看”“身體不舒服，為什麼不能找個床位躺下來”……這些來自患者及家屬的抱怨，是鄭爽每天都要聽到的。

　　鄭爽在北京某醫院急診室工作，她渴望自己能得到患者的理解和尊重。有時候，患者對她説一句“你們也夠辛苦的”，她瞬間感覺自己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護士嚴重緊缺 護工難以替代

　　《法制日報》記者採訪了數名參加武漢抗疫的護士。在武漢的日日日夜夜，他們笑稱自己是護士、護工、保潔員三位一體的“全能”戰神。

　　一位武漢協和江北醫院重症科的援鄂護士這樣描述自己的工作——這裏的大小醫院都普遍缺少護工，因為要直接面對確診患者，疫情爆發後很多護工都辭職了。往往是剛給病人做完血液快檢，病人一拉肚子，又要接著給病人收拾大小便。重症的患者大小便不能自理，以前在醫院都是由護工幫病人收拾，這邊卻只能由護士來幹。這些天我護理的那位70歲老大爺，我一天要給他收拾3次大便。

　　除了兼職護工伺候患者大小便，受訪的援鄂護士告訴《法制日報》記者，他們還要兼職病房的保潔員，每天病房裏産生的大量醫療垃圾也是由護士負責運送清理。

　　武漢抗擊疫情中護士的傑出表現，讓不少人提出了這樣的疑問：“在武漢護理那麼多重症病人時，都幾乎沒有用到護工，為何在平日還需要護工？”

　　一名來自黑龍江省的援鄂護士告訴《法制日報》記者，疫情之下，家屬不能陪護，只有醫護人員站在患者身邊。這種情況下，只要患者有需要，護士可以做任何事情。但是這種情況在平常不可能出現，因為醫院沒有足夠的人力，而且多數家屬也不放心留病人一個人在醫院，一定要有陪護人員。

　　早在1978年，原衛生部《綜合醫院組織編制原則（試行草案）》規定，醫療衛生機構病床與護士的配備比例不得低于1：0.4。然而，42年過去了，三級醫院普通病房的床護比仍是一個難以落實的“參考標準”。

　　據向真介紹，一般情況下，60個床位的科室，一個班次一般有八九個護士，排除手術中的護士、巡崗護士，剩下的護士平均一個人要負責10個病人。

　　“沒辦法對每個病人做到除醫療外更細致的生活護理，一個護士根本照顧不過來。”向真説，因此，在家屬無法勝任的情況下，護工的出現是一種必然。

　　不過，北京某三甲醫院病房一名護士長認為，護工替代不了護士。醫學護理不僅僅是打針發藥，還包括護理處方、康復指導、心理疏導等。在臨床實踐中，護士還扮演著重症監護、感染控制、突發急救等角色，而護工只是生活的照顧者。“前者要求消毒滅菌，而後者由于工作性質不可避免會接觸細菌。非特殊時期，任何醫院都不會讓一個人給病人倒完大小便後再去打針，所以護工和護士不能替代彼此。”（記者 趙麗 實習生 賈婕）

　　（應採訪者要求，余穎、劉冰、向真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