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傳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這對于價值觀正處于形成期的90後、00後而言，經歷的不僅僅是一場前所未有的疫情大考，更是一段飽含人間大愛的集體記憶、一場升華家國情懷的互動儀式，這必將成為他們心理成長和思想成熟的人生標記。

　　此次調研覆蓋在讀大學生和多種職業類型，同時兼顧地域分布和參與戰疫的方式，其中90後佔80.4%，00後佔19.6%；參與一線防控工作的佔29.3%，未參與一線防控工作的佔70.7%。在一線人員當中，社會運轉保障力量（如快遞小哥、卡車司機等）佔26.3%，社區（村）工作人員佔18.4%，基層幹部等一線公職人員佔15.6%，醫護人員佔14.1%，青年志願者佔9.7%，疫情相關重大工程項目建設者佔7.4%，新聞媒體工作者佔5.3%，其他佔3.2%。非一線人員也通過其他方式參與到疫情防控中來，其中配合政府防疫工作佔98.4%，堅守崗位佔68.3%，志願服務佔43.6%，捐款捐物佔35.2%，宣傳引導佔25.5%，物資運輸佔21.4%，愛心助學佔18.4%，物資生産佔15.9%，商超服務佔12.8%，主動居家隔離佔9.7%，其他佔4.3%。從調查結果總體來看，受訪對象對整個青年群體在此次疫情中的表現評價較高，認為“滿意”的佔82.4%，其中“特別滿意”的佔47.8%。同時受訪對象普遍對“戰疫一代”的稱謂表現出高度認可。

圖為未參與到一線防控工作的青年，採用其他方式參與戰疫的佔比。

　　馬克思認為，人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社會關係是構成社會的骨架，一個社會主要由六大類關係構成：個人與自然、與他人、與社會、與政府、與民族、與世界的關係，這六類關係由內而外，形成了不同的價值觀圈層，即自然觀、道德觀、社會觀、政治觀、民族觀和國際觀。此次調查以這六種關係為切入點，考察新冠肺炎疫情對當代青年價值觀的深遠影響。

　　自然觀

　　敬畏自然與環保意識相伴，生態理念深植

　　人與自然的關係是最基本的社會關係，也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基礎。經過新冠肺炎疫情的考驗，與環境相關的反思正在深刻融入當代青年的價值判斷中。在人類歷史上，諸如鼠疫、天花、霍亂、西班牙流感等幾次大瘟疫都是人類定位自身發展模式的重要節點，它使人們穿梭于歷史與當下之間，通過具體的反思實踐來促進社會的再生産，勾勒出人類繁衍與存續的文化脈絡。因此，新冠肺炎疫情勢必經由青年的感覺、認知與應對的實踐，日益浸入他們未來的生活。調查顯示，有96.4%的青年認為“疫情使我認識到不應該食用野生動物”，有95.3%認為“疫情使我更尊重自然、敬畏自然”。同樣，疫情也使當代青年體會到，今天的人類社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自然與人類共生理念的觀照，在生態文明建設道路上，要秉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人類共同價值觀，重新審視人類自身的生産生活方式以及科技進步對于人類自身的意義所在。調查顯示，有96.9%的青年表示“疫情使我更加認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有95.5%表示“疫情使我更加認識到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體”。

　　當代青年經此一“疫”，會進一步在腦海中深植保護自然的理念，擔當起建設生態文明的重任。調查顯示，有97.7%的青年認為“要像保護眼睛一樣保護生態環境”，有93.4%認為“要用最嚴格制度和最嚴密法治來保護生態環境”，有92.1%認為“生態興則文明興，生態衰則文明衰”。

　　道德觀

　　跨代共鳴與情感直覺交織，核心價值觀內化于心外化于行

　　在道德觀居于核心地位、起主導和統領作用的是核心價值體係。在我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分三個層次建構了一個係統的認知框架，提供了是非善惡的判斷標準，提煉出值得共同讚賞的對象，凝聚了全黨全社會的價值共識。

　　移動互聯網時代，當代青年的交流媒介從內容到形式都發生了較大變化，以前相當程度上因電視而凝聚在一起的家庭和社會，由于人手一部手機、資訊渠道的多元分化等因素而削弱。疫情期，讓青年重返家庭環境和熟人社會，縮短了代際間價值觀的隔閡，不同代際間發生了更多的聯結，社會各個層面的價值觀逐漸向核心價值觀聚攏。調查顯示，有90.1%的青年表示“疫情期間，我更加理解父輩們的思想觀念”，有94.5%表示“疫情期間，我更加認同中華傳統美德”，有91.3%同意“戰疫鬥爭有助于凝聚社會共識，找到最大公約數”。此次戰疫鬥爭培養了他們懷著善意和尊重去理解不同代際群體所堅守的價值準則。

　　對于疫區的情況，絕大多數青年不可能親臨現場，移動互聯網和電視直播給他們提供了幾乎與現實環境相吻合的“擬態環境”，價值觀通過一個個具體的人物和事例得以具象化，滋潤著青年的心田。被稱為“最美逆行者”的醫生護士、“城市擺渡人”的快遞小哥，一個個平凡鮮活的形象，無不閃爍著“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光輝，為當代青年提供了一種“情感直覺”，使他們得以用青春的視角在現實中去體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抽象意義。調查顯示，有92.2%的青年認為“通過戰疫鬥爭，我更了解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內涵和意義”，有91.4%認為“此次疫情中青年的表現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90.5%表示“我願意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自己人生的道德和行為準則”。訪談中有青年講到，這場災難，讓我們開始意識到很多平日裏的煩惱紛爭在死亡面前不值一提；也是這場災難，讓我們看到了跨越地域的溫情和群體互助的真誠。疫情的發生，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當代青年中形成了深厚的現實基礎和豐富的情感語境。

　　同時，戰疫鬥爭也影響著當代青年看待偶像和榜樣人物的態度，當被問及“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最為推崇的三個群體”時，一線醫務人員（96.1%）、公共衛生與醫學專家（90.5%）、公安民警和基層幹部等堅守一線的公職人員（85.2%）位列前三。在疫情期間最為欣賞和敬佩的人當中，鐘南山、李蘭娟、張文宏排名前三。戰疫過程使傳統意義上的“道德榜樣”和具有鮮明時代色彩的“公眾偶像”完美結合，並通過科學魅力和人性共鳴，使英雄人物身上所體現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成為當代青年普遍認同的道德準則，並內化為他們自覺的精神追求和價值向往。

　　社會觀

　　責任擔當與扶危濟困同向，公共精神升華

　　社會觀是指人們對社會的基本觀點和看法，社會觀一旦形成便支配著人們的社會行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到社會中每個人，日常的生活突然遭遇巨大衝擊，使當代青年對社會的認識亦出現一些新的變化。

　　在社會責任感方面，調查顯示，有85.3%的青年認為“戰疫英雄事跡激勵了我扛起社會責任”，有84.6%認為“戰疫經歷使我懂得，青春應當在黨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綻放”；有82.2%認為“當個人正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發生衝突時，個人利益應該讓位于社會公共利益”，有80.3%表示“戰疫鬥爭如有需要，我願意上一線”。對于當代青年而言，責任不再是一個抽象的、遙遠的概念，而是實實在在的感知。這種真實感知讓青年的參與行為同時成為一個自我實現的過程，他們在其中獲得了存在感、成就感、榮譽感乃至幸福感。

　　同時，當看到疫情之下求助者的需求，讓青年人“想做點什麼”的衝動有了更為具體的指向和對象。調查顯示，有90.8%的青年表示“當危機事件發生時，我會盡自己所能去幫助別人”，有93.9%認同“一個文明社會應該對弱勢群體有所保護和關注”。新冠病毒的高傳播性，讓當代青年看到生命之間的關聯和依賴，他們將整個社會視作命運共同體，每個人都是大陸相連的一部分，沒有誰是一座孤島。

　　當然，疫情期間，青年也在短時間內經歷了復雜的情緒與焦慮：未知病毒帶來的恐懼、長期隔離在家的孤獨等。在此次疫情中，各有關部門及時開展引導教育，促進青年形成正確的社會認知，給當代青年上了一堂生動的思政課。調查結果也印證出其實際效果，有98.3%的青年認同“個人自由要在法律允許的限度內”，有96.4%認同“在公共場所，要文明禮貌、愛護公共設施、遵守公共秩序”。新冠肺炎疫情的洗禮，讓當代青年認識到個人和集體的關係以及個人對于共同體的責任，他們在挑戰和磨礪中逐漸成熟，可堪大任，未來可期。

　　政治觀

　　道路選擇與人民理念堅定，制度自信激活

　　政治觀是人們在社會實踐中所形成的對政治現象和政治問題的總的看法和根本觀點。新冠肺炎疫情波及每個人，讓我們有機會能深入洞察當代青年對于國家制度的真實感受。

　　政治觀可以從疫情期間青年對國家政治制度的信任、對政府防控舉措的滿意度、對政府發布資訊的接受程度體現出來。

　　在政治制度信任感方面，調查顯示，有98.5%的青年讚同“戰疫鬥爭再次證明了中國共産黨的正確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有98.3%讚同“戰疫鬥爭使我更加認識到中國共産黨是我們各項事業的領導核心”。尤為需要注意的是，此次戰疫鬥爭使當代青年對執政合法性的認識更加深入，當被問及“經過此次疫情後，您認為一個政黨的執政基礎應建立在？”，回答“以人民為中心，為人民謀利益”佔比最高，為70.2%；然後依次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治理績效”佔10.3%，“對國家的歷史貢獻與作用”佔8.7%，“意識形態的解釋力”佔2.7%。可見，經過此次疫情，青年人判斷一個政黨是否應該執政，已經超越了經濟績效等工具層面的考量，進入到價值層面的深度認同，顯示出較強“四個自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在當代青年中具有廣泛而深厚的社會思想基礎。

　　在執政效能滿意度方面，有93.7%的青年讚同“中國的疫情防控措施有效地保障了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産安全”，有92.1%讚同“出現危機事件時，我願意服從政府的管理和規定”，有91.7%讚同“戰疫鬥爭提高了我對中國共産黨執政理念和執政效果的認可度”，有83.2%讚同“雖然受疫情衝擊嚴重，但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趨勢不會改變”。訪談中很多青年表示，盡管疫情對一季度經濟産生了較大影響，但我國經濟發展的韌性、潛力和空間較大。

　　在政治資訊權威性方面，有80.2%的青年讚同“當官方資訊和民間資訊不一致時，我更傾向于官方提供的資訊”，另有85.6%讚同“此次疫情政府應該盡早公開資訊。”可見，相較于政治制度信任感和執政績效滿意度，當代青年對政府資訊權威性認同的比例略低，且期待資訊盡早公開，説明在此方面仍有一定提升空間。

　　民族觀

　　家國情懷與傳統文化相連，民族身份認同感深化

　　疫情期間，神州大地緊張有序的救援救助、感人肺腑的人物故事，展現出中華民族萬眾一心、同舟共濟的偉大民族精神與鋼鐵般的民族意志。

　　調查顯示，有94.8%的青年認為“戰疫鬥爭彰顯了中華民族的內在凝聚力和強大向心力”，有98.7%為“自己是中華民族的一員而驕傲和自豪”，這種由戰疫鬥爭生發出來的家國情懷是當代青年面對災難形成的寶貴精神財富。與此同時，此次疫情經歷也讓更多的青年認識到中華文化中守望相助、救死扶傷等優良傳統的獨特價值，他們開始轉身回望並重新思考中華文化對于當下和未來的意義，有92.5%認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不僅是中國人思想和精神的內核，對解決人類問題也有重要價值”，有91.9%認為“中華文明的悠久歷史，是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發展壯大的強大精神力量”，這種對中華文化的高度認同是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的集中體現，構成了民族身份認同的堅實基礎。

　　此次疫情的發生使中華民族以一個“整體形象”呈現于世界面前，當代青年對于中華民族的自我認知和自我建構空前增強，形成了具有凝聚性特徵的共同體意識。調查顯示，有93.2%的青年覺得“疫情中其他國家在批評中國的時候，我感覺就像在批評我自己”，有98.5%認同“中華民族是一個多元一體的大家庭，中華民族是中國躋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唯一代表”，有97.2%讚成“要堅持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斷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國際觀

　　開放包容與互助合作融通，大國意識覺醒

　　“國之交在于民相親”，而青年始終是“民相親”的重要基礎。調查顯示，有97.4%的青年讚同“中國人民為抗擊全球疫情做出了巨大貢獻和巨大犧牲”，有95.5%認同“中國在全球抗擊疫情中的一係列做法，展現出一個負責任大國的道義和擔當”，有90.3%認同“中國給其他國家援助醫療物資並派出醫療隊，體現了一種國際主義和人道主義精神”。同時，疫情沒有國界，當代青年更加深刻體會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意義。調查顯示，有98.3%的青年讚同“此次疫情告訴我們，世界各國是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有97.6%認同“世界各國應該攜起手來，共同抗擊疫情，而不是互相誣陷和攻擊”。

　　疫情的全球肆虐，也在重塑著國際政治經濟格局。針對一些西方國家政客和媒體醜化和污蔑中國的行徑，當代青年也通過此次疫情有了更為清醒的認識，他們能夠自覺領悟到所處的時代變局和自身肩負的使命。調查顯示，有81.1%的青年認為“中國有必要在全球治理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有80.5%表示“看到詆毀中國的言論，我會站出來為國家辯護”。面對錯綜復雜的國際局勢，他們不慌亂不惶恐，在理性平和中表達出積極作為的姿態。可以預見，新時代的中國青年必將在參與國際事務，推動和平發展，加強合作共贏，推進世界文明進步方面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作者：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教授廉思課題組，課題組成員：廉思、黃小東、周宇香、蘆垚、馮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