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有這樣一群網絡音頻平臺的主播，他們以自己的方式助力抗疫——

　　用聲音傳遞溫暖與力量

　　33歲的文倩是湖北潛江人，大學教師，網絡主播，大年三十應鎮上要求錄制了疫情通報。車輝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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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歲的女孩、電視臺主播、公安幹警……身在疫區的網絡平臺主播，用聲音傳遞溫暖和力量。在他們的節目中，我們能感受到特殊時期，普通人的生活狀態、所思所想，也能得到資訊與信心。若幹年後，這將是一份難得的口述史資料。

　　湖北有這樣一群網絡音頻平臺的主播，他們用自己的聲音助力抗疫：協助平臺免費錄制防疫知識，讓更多人獲得資訊與信心，持續更新電臺節目，向外傳遞溫暖與力量。

　　從他們口述的內容，也許我們能感受到這段時間來，疫區的一些片段。

　　10歲武漢女孩的“解憂雜貨鋪”

　　高若涵，女，10歲，湖北武漢，小學四年級學生

　　今年的寒假和以往都不太一樣。外面很多人生病了，好像是吃了不該吃的東西。外公外婆、爸爸媽媽都不讓我出門。

　　不能出門的日子，媽媽讓我自己安排每天的生活。學習當然是第一位的。此外，我每天都擠出一點碎片時間，去喜馬拉雅錄幾個故事，有時候還會配一下音。

　　大人們會問我，為什麼想去做主播講故事？我從小就喜歡聽爸爸媽媽講故事，也喜歡上網聽故事。我也希望能夠讓別人快樂，就麻煩媽媽幫我開通了賬號，在《思思講故事》專輯裏錄一些故事給其他人聽。

　　我的夢想是長大以後當主持人。在家空閒的時候，我會在窗臺上曬太陽。這次疫情，讓我更珍惜陽光以及大自然的一切，想要跟大家説，一定要愛護環境，少吃那些不認識的東西。

　　為了增強體質，每天我會和外公外婆一起做增加肺活量的操。每天做操挺累的，我的腳都弄得好疼，但還是一直堅持下來了。有一次我做操的時候不小心扭傷了，痛得站也站不起來。第二天，外婆便幫我搬來一把椅子，我坐在椅子上，只做上半身的運動。有時候我也會和外公外婆玩抽烏龜（牌類遊戲），他們讓著我，基本上都是我贏。

　　我在喜馬拉雅平臺上的關鍵詞是解憂。那我就盡力朝這個方向去發展，用聲音盡量讓大家開開心心的。

　　疫情過去以後，我肯定還會繼續錄節目，比如説科普類的，或者是這種跟防止疫情相關的東西，想讓大家都做好防護的，最好不要再發生這種事情。

　　蚊帳搭的簡易錄音棚錄制溫暖的聲音

　　蔣超，男30歲，湖北十堰；曾經是電視臺主持

　　臘月28，我回到了湖北十堰的老家。

　　家裏今年新蓋了房子，母親張羅了一大堆本地特産，要給許久不見的兒孫輩們做好吃的。

　　我過去是本地電視臺的主持人，現在出來創業，在網上做有聲書主播。線下，我還開了一個工作室做培訓，並在大學裏兼職上課。因為工作的關係，過往的幾年春節，我在家只能待到初五初六。

　　我老家確診的病例並不是很多，但是大家有一些風聲鶴唳，外面路上也看不到什麼人。好在母親細心，早準備好了食材，地裏還有自己種的菜，家裏一切都被她安排的井井有條。

　　被疫情困在家中，無形中讓我和哥哥有了一次陪伴父親和母親的機會。

　　父親閒不住，但為了家人的健康，我們三番五次勸説父親春節期間別出去拜年或者幹活，老老實實待在家裏。為不讓父親覺得無聊，我和哥哥就每天吃完午飯後陪他鬥地主。父親是個不服輸的人，為讓他開心，我們哥倆總偷偷讓著他。有時怕他看出來，可能第一天贏，第二天再輸給他。父親的笑容，是我們最重視的東西。

　　主播子龍在我們一個群裏發起捐款，一小時不到，一百個人不到的主播群湊了將近12萬元。作為湖北人，我覺得特別溫馨、感動。

　　我這邊買不到口罩，一次在群裏邊問誰能幫忙。喜馬拉雅的姜峰老師馬上就説，你要多少，我先想辦法給你。河南那邊一個主播，為了給我買口罩，逛了好幾個藥店超市，找各個渠道，還要把家裏僅存的幾個給我寄過來。

　　老家這邊沒有特別好的錄音環境，我和家裏人臨時搭了一個錄音棚。媽媽拿出我小時候的舊蚊帳，我跟老弟在墻上釘釘子拉根線，把蚊帳挂起來，我一個人窩在裏面錄音。晚上我媽怕我冷，給我搞個柴火爐子。在這個錄音棚裏，我從早上8點半開始工作，除了中午陪父親打一會牌，一直會錄到晚上。希望這些聲音，可以給疫情中的粉絲們帶去更多的陪伴。

　　現在，我就期待著疫情過去，所有的人能夠平安。

　　身處武漢，我很心疼這座城市

　　木李，女，28歲，警察

　　2014年，我通過公務員考試來到這裏，成為一名人民警察。武漢也成了我的第二故鄉，我喜歡這座城市，尤其是櫻花爛漫的時候。

　　今年春節，因為要值班，我提早跟領導告假返回山西老家。原計劃大年初一返回崗位，特意提前去親戚家拜年。

　　1月23日，我在工作群裏看到武漢即將封城的消息，意識到情況已經非常嚴重。我馬上請示領導，要求返回武漢。這時候大家都想逃離，而我是個逆行者。

　　此時開往武漢的飛機和汽車已經停運，只有火車還發車。那天，媽媽送我到火車站，揮別的一刻我看到她眼裏含著淚。

　　我在火車上昏昏沉沉坐了12個小時，全程戴著口罩，一刻都不敢摘。在武昌火車站下車的只有我一個人，乘務員問我是不是醫護人員，我笑著搖搖頭。

　　回首望去，出站口一個人也沒有。我想這輩子僅有這麼一次能見到這麼空蕩蕩的武昌火車站。

　　2月的武漢，即便到了中午，依舊濕冷。男同事們負責將轄區裏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疑似病患轉運至集中隔離點，接受專業醫護人員的看護和治療。

　　每次出發前，從全身消毒、穿上防護服、戴上隔離帽、蹬上隔離鞋套、戴上護目鏡和防護面罩、戴上防護手套，最後再帶上一次性手套，全程要20多分鐘才能完成。而此時，護目鏡上已經滿是水汽。

　　對我來説，從老家返回武漢後的14天是最焦慮和難熬的時間。14天，也就是普通的兩周，而現在，它是最長潛伏期。

　　我在老家的五天，接觸了超過五十人，多數是老人和兒童。我哥開玩笑説，他現在咳嗽，院子裏的人都特別怕他。這些天，每天都能收到親友的詢問，我都會回復，健康，讓他們放心。

　　我其實很擔心影響到別人的健康，最痛苦的不是自己怎麼樣，而是自己影響到別人，這是最揪心的。好在14天過去了，我和家人們都沒有發病，總算能安心了。

　　身處武漢，我很心疼這座城市，與每一個遭受病痛折磨和辛苦工作的醫務工作者感同身受。不知道怎麼形容這個直觀的感受，我曾無數次想像這是一場噩夢，睜開眼一切都會好的。

　　我是90後，13年前非典時我們是受保護的一代。沒有什麼恐慌，每天看看新聞，覺得不用上學好開心。而現在，疫情就發生在自己身邊，很多感染的都是我們最熟悉的人，此刻正是需要我們擔當的時候。

　　像這樣的人有很多，這裏我們只是選取了其中的一小部分……（記者 車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