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旭日再一次鍍亮江南古鎮南潯。

　　初秋時節的頔塘（古運河）水宛如一道柔軟的綠綢環抱著古鎮，江南名園小蓮莊荷花迎著朝霞綻放，嘉業堂藏書樓裏的古籍默默不語。霞光中，輕紗般的霧帳，給南潯抹上了一片水晶晶的秋色。

　　漫步在浙江湖州南潯古老的石板路上，穿街走巷，尋根溯源，倣佛回到那發黃的方志所記載的崢嶸歲月。1842年，上海被辟為通商口岸以後，聰慧的南潯人憑借名甲天下的“輯裏湖絲”，從家鄉的青石板路走向上海灘，與洋人做生意，涌現了一批巨富大賈，俗稱“四象八牛”，是中國近代最大的絲商群體。這些名門望族留下了很多宅第。當我跨入一座座名門宅第，抬頭凝視著一座座磚雕門樓，倣佛與那些身穿長袍馬褂或西裝革履的先賢會晤，聆聽他們敘説百年滄桑的家風故事。

　　建築雕刻可分為木雕、磚雕、石雕、竹雕、玻璃雕等，木頭與石頭是人類最早使用的兩種材料，人們對它有一種親切感；陶磚雖是人造物，但它是水、土和火的結晶，是人類最早的發明之一。用這些材料進行雕刻，其本身就是通過藝術，注入生命，帶有人的情感。江南建築如此，南潯也不例外。

　　南潯的宅第大多是多進式建築，每一進都由磚墻隔離，每道磚墻都有墻門。墻門主要以磚、木、石為材料，一般平常人家採用木頭作門框，大戶人家則用石頭作門框，故稱為石庫墻門。石庫墻門內外一般都設有磚雕裝飾，也有的只設門內或門外一面，俗稱磚雕門樓。

　　這些磚雕門樓上都刻有寓意深遠、造型生動、工藝精湛的圖案，且有醒目題詞。這些題詞，往往寄托了主人的思想理念、人生追求、治家宗旨等，可以説，某種程度上是主人的家訓或家風。如民國元老張靜江故居的“世守西銘”“有容乃大”，近代儒商名士張石銘舊居的“世德作求”“藍田毓秀”，近代著名書畫收藏家龐萊臣的“世澤遺安”“厚德載福”，民國北派畫壇領軍人物金家的“永建乃家”“心地芝蘭”，上海新世界主人邱家的“唯適之安”等，字裏行間無不閃爍著主人對家庭和後代的企盼、祝願及訓導、警示。

　　這些門樓上的題詞，有的來源于古代典故，有的是名人格言警句，有的是主人治家報國的座右銘，言簡意深，內涵豐厚。

　　經歷上百年的風雨，南潯不少門樓已經破損，甚至消失（有的門樓正在修復），僅僅是銘刻在歷史記憶中了。所幸這些人家的家訓家規家風還在，他們的後代子孫傳承和弘揚好家風的精神還在。

　　劉家孫子滿月不擺酒

　　劉鏞白手起家，憑著勤勞和智慧成為南潯“四象”之首富。按一般人的想像，這日子不知道該如何穿金戴銀、花天酒地了。恰恰相反，劉鏞對世道、對自己，始終都有很清醒的認識。他認為劉家的一切都是祖先積德而來的，自己沒有理由暴殄天物。平時生活很節儉，直到晚年，還保持著吃飯時要吃完碗裏最後一顆飯的習慣。如果碗外粘了一顆飯，一定要用手拈來放進嘴裏，並且要求家人也這麼做。他花費巨資為祖宗建家廟、為家族辦義莊、為子孫辦私塾，而自己並沒有留下什麼豪宅。

　　劉鏞有著強烈的“惜福”“辟邪”觀念，時時以當年的艱苦生活及祖先的家訓自勵，不願過多地享受，而寧願多做善事。所以他一生都在賑災，多次獲得朝廷及地方的嘉獎。

　　他曾對兒子説：“天之予人福澤至不齊也，有以鐘愛者焉，有以勺受者焉。謹身節用，則一勺之福亦可以久延；縱欲妄為，雖盈鐘之福，一覆而立盡。世之暴殄者多夭，撙節者多壽。以吾所見，歷歷不爽……豈得謂天道無知乎？吾生平于飲食、服禦均不求精美，明知區區者不足以傾吾家，誠惜此一勺之福，而不敢縱欲也。吾少也貧，親歷艱難，故事事不敢逾份。汝曹生時境已豐裕，夫豈知祖父艱難積累而始有今日耶？”據《先考通奉府君年譜》記載，他常常告誡兒勿忘昔日之艱辛，勿忘祖先的恩德，要小心處世，凡事不可過分。

　　劉鏞的第一個孫子劉承幹生下來之後，全家人對這個長孫視為掌上明珠，準備滿月時大大慶祝一番。劉鏞卻出乎意料地説：“滿月酒不擺了，這錢用于賑災吧！”

　　眾人嘩然，但又不好直説。

　　聞此消息，長子劉安瀾的岳父邱仙槎、劉錦藻的岳父金桐及徐氏，一起趕來勸説劉鏞。

　　劉鏞搖搖頭，長嘆一聲道：“我是從一把尺起家的，從一把尺上看到財富的誘惑，嘗試著去掙一點，沒想到真的成功了。但是福也是禍，是禍躲不過……為子孫造福，我不願鋪張浪費，只是希望多做有益之事，小輩們不要太奢華……”

　　有了孫子劉承幹後，劉鏞的募捐義舉更大方了，捐資賑災不計其數。但他對自己仍十分節儉，患有胃病，卻不診治，直到晚年時才在家人勸告下服些補品。

　　張家“世德作求”的注解

　　南潯“四象”之張氏一門，走出了兩位赫赫有名的代表人物，一位是毀家紓難資助孫中山革命的“民國奇人”張靜江，一位是帶著山海般的財富走向市場和書齋，成為傳統商人和文化人的張石銘。

　　至今保存完好的張石銘舊居門樓上“世德作求”四字，可以説是其家訓家風的核心詞。而花廳裏，被譽為晚清“一代賢相”的詩人、書法家祁藻所書的“經濟博通言達于行，家庭和樂質有其文”抱柱聯，可看作是對“世德作求”的極妙注解。“經”是治國，“濟”是濟世，所謂“經濟博通”，意在經邦濟世，博古通今；而“言達于行”從字面上理解是言行一致，説到做到。上聯所表達的就是遵循儒家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己任，下聯是警示和激勵後人要家庭和睦，繼承傳統，崇文重教，世代綿延。張家所倡導的“世德作求”的儒學理念和家風文化，已經在潛移默化中得到傳承、弘揚和光大，這正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薪火相傳之價值所在。

　　張石銘（1871—1928年），名鈞衡，字石銘，號適園主人。他和張靜江都是張頌賢（字竹齋）的孫子。其父張寶慶（字質甫），是張頌賢的長子，張石銘是張寶慶的獨子，故為張頌賢的長子長孫。可惜他父親體弱多病，“年未三十，因得怔忡之疾，逐到沉綿不能治，卒年四十三”（繆荃孫《張封公家傳》）。那時張石銘才十六歲，南恒和的大小家事仍由母親桂太夫人掌握。1903年分家時，32歲的他獨自繼承了大房的全部遺産，身價上千萬，這就使他收藏書畫、建造園林大宅和興辦工商實體有了雄厚的經濟基礎。

　　張石銘舊居正廳上懸挂著清末狀元張謇所書“懿德堂”匾額。“懿德堂”的由來，説的是張石銘對母親十分孝敬，遵循古訓“女子多德曰懿”，故而得名。還有一幅抱柱聯“羅浮括倉神仙所宅，圖書金石作述之林”，是清末宣統皇帝的老師鄭孝胥所書，上聯是説張氏舊居的建築很豪華、精致，像神仙住的地方一樣；下聯讚許張氏的人生愛好，金石、碑刻、藏書無所不能。花廳正上方懸挂著“以適其志”匾額（現為倣制品），為康有為所書，出自張翰（字季鷹，江蘇松江人，西晉文學家，齊王執政時任大司馬）“人生貴得適志”之意。其時皇叔爭權，禍難不斷，史稱“八王之亂”。張翰預見齊王將敗，推托思莼羹，鱸魚燴，即回故土。不久，齊王被殺。

　　張石銘甲午中舉，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四月參與康有為“公車上書”，提出拒簽和約、遷都抗戰、變法圖強三項主張。戊戌變法失敗後，張石銘便聚集古書、收藏碑刻，經商聚財，養心修志，取適于己。張石銘的這段經歷與張翰頗相似，故康有為所書“以適其志”是有所指的。

　　張石銘繼承家庭傳統美德，經商以誠信為本，言達于行，信譽第一。他從絲鹽起步，延伸到其他産業，在浙江、上海、江蘇等地開辦絲行、鹽務、典當、醬園，經營碼頭、房地産和投資銀行、錢莊等，是中國早期進行外貿的商人。至上世紀初，張家財産在上海富豪排列中名列第三，其中張石銘1921年前後就擁有上海灘價值500萬銀元的地産。

　　張石銘本來並不想真正做官，就花點錢，捐了兵部車駕司候補、江蘇道員等名分，只要有書讀，有畫看，有石玩，有文朋詩友往來，就覺得此生足矣。他與國畫金石大師吳昌碩，篆刻家丁輔之、王福庵等有文墨之交，為西泠印社的主要讚助人之一，至今西泠印社還留有他書寫的對聯石刻。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他在南潯鷓鴣溪畔補船村，小説家董説讀書隱居處的豐草庵和黃葉臺舊址，拓地30余畝，建造了一座比劉氏小蓮莊、龐氏宜園規模更大的園林建築，取名“適園”。鄭孝胥所作的《適園記》碑文中雲：“張子取‘季鷹適志’之語曰適園。”意指他不願在外做官，寧願要適合自己的心態和性情。陳其採《吳興導遊》寫道：“外園石山之堆砌，尤極玲瓏精致，回廊壁間，砌有歷代名賢手跡碑刻甚多；內園有四面廳，廳前奇石數方，頗是古雅。又有玉蘭樹兩株，為鎮上最巨者。再進有一土山，結構自然，無雕鑿痕，海棠篁桂，雜植其間，登眺四方，洞庭七十二峰，隱約可見。”

　　適園中還有六宜閣藏書樓，這是一幢古色古香的二層建築，三面臨荷池，一面通梅林鶴籠，清靜雅致。張石銘早在中舉之前就開始藏書，至1916年編《適園藏書記》時，已聚書十余萬卷，珍秘藏書僅目錄《適園藏書志》（繆荃孫編）就達16卷。

　　在適園的所藏珍本中，很多均有著時代的印記。如宋版本《東都事略》130卷，在目錄後刻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許覆板”兩行牌記，正如時下“版權所有，翻印必究”，可知我國對于著作權（或版權）的保護起源甚早。

　　《北山小集》和《李賀詩歌編》，都是宋代人利用當時廢舊的公文紙背面印刷的，上留不少關防大印，可見古人愛惜物力之精神。

　　江蘇吳縣（1995年撤消吳縣，建立吳縣市<縣級>，2001年撤消吳縣市，原吳縣市轄區分設為蘇州市吳中區與蘇州市相城區）的黃丕烈是清乾嘉以來最著名的一位藏書家，經他校跋品題過的“黃跋本”更是彌足珍貴。民國初年，適園有“黃跋本”101部，位居各藏書家前列。後來這些“黃跋本”都讓售給當時的中央圖書館，當時的中央圖書館約160部，其中適園舊藏便佔三分之二。值得一提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日軍侵佔上海租界，當時東南各藏書家所藏古籍大量散失，駐滬的美國哈佛燕京學社、日偽的華北交通公司都在搶購，鄭振鐸根據張元濟函告，十分關注張氏藏書，為免遭日軍掠奪式流往國外，經鄭振鐸、徐森玉等人的努力搶救，張氏藏書于1941年4月由當時的中央圖書館收購，運往重慶。可以説，張石銘祖孫三代的這些藏書，幾十年來一直是中央圖書館最大宗且最完整的故家舊藏。

　　龐家的“樹德莫如滋，唯善以為寶”

　　南潯“四象”之一的龐家發跡致富後，牢記祖上遺訓，倣照杭州“紅頂商人”胡雪岩的胡慶余堂，在南潯鎮龐家老宅門埭（現東大街）開設了龐滋德國藥店，店後面是制藥工場和藥店倉庫。藥店的店名，出自龐宅的一副對聯：

　　樹德莫如滋，

　　唯善以為寶。

　　龐滋德國藥店自制丸散、膏藥、飲片，冬季代煎膏方，各類藥材齊全，制作精細。每種藥稱好後必須互相核實蓋章再包扎成寶塔狀。因此，“藥店館算半個郎中”。

　　龐家繼承“德”“善”的家訓家風，抗日戰爭前，凡窮苦人家無錢贖藥的，可到賬房裏討個“經折”，到龐滋德國藥店贖藥，記上一筆，分文不收。這在當地被傳為美談。當抗日戰爭的炮火逼近南潯時，大批民居、老字號被焚。因東柵龐滋德國藥店屋已毀，龐家就暫借南柵徐家弄口邱宅營業。後來又搬到南東街南安橋北堍，人稱“南龐滋德”。龐家看到南潯藥業之首“方大全”老字號被毀後，于1939年買下了“方大全”國藥店（寶善街）地皮，經擴建重開龐滋德老字號。整個店堂好不氣派，櫃檯角有兩塊黑底金字“琪花瑤草”“益壽延年”的豎牌，靠墻壁一副銀杏木對聯“水清魚避影，松靜鶴留聲”為翁同龢所書。1946年請國民黨元老于右任親書“龐滋德”金字招牌。這家南潯古鎮至今唯一幸存的百年老字號國藥店，猶如一位飽經風霜的老人，見證了龐家的鄉情、慈善和誠信。

　　南潯龐家素有愛鄉愛國的情懷，早在老太爺龐雲鏳時就立下“樂善好施”的淳樸家風，多次捐資興辦育嬰堂、棲流所、清節堂等慈善機構，據朱祖謀《光祿龐公祠記》記載：“公衣無紈綺，器不雕鏤，深藏若處，比任氏之折節，樂善不倦，薄周人之既織，凡育嬰恤嫠諸義舉，以及築橋梁修道路，靡不解囊所助……”清同治年間，南潯一帶的貧困人家溺死女嬰時有發生，龐家與劉家等富商捐資倡議設立育嬰堂。當時浙江巡撫劉秉璋得知此事後，特獎以“保赤同仁”匾額以彰德行。

　　龐萊臣、龐青城兄弟的視野似乎比父親更為開闊，敢于開風氣之先。他們在家鄉創辦了國學講習館等學校，為南潯造橋修路，甚至還出巨資修繕杭州的拱宸橋。龐家還在湖州創立“棲流所”，以安置窮苦無依、無家可歸的流浪貧兒。龐家主人遊覽蘇州時，看到蘇州的慈善機構“清節堂”很有意義，便倣照在湖州建造“清節堂”，為孤寡老婦養老送終。光緒年間，直隸、河南一帶水災，龐家募集災款數萬兩助賑，得清廷嘉獎，賜予“樂善好施”匾額，並準予建坊。

　　龐家等富商還為當地百姓辦了一件大好事——重修荻塘。塘者，堤防也，據史料記載，湖州至平望的古運河及其長堤，始建于東晉，主持開挖者是時任吳興太守的殷康。至唐代，湖州刺史于頔重修整治，世人為了紀念這位治水功臣，將荻塘改稱頔塘。

　　這條水路是南潯通往外界的要道，但至民國年間，由于年久失修，已難以負荷日益繁忙的水運交通。民國十二年（1923年），湖州、南潯商會召集富紳重修荻塘，全長72裏河駁岸全部改為石砌。工程以舊館為中心點，自舊館東塘橋東至南潯鎮西市梢，由南潯負責，東塘橋西至縣城由湖州負責。龐讚臣被推薦為南潯修塘事務所的負責人。他得到南潯公會（旅居上海的南潯富紳協助家鄉事務的上層組織）的支援，由南潯公會負責募集資金，龐讚臣負責修塘事務。修塘共支付費用83萬元，南潯鎮負擔了一半費用。民國十七年（1928年）在舊館建荻塘碑亭，亭內立《重建吳興城東荻塘記》碑石，高約3.5米，寬1米，其陽面刻碑文，陰面列捐款者姓名、金額、收支等。這次獲塘的重修，實為南潯乃至湖州近代史上固堤防澇的一大民生工程。

　　顧家不朽的“希望工程”

　　南潯“四象”之一顧家第四代中最傑出的人物是顧乾麟(1909—1998年)，生于上海，原名怡康，字乾麟。他不僅重振了顧氏家業，而且以創辦中國歷史最長、受獎學生最多、設置學校最廣的“叔蘋獎學金”，名揚中外。

　　顧叔蘋是顧乾麟的父親，他胸懷奇志，秉性慈祥，為人真誠，正直不阿，在經商辦廠的同時熱心慈善事業，尤其注重教育。無奈時運不濟終因操勞過度患上腎炎，纏綿病榻。此病在當時為不治之症，不數日溘然長逝，年僅三十六歲。顧叔蘋病故時，顧家已負債三萬七千兩銀元，當時顧乾麟年僅十七歲。臨終時，顧叔蘋執著兒子的手説：“一個人不能無錢，不過錢要賺得正大，用得光明。不要被錢利用，要利用錢。得之社會的，必須還之于社會。”

　　父親的遺言，從此銘刻在顧乾麟心上，成為他人生的坐標。因家境所迫，他不得已中斷學業，進入顧氏家族的怡和公司工作。為了更好地子承父業，在經營企業方面缺乏經驗的他決定從基層做起，從粗活幹起，名義上是“見習經理”，實際上只是一名練習生，月薪僅二十元。每日過磅棉花、廢絲、牛皮和羊皮，身兼學徒、賬房、倉庫保管員和經理等職。經過十余年打拼，中落的家業終于得以重振。

　　1939年，已成為怡和公司總經理的顧乾麟看到，由于抗日戰爭，上海物價飛漲，不少成績優異的中學生因家境貧困無力繼續升學，自己所在的怡和公司打包廠只想招5名實習生，竟然收到200多份申請書。這些求職者，大多數是因為付不起學費而輟學的孩子，其中有許多成績很優秀的學生。想到自己當年有過同樣的失學之痛苦，再聯想到父親臨終前的囑咐，顧乾麟決定遵循父親“得諸社會，還諸社會”的遺訓，父親的名字在上海創立“叔蘋獎學金”，專門資助那些身陷窘境的貧困學子。

　　“叔蘋獎學金”除資助全部學費和書雜費外，對學習成績特別優秀的學生還資助膳宿費。此外，得獎學生還可在指定診所享受免費醫療，在專門為他們設立的校外活動中心借閱圖書，做物理、化學實驗，學習打字、速記、護理、縫紉等技能，以及組織文化娛樂、體育、參觀遊覽活動等，使他們獲得在當時學校教育中得不到的比較全面的教育和鍛煉。中學畢業升入大學、大學畢業出國深造的優秀得獎學生，可繼續獲得獎學金和資助。從1939年至1949年十年間，“叔蘋獎學金”共舉辦二十期，資助貧苦學生達1100多人。

　　直到1950年2月，顧乾麟全家移居香港之後，還給設在上海的“叔蘋獎學金”管理處匯寄了第二十期的獎學金。上世紀50年代中期，因某些歷史原因，獎學金被迫中斷。到1986年，顧老先生在政府有關部門的支援下，又在上海恢復了中斷三十多年的“叔蘋獎學金”，繼而又將獎學金擴展到北京和南潯等地，形成從中學、師范、大專院校到碩士生、博士生、博士後的獎學金係列化。

　　為使“叔蘋獎學金”持久地辦下去，顧乾麟先生早在1991年就想到，自己年事已高，趁在上海出席市政協七屆四次會議的機會，在上海錦江飯店委託叔蘋同學會的宗必澤口述關于“叔蘋獎學金事業繼承人”的遺囑，指定次子顧家麒（浙江省政協委員、著名外科醫生）作為繼承人。1995年，顧乾麟先生又慨捐港幣1000萬元作為增補獎學基金之用。目前，“叔蘋獎學金”已成為我國私人創辦歷史最長、受獎學生最多、設置學校最廣的獎學金。

　　顧乾麟並不是頂級富豪，在上海他只是略有資産，在香港更只能算小富而已，卻傾心盡力踐行父親“得諸社會，還諸社會”的遺訓捐資助學，令人欽佩敬仰。為此，顧乾麟本人過著簡樸的生活，自己和家庭開支甚為節儉。曾在香港為顧乾麟夫婦保健治療的董元吉（叔蘋獎學金第8期得獎同學）回憶過這樣的細節：顧乾麟先生平時在家用餐，午餐和晚餐都是極普通的家常菜，兩葷兩素一湯，到香港後六十余年一如既往。1986年，董元吉發現他的一套深綠色西裝褲腿前面有個黃豆大的破洞，提醒他不要穿了，顧先生回答説：“我已經七十多歲了，還買啥新西裝，馬馬虎虎，省省算了。”

　　顧乾麟崇文重教的家訓家風，對子孫後代影響極大。他的長子顧家振，是美國斯坦福大學碩士，建築師；次子顧家麒，是香港著名的泌尿科專家，香港第一個為患者成功施行換腎手術的外科醫生，英國皇家外科學院、愛丁堡皇家外科學院和美國外科學院三院院院士，浙江省政協港澳委員；三子顧家邦，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商科畢業，香港顧氏公司執行董事；四子顧家麟，美國波士頓大學商科學士，亦是香港顧氏公司執行董事；女兒顧文梅，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商科畢業，供職于英國康橋圖書館……

　　我坐在大橋下的小亭裏，小船的櫓槳聲把我從歷史的記憶裏拉回。眼前的古鎮南潯沐浴在燦爛的陽光下，讓我回到童年，只是常給我講“四象八牛”傳奇故事的老母親早已不在了，但那些南潯的老家風依然清晰可見，那些傳承和弘揚家訓家風的精神仍綿延不絕。今天，我們重拾這份傳統精神力量，深入挖掘和整理家訓家規家風的寶貴遺存，充分激發“最美家庭”的乘數效應，無疑是對中華傳統文化的傳承和弘揚。（陸士虎 攝影：沈勇強）