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呼吸機一停，患者的指脈氧飽和度立即下降。隔著起霧的防護面屏，光谷院區麻醉科主任高峰和同濟醫院麻醉醫生王楠對視一眼。
“我要插管了！”高峰示意旁人退到病房最遠處，小心地打開患者口腔，檢查完氣道，插入可視喉鏡，然後接過王楠遞來的呼吸機軟管，找到聲門，又準又快插入氣管。同時，王楠已將導管近端接上了呼吸機。
看著患者指脈氧飽和度迅速攀升至90%以上，高峰長舒一口氣。
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院光谷院區，來自5家醫院的18名麻醉科醫生和兩名護士組成插管小分隊，至今已經為60多名危重症患者續上了最關鍵的一口氣。
30秒，再續一口氣
“缺氧是新冠肺炎患者病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在無創呼吸機不能滿足患者需要時，就需要氣管插管博一線生機。”華中科大同濟醫院光谷院區院長劉繼紅介紹，在這個828張床位的重症定點收治院區，98%以上的患者都是重症和危重症。
在全院相關病例討論會上，專家們表示，建立一支氣管插管小分隊。病區醫生提前預判患者的病程發展趨勢，如患者有惡化傾向，要盡量提前插管，將救治關口前移。
以高峰為隊長的插管小分隊臨危受命，成為全院危重症患者生死線上的“守門人”。
“每次氣管插管，給我們的有效時間實際只有30秒，或者滿分或者零分。”高峰説，因為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體質差，無法耐受長時間缺氧及血壓、心率的劇烈波動，醫生必須在30秒內完成插管。
對麻醉醫生來説，氣管插管是一項常規操作。但疫情中，每次插管都是生死考驗。
“戴著3層手套，食指都是僵直的，方向和力道都不好拿捏。加上防護面屏上的霧氣，操作難度增加很多，所以才更需要有經驗的麻醉醫生完成。”復旦大學華山醫院醫療隊的羅猛強説，插管講究穩、準、力道適中，需要屏住呼吸，集中精神，一舉而成。
小分隊每兩人一組排班，24小時守在病區外待命。過去的一個月裏，他們每個人都遇到過緊急時刻。
“一名機械通氣的病人氣管導管的氣囊破了，請速來換管！”不久前的一個深夜，青島大學附屬醫院醫療隊的馮偉和山東大學第二醫院的謝坤接到通知，便知情況危急。“在更衣室，護士一邊催一邊擔心我們防護服穿不好，聲音都變了。”馮偉説，那次他們只用了15分鐘就趕到病房，在病人因缺氧而加重病情之前完成。“從病房出來，我腿一軟，直接坐在地上了。”
10釐米，“貼面”搏鬥
“氣管插管中，患者要闖生死關，我們也要闖感染關。”高峰説，麻醉醫生進行插管操作時，最近時距離病人口鼻只有10釐米左右，病人呼吸道噴出的有極高傳染性的病毒氣溶膠甚至會濺到醫生的面罩上。
在與病毒“貼面”搏鬥時，醫生們要穿上防護服和兩層隔離衣，戴上N95口罩和外科口罩，然後再戴上防護面屏和全面型面罩。但即便如此，依然面臨著巨大的風險。
王楠就曾遭遇過暴露的風險。“當時，已經給患者做了插管。正在調整鎮靜藥物劑量和呼吸機參數，患者心率從110次/分快速下降到30次/分，而且還在繼續下降，不做緊急處理很快就會出現心跳驟停。”王楠説，她當機立斷實施胸外心臟按壓，同時呼叫周圍醫護人員來搶救。
按壓兩分鐘後，隨著急救藥物開始起效，患者的心率逐漸恢復正常。
“胸外按壓動作幅度大，很容易造成防護服破裂。而當時剛做完氣管插管，病房裏病毒濃度很高，非常危急。”高峰得知這一狀況後，反覆與王楠確認是否有暴露。
“我只是想著不能讓病人的心跳停了。”在病人命垂一線的時刻，王楠壓根沒考慮自己是否會被感染。
連續5個小時在ICU進行插管操作後，上海交通大學瑞金醫院醫療隊的譚永昶剛脫下防護服就坐在了地上。“頭疼欲裂，渾身軟綿綿的。”他説，雖然一次插管操作用時不長，但需要與管床的醫護人員溝通病人情況，插管後還要在病房觀察一段時間，麻醉醫生在病房裏停留的時間並不短，三級防護下會因為缺氧而頭疼。
“插管過程也是一寸短一寸險的。”馮偉説，為了盡可能降低感染風險，光谷院區17個病區全都配備了可視喉鏡。這樣，醫生可以在距患者面部30釐米處完成操作。
20勇士，越跑越穩
“插管流程快一分鐘，患者就多一份生的希望。”高峰説，需要插管的患者都是“重症中的重症”，病情拖不起。
但一支臨時拼湊的隊伍，如何不經演習就能配合默契，高效運轉？在小分隊成立初期，高峰為此很傷腦筋。
“想要全面把握患者插管指徵，實現‘零失誤’，只有統一標準。”高峰説，他們一邊執行任務，一邊分析病例，很快對個人防護、物品準備、插管步驟等全流程作了詳細規定。
“以前穿脫防護設備要半個多小時，現在配合默契，20分鐘內就能完成。”羅猛強説，他們還配備了氣管插管專用“萬用箱”，所有藥械都放在裏面，大大減少了準備時間。
華山醫院麻醉醫生魏禮群介紹，為了提高插管成功率，每天的值班隊員都會將遇到的問題和體會發到小分隊微信群裏。小到紗布使用、插管姿勢調整，大到插管時機把握、呼吸機參數設置，都認真總結經驗。
如今，這支隊伍越跑越快、越跑越穩。“現在需要插管的患者在減少，而且已經陸續有插管患者經過積極治療後，病情好轉，順利拔了管。”高峰説。(記者 程遠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