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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時期的生命擺渡人
2020-03-13 07:50:20 來源: 新華每日電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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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時期的生命擺渡人

  記趕赴武漢抗疫的中國紅十字會救護轉運車隊

車隊向火神山醫院轉運患者。 付春來/攝

  王達

  夜幕低垂,藍燈閃爍,一輛輛負壓救護車呼嘯飛馳,將新冠肺炎患者護送至各定點收治醫院。他們是生命的“擺渡人”——中國紅十字會救護轉運車隊。

  疫情發生以來,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分批向北京、上海、青海、內蒙古、雲南、吉林等六省(自治區、直轄市)徵召65名隊員,組成32個車組,派駐武漢市急救中心、同濟醫院中法新城院區、光谷院區、協和醫院本部、協和西院,開展新冠肺炎患者轉運工作。中國紅十字基金會為車隊緊急採購了20臺負壓救護車和車載醫療設備。

  自2月12日到3月10日24時,車隊累計轉運新冠肺炎患者7343人次,其中危重症、重症患者2464人次,接送出院康復者數十人。“最高興的事,就是看到運往ICU的患者越來越少,出院的越來越多。”青海隊領隊王海濤説。

  驚濤駭浪,也是日常

  來自上海市急救中心的資深駕駛員劉軼此次擔任上海隊領隊。3月3日晚,劉軼接了個“大活”。

  “出動10臺車組,將199名患者從市五院轉移到火神山。”他説,按照以往經驗,像這樣的“大活”,一般要忙到後半夜。

  武漢市第五醫院是武漢首批7家新冠肺炎患者定點收治醫院之一,共開放床位400余張。近期,隨著武漢疫情形勢好轉,市指揮部決定將方艙醫院、市五院等定點收治醫院逐步清空,將患者分批轉運至火神山、雷神山等醫院。因此,劉軼和隊友們越來越忙。

  “不過這種忙,忙得開心,忙得充實。”來自內蒙古自治區中醫院的主管護師陳辰,此前與劉軼素不相識,但經過近一個月的合作,兩人已經成了“黃金搭檔”。

  “每次轉運患者時,心情都特別沉重,尤其是有些患者年齡偏大,又沒有親人陪伴,情緒十分不安。”將一位坐輪椅的老奶奶扶上車,為她仔細扣好安全帶後,陳辰又接來3名患者,加上他們的行李,將救護車醫療艙堆得滿滿當當。

  關好艙門,陳辰又回到駕駛艙副座。按照規定,她與患者零距離接觸後,已經屬于被污染群體,不能再進入駕駛艙。但事實上,在繁忙的轉運任務中,劉軼和陳辰已經很難把握這條界限。就連劉軼,也需要下車幫助抬擔架、接患者。

  “這次沒有危重症患者,不然我肯定要去醫療艙盯著。”陳辰還是不放心,時不時通過隔離窗回望後艙,觀察患者的身體狀態。

  在武漢的近一個月,“擺渡人”每天就是這樣,在車輪上、擔架旁、輪椅邊忙碌著,有時還會遭遇驚濤駭浪。2月19日中午,劉軼、陳辰車組接到指令,將幾名重症患者從中國人民解放軍空降兵醫院轉運至火神山醫院。這是她第一次前往火神山。

  路途較遠且顛簸,一名患者突然出現呼吸困難和咳血等症狀,陳辰立即為患者吸氧,用吸痰器幫助患者吸痰。等轉運車抵達火神山,陳辰將患者送至病區,接診醫護人員被她的樣子嚇壞了,防護服、手套上沾滿了患者咳出的血痰和黏液。

  “這種情況是最危險的。”談及陳辰那天的經歷,青海隊領隊王海濤不禁為她捏把冷汗。進駐同濟醫院中法新城院區一個多月,青海隊不止一次參與轉運插管治療的危重症患者,對于其中風險心知肚明。

  新冠肺炎主要通過呼吸道飛沫傳播,因此越是那種難以行動、咳嗽不止,甚至插管搶救的患者,傳染風險越高,轉運難度也最大。“病人加上擔架、監護儀、呼吸機、氧氣瓶,一共小兩百斤,平地還好,上下臺階只能靠人工抬,非常吃力。”王海濤説,像這樣的高難度轉運,隊員們一天要遇到七八次,每次忙完都要累出一身汗。

  累極了,隊員就靠在路旁的欄桿上休息。至于旁邊的草坪,看著養眼,隊員卻不敢坐。“草葉粗糙,萬一把防護服割出口子來,肉眼很難注意到,病毒卻能鑽進去。”王海濤説,在武漢的這些日子,面對無處不在的風險,倒把一群粗獷的青海大漢“逼”得心細如毫。

  紙尿褲和“軍功章”

  從青海出發前,王學軍預想過很多可能面臨的困難。但他沒想到,最大的困難,卻是最不起眼的“方便”問題。“這輩子再也不想穿紙尿褲了。”

  “紙尿褲”,是所有隊員痛恨卻又繞不過的話題。尤其是在前期,防護裝備匱乏,一套防護服經常要頂七八個小時,一包鼓鼓囊囊的紙尿褲,就成了大家的工作必需品。

  “雖然穿著紙尿褲,但我們畢竟不是失能老人,還是想盡力忍住。”王學軍説,在武漢的每一天,他都盡量控制少喝水。尤其是早餐,盡量少吃,“吃飽了新陳代謝就快,就想‘方便’,感覺還不如餓著”。

  隊員們來自四面八方,有著不同的飲食習慣,遇到重油重辣的湖北菜,難免有些不適應。28歲的龐慶麗,來自雲南省阜外心血管醫院,她是和同事一起主動報名來武漢的。因為胃病和飲食不習慣,有一天上車前,她偷偷吐了一大口,卻沒有告訴任何人,強忍著穿上防護服,繼續執行轉運任務。

  直到距離交班只剩半個小時,再也堅持不住的她,才被同車隊友發現並強行“趕”下車。後來,面對隊友關切的問候,她不好意思了,“感覺自己是在給大家添麻煩”。

  第二天,新的班次開始,隊友要求給她替班,她卻堅持不肯:“我現在就想特別完美地出一趟車,證明自己全好了”。當天,她和隊友一起轉運了170余名患者。

  每天穿防護服、戴口罩,加上長達五六個小時的高強度工作,給愛美的姑娘們留下了難以掩飾的“戰鬥痕跡”。

  來自雲南的劉夢迪每天都要跟家裏視頻,證明自己“好好的”。但有天出完車,她摘掉口罩,發現自己的臉上被勒出兩道深深的壓痕。

  “後來我跟爸爸視頻,故意藏著不想露正臉。”劉夢迪説,但是知女莫若父,“最後爸爸就勒令我露正臉給他看,看完後半天沒説話,最後來了句‘挺好的,軍功章一樣’。”

  “當時感覺眼淚快掉下來了。”劉夢迪回憶説,她隱隱聽到爸爸嗓音也有些沙啞,“我想一定是隔太遠,網絡不好的原因吧”。

  輪到我們上戰場

  在中國紅十字會救護轉運車隊65名隊員中,有11位是“90後”。劉夢迪、龐慶麗、張春華……一個個年輕的名字,平時都是家裏的心肝寶貝,卻在武漢最需要的時候,毅然走上抗疫一線。

  29歲的張春華老家在青海化隆。來到武漢之前,他剛在西寧火車站義務執勤一周多。因為走得急,他連家都沒回,在火車站辦了一張臨時身份證,便匆匆趕往機場集結,“也沒敢跟家裏説,怕他們擔心,畢竟我是家裏的獨生子”。

  直至不久前,青海省紅十字會登門慰問,家人才知道他不在西寧。“後來,奶奶就給我打電話,在電話那頭哭得不行。不過他們也沒説讓我回去,就是叮囑我在武漢好好幹,注意安全,做好防護。”張春華説,來之前沒想那麼多,現在還是有點小後悔,“不為別的,還是應該跟家裏,起碼跟爸爸媽媽説一聲”。

  同樣來自彩雲之南的何美萍,昵稱“萍姐”,實際年齡卻不大,今年28歲,與劉夢迪、龐慶麗合稱“三小只”。“萍姐的媽媽那天去出發現場送她,我們還挺擔心,但萍姐居然忍住了沒哭,還與媽媽微笑道別。”劉夢迪説,自己當時感覺萍姐超厲害。

  “但後來,去機場的路上,萍姐説她其實挺怕的,我沒有説話,因為我也一樣,老龐也一樣。”劉夢迪説,到了機場,緊張感“翻倍”,萍姐就拉著大家一起自拍,“也許這就是女孩子的特性吧,自拍可以壓倒一切。”

  2月18日,來自內蒙古的陳佳樂和隊友們一起度過了他的26歲生日——隊友費盡心力為他找來蛋糕,但他戴著口罩,吹蠟燭不方便,就和隊友一起用手把生日蠟燭扇滅了。

  “來武漢之前,因為第一批醫療隊優先考慮男護士,我沒選上,當時爸爸媽媽還挺高興,以為我不用去了。沒想到我又跟著紅會過來了,他們就覺得我騙了他們,我婆婆還大哭了一場。”劉夢迪説,出發前很緊張,但實際來到武漢,感覺反而沒什麼,“面對n多問題,就會有n+1種解決辦法,每天看著新冠肺炎患者現存確診數持續下降,就知道自己的付出有了收獲,就看到了勝利的曙光。”

  “最難忘的,就是我們在轉運中遇到的一位老爺爺,年齡已經很大了,在CT檢測室門口徘徊著不敢進去,因為第一次核酸檢測顯陰,現在來做第二次,心裏很害怕,擔心返陽。”劉夢迪説,當天她們就和老人聊了很久,“後來得知我們從雲南來,老爺爺很高興,跟我們聊了很久,聊他1965年去雲南支邊的事,聊昆明的西山和滇池。”

  後來,老人慢慢放下心事,走進了CT檢測室。“進去前,老爺爺還跟我們招手,説是等治好病,一定要再去一趟昆明,爬一次西山,看一眼滇池。”她説,有了這些難忘的經歷,能夠幫助到那麼多人,她對自己來到武漢一點都不後悔,“2003年非典肆虐的時候,我還不記事,但現在,到了我們該走上戰場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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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錯】 責任編輯: 尹世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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