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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丨非常之策穩就業——專訪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
2020-04-22 10:34:31 來源: 《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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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注補償性消費、替代性消費、引導性消費,充分挖掘消費潛力

  ◇最大限度促進中小微企業恢復活力,通過乘數效應帶動就業

  ◇實施更多超常規措施,積極拓展公共就業服務的深度和廣度,提高政策措施的針對性和精準度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位居“六穩”之首的就業受到不小衝擊。如何看待疫情對穩就業的影響?確保就業大局穩定的關鍵何在?非常時期超常規政策要如何發力?對此,《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專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教授。

  “疫情之下的穩就業工作,是一場必須打贏的硬仗。”蔡昉認為,近年來,我國的就業比較充分,穩就業底氣充足,主要基于三方面因素:第一,經濟增速符合潛在增長率,包括勞動力在內的各種生産要素得到較為充分的利用;第二,服務業、新成長經營主體、新興業態、新型就業形式等吸納了大量就業;第三,政府把就業優先政策納入宏觀政策層面,公共就業服務效果明顯提高。

  “當前要克服疫情對就業的影響,盡快恢復並穩定就業,實現全年就業目標,需要從上述三個方面著手,既要著眼于從前兩個方面補回損失,也需要政府完善積極就業政策並啟動超常規機制。”蔡昉這樣説。

  穩就業首先穩經濟

  《瞭望》:穩定就業大局離不開穩定經濟增長。此次疫情給經濟帶來衝擊,如何看待疫情影響?

  蔡昉:新冠肺炎疫情使經濟活動受到一定抑制,春節後復工復産進度低于往年同期,不可避免對經濟社會造成衝擊。眼下,經過全國上下艱苦努力,通過實施有力的救治和防控措施,出臺一係列促進復工復産、幫扶中小企業渡過難關、恢復經濟活動的政策舉措,已初步呈現疫情防控形勢持續向好、生産生活秩序加快恢復的態勢。

  總體來看,疫情對我國經濟的影響是局部和暫時的。由于疫情的衝擊,特別是疫情演變成全球“大流行”,實現全年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任務面臨更大挑戰。首先,由于2020年一季度經濟景氣明顯低于往年同期,挽回已有損失、取得盡可能好的全年結果,需要我們付出更大努力。其次,疫情的幹擾雖是暫時的,但民生須臾不可停頓,要以只爭朝夕的速度推動經濟增長。

  具體來看,此次疫情給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的不利影響,具有一些不同于以往經濟波動的特點,可以説是一種非典型、非傳統衝擊的類型。一般來説,最常見的宏觀經濟波動是需求側衝擊(如金融危機),也有少量情形來自供給側衝擊(如災害和能源短缺衝擊)。衝擊也可以分為內部生成型和外部衝擊型。

  這次疫情對我國經濟的影響同時來自三個方面:一是消費受到抑制,屬于需求側衝擊;二是開工復産受到阻礙,屬于供給側衝擊;三是因要素流動受阻和部分供應鏈暫時性中斷而造成外部衝擊,加上目前疫情在其他國家進一步蔓延,幾個方面因素交織疊加使疫情衝擊在中國與世界經濟之間産生相互強化的效應。

  針對這種特殊挑戰,我們要對既有政策工具進行良好組合、協同創新運用。其中,發揮我國超大規模的消費市場優勢和挖掘消費需求潛力的舉措,應在諸種政策組合中居中心的地位。

  《瞭望》:就業是民生之本。當前,如何抓住經濟增長的著力點?

  蔡昉:保持就業穩定,需要盡快恢復經濟活動,促進經濟增長既要加快需求復蘇形成拉動力,也要推動生産要素匯聚形成驅動力。

  鑒于第三産業和居民消費已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貢獻因素,在疫情防控過程中及之後,促進第三産業復工復産和激發居民消費活力,便成為恢復經濟活動、穩定就業和保障民生的切入口。

  促進居民消費活動逐漸回歸正常的同時,可關注三個方面的特殊消費潛力,可通過市場細分策略予以充分挖掘。

  一是可補償性消費。通常衝擊性事件對正常消費的抑制得到解除後,消費者從實際需要和心理因素兩方面産生補償性消費傾向。這時,消費者對于那些需求彈性大,消費受到最明顯抑制的商品,産生超常規的購買需求。疫情中消費減少的一些家庭用品,特別是相對高端且不適宜線上購買的品牌商品即屬于此類。

  二是可替代性消費。在某些商品或服務的需求不能得到滿足的情況下,那些具有相同效用或者相似消費偏好的其他商品或服務,可以成為替代消費的對象。受疫情影響最大並且恢復難度較大的聚集性、體驗式消費,如旅遊、影劇院消費、群體性消費等,可轉向更加私密性且具有類似效用的其他消費項目或採用不同的消費模式。比如,傳統組團式和以景點為目標的旅遊項目,可能被個體化和分散化的休閒式、知識性旅遊項目所替代,成為旅遊業的新增長點。

  三是可引導性消費。這主要是指隨著消費理念的變化,消費者偏好可以在一定時期內得到培養的消費內容。受此次疫情影響,人們對與健康生活相關的新型消費需求必然會不斷提升。比如,人們對保健類産品、體育健身活動、改善家居衛生和環境的裝修以及更具私密性的交通工具等的需求,未來都可能形成新的消費熱點。

  從這三個方面挖掘額外的消費需求潛力,需要市場與政府協同發力。政府要對低收入者和受衝擊者進行補貼,增強其消費能力和消費信心;對第三産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給予特殊援助和扶持,從供需兩方面做好準備,迎接預期的消費高潮。

  同時,鼓勵和引導消費服務業創新經營模式,特別是圍繞電子商務新業態、社區服務業等領域加強創新發展,以線上消費帶動線下消費,更好推動潛在消費傾向轉化為現實消費活動。

  發揮産業的就業吸納力

  《瞭望》:作為吸納就業的“蓄水池”,當前如何發揮第三産業的就業吸納力?第二産業尤其是制造業的就業潛力又如何挖掘?

  蔡昉:我國吸納就業的産業構成已經發生了突出的變化。在第一産業的勞動力繼續向非農就業轉移的同時,第二産業就業人數也開始減少,第三産業是唯一繼續保持就業增長因而就業彈性為正數的産業。

  當前穩定和擴大就業,需要從這個現實出發,一方面努力加快第三産業的恢復,爭取三産在被耽誤後的時間裏取得超常增長;另一方面挖掘第二産業特別是制造業的增長潛力,通過提高就業彈性最大限度發揮其吸納就業的作用。此外,還有發揮我國工業類別齊全、制造業配套能力強的獨特優勢,把握好自主發展和參與全球分工體係之間的平衡,破解可能發生的供應鏈短期乃至中長期斷裂的困難。

  隨著勞動力成本優勢的逐漸喪失,我國制造業發生了兩個變化:一是大量處于價值鏈低端的勞動密集型産業向海外轉移,二是廣泛應用資本替代勞動的技術,提高了制造業的資本密集度。這導致從2006年以來我國制造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逐年下降,以及近年來制造業的就業彈性轉為負值。

  因此,穩定制造業比重和扭轉制造業就業彈性為負的趨勢,本來就是我們在新的經濟發展階段進行産業結構調整的題中應有之義。在應對疫情對經濟和就業衝擊的過程中,應該採取有力的措施朝這個方向努力。

  針對這次疫情可能導致的産業鏈中斷、企業外遷,特別是造成一批中小微企業難以為繼的情況,政府已經出臺了一係列超常規的政策扶助措施,旨在減輕企業負擔,促進其盡快恢復生産經營常態。與此同時,還應採取切實措施,把促進復工復産的短期幫扶措施與穩定制造業比重和提高制造業就業彈性的長期目標結合起來,借這次機會從機制上根本破解中小微企業長期面臨的融資難、融資貴等發展難題。

  近年來,我國的營商環境顯著改善,新成長的經營主體如雨後春筍般增加,2019年平均每天新增登記企業達到1.99萬個,絕大多數為中小微企業。這種創業活動的高度活躍性,是我國連續七年能夠保持每年新增城鎮就業超過1300萬的重要原因之一。一般來説,每年第一季度新增城鎮就業人數佔全年總量的比例在24%左右。今年受疫情影響,一季度的就業數量顯著下降,對全年就業增長産生了不利影響。因此,進一步簡政放權,改善營商環境,同時採取強有力的扶持手段促進大眾創業,是把全年就業損失降到最低程度的關鍵之舉。

  超常規政策如何發力

  《瞭望》:應對此次疫情對就業的衝擊,我們需要哪些超常規政策穩住就業大局?

  蔡昉:應對這次疫情對就業的強烈衝擊,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應包含更多超常規措施。

  首先,堅持把就業優先政策納入宏觀政策層面。這就要求把就業狀況作為確定宏觀經濟政策方向和力度的依據。城鎮調查失業率指標自發布以來,一直保持在5%左右相對穩定的水準。因此,可以把這個水準看作是就業比較充分的表現。按照定義,充分就業時的失業率就是自然失業率,沒有周期性衝擊因素;同時也説明經濟增長率符合潛在增長能力。

  應對疫情對就業的衝擊,在按照政府的部署積極推動農民工返城到崗之後,最大限度減小就業損失的著眼點,努力使調查失業率在下半年回到5.5%的期望水準。

  為此,當前的宏觀經濟政策應該轉向相對擴張或更加積極的水準。由于財政政策具有更直接瞄準關注對象的特性,預期能夠有效幫助企業和家庭紓困,因而在應對疫情經濟衝擊中針對性更強,應該居于宏觀政策的主要位置。貨幣政策與之配合,著眼于幫助政府籌資和企業融資,以及確保這些紓困和救助政策的實施不會受到流動性不足的制約。在向中小微企業傾斜減負的同時,財政還應有特殊的紓困安排。建設性投資應在堅持補短板和優化結構的基礎上,最大限度促進中小微企業恢復活力,通過乘數效應帶動就業。

  其次,實施更有針對性、更加精準的公共就業服務。這次就業衝擊的特殊之處在于,衝擊既來自投資、消費和出口疲軟造成的需求側,也來自開工不足甚至局部産業鏈條斷裂的供給側。

  因此,需要更加積極地拓展公共就業服務的深度和廣度,進一步提高政策措施的針對性和精準度。

  一是把擴大社會政策托底范圍和促進就業的措施有機結合起來。近年來我國失業保險金形成較大規模的累計結余,在足額給付保險金以及用于穩企援崗的做法之外,還應將其用于支援農民工返城到崗所需的必要補貼,失業保險的支付范圍也要進一步擴大。

  二是通過擴大高等教育招生規模等緩解失業風險,通過培訓和提供崗位中介提高勞動力供需之間的匹配度,以減少結構性和摩擦性失業。

  三是通過支援企業實行員工儲備,或者政府履行“最後雇主”的功能,安排暫時沒有崗位的勞動力進入培訓狀態,同時提供公益性崗位作為過渡措施。這樣,勞動者在轉崗的摩擦期間可以提升技能,降低下一時期遭遇結構性失業衝擊的概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陳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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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錯】 責任編輯: 王佳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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